书写生活的常态表达生命的真实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曾经喧嚣一时的朦胧诗渐渐沉淀。其思想内涵和艺术形式逐渐定型。其创作风格如跳跃的结构、新奇的意象及关注现实的精神内核等，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传统。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在朦胧诗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开始不满于它的停滞及局限，于是决定自行探索，创造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他们带有强烈实验味道的诗歌。具有迥异于前辈诗人的特征，于是按照这一群体出现的时间，评论界称他们为“第三代诗人”，以区别于建国后第一代带有强烈政治意识形态意味的诗人，如公刘、白桦；区别于第一二代张扬个性但又关注社会的朦胧诗人，如舒婷、北岛。当然，八十年代中期之后的批评与创作一样是多元化的。对这一诗歌流派的称呼也多种多样，如“后新诗潮”、“先锋派”、“新生代”、“崛起后诗群”、“后朦胧诗”等。     

中国古代诗歌内涵

在远古祖先的心目中，“歌”与“诗”是同一种文学艺术。“诗”是“歌”的内容（文学形象），“歌”是“诗”的表现形式（音乐形象），它们彼此相依、相互融贯，如同语言中词的音和义。中国古代的诗歌是一种歌咏的语言艺术，无“歌”不成“诗”，无“歌”没有“诗”。因此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诗人”这一称谓至少包括以下内涵：（1）自创并演唱诗歌的人；（2）自创或改编原创作品演唱的人；（3）只创作不演唱的人。而中国古代的诗歌是：以激情为血肉、以语言为建构艺术、以歌咏为表演艺术的一种文学体裁。以真情去激荡语言的美化，以歌声去撞击听众的和鸣，乃是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特色。     

诗意城市:上海先锋诗歌论

20世纪80年代。在“朦胧诗”兴盛后。出现了“新生代”诗人群。四川、北京、上海成为其重镇。上海出现了“海上诗群”、“撒娇派”、“城市诗”等。上海师范大学一度成为上海先锋诗人的摇篮。2004年10月24日至26日。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人文与传播学院主办了“诗意城市：上海先锋诗歌研讨会”。来自全国50余位诗人、学者参加了会议。就先锋诗的概念、城市与先锋诗歌的关系、先锋诗歌的历史与发展、先锋诗歌的境况与批评等话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讨，有不少颇为精辟的见解。在此刊载的是由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剑龙根据会议录音整理的发言。     

试论朦胧诗的模糊性与象征手法

文章从“滕胧诗”一词的导源、释名入手，指出了朦胧诗主题的模糊性存在两种情形。一是晦涩型（即诗意艰深难懂）；二是多值型（即诗意亦此亦彼）。认为朦胧诗的模糊性有着多种致因，但最主要最直接的还是象征手法使然。象征的主要特征是“暗示性”（即通过某一特定形象以表现或暗示超越这一形象的含义）。象征的生成机制是相关事物间的“可拟性”（即相互对应关系）。由于社会历史环境和政治文化背景、西方现代文艺思潮以及我国传统诗论的多重影响，诗人往往选择象征手法进行创作。而正是由于象征所具有的涵盖性及主观随意性等特质，导致了朦胧诗主题的模糊性。文章从“量变到质变”的哲学思辨角度。指出了滕胧诗的“朦胧度”应有的极限。     

诗歌在朦胧中美丽

关于朦胧诗之争 　　1979年，青年诗人顾城在《诗刊》和《星星》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别具一格的诗歌。公刘 (也是诗人 )写了《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没想到他这一“谈起”之后，像顾城这样的诗就一再地被“谈起”。 1980年，《福建文学》围绕女诗人舒婷的诗歌创作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争论中，有一位评论家认为顾城和舒婷们的诗歌有意无意地写得十分晦涩、怪僻，他本来想称这些诗为“粗暴诗”，但一想似乎觉得不雅，于是他称之为“朦胧诗”。因此，“朦胧诗”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充当了一个挨骂的角色。同年 5月，北京大…     

历史需要沉淀——论朦胧诗

朦胧诗是我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生的现代主义诗潮,它在国内外诗坛均产生颇大反响。对朦胧诗和后朦胧诗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缘由及其美学特征,还有一些代表诗人、代表诗,以及对当时某些诗评家不确当的批评,诸如“朦胧诗表现‘小我’即‘自我’”、“朦胧诗看不懂”等,应恰当评价。朦胧诗和后朦胧诗既注意吸收古典诗和民歌的优点,又借鉴了现代诗的长处,为探索建设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新诗积累了经验,使新诗的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     

诗，诗人与流浪

作为写作现象的“流浪”，大体有三方面的内涵：一是指游历行为本身，另一种表达叫“行万里路”，二是指一种失“根”后的习理状态，对于写作来说可称之为“流浪意识”；三是指一种逃避方式，本质上即是、自我放逐”，远离主流化中心，走向生活边缘，也正是这些内涵将诗悬置于现实生活之上，使诗人游离于常态人生之外，流浪成为诗与诗人最具特征的外在形式，诗人因流浪而获得一种特殊的生存状态，这种状态赋予作品以苦难和勇毅双重品格，诗人在黑暗中摸索，坚定而执着，最终凝聚为永恒的诗魂，这就是诗和诗人的神圣力量。     

《春天，十个海子》赏析

诗歌是诗人人格的逼真传达，诗歌是诗人气节的生动显现，诗歌是诗人人性的婉曲诉说，诗歌是诗人志向的执着坚守。正因如此，故古人云：“诗者，志之所之也”；“诗者．持也，持人性情”。诗人海子于1989年3月14日凌晨3点至4点创作出《春天，十个海子》（见卷首），12天后即卧轨山海关，“诗人之死”可谓人清志高，笔者细读此诗，追念诗人，笔不由己，思不由己，恳请同仁专家指正。     

寻找美好--《我们去寻找一盏灯》欣赏

顾城(1956-1993),北京市人,朦胧诗派代表人物之一。出版诗集有《黑眼睛》、《顾城诗全编》、《顾城的新诗》等。“朦胧诗”又称新诗潮诗歌,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所以被称作“朦胧诗”。从六七十年代的地下创作,到70年代末“朦胧诗”的公开发表,再到80年代初引发出的声势浩大的关于“朦胧诗”的论争,便体现了这一运动的发展轨迹。最具代表性的“朦胧诗”派的诗人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梁晓斌等。在艺     

追本溯源，探究诗风——古诗词背景介绍策略谈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找到诗人感情的源头，摸清诗人感情的脉搏，就等于找到了理解古诗的金钥匙，能轻松穿越时空，与诗人产生共鸣。     

从朦胧诗到新生代诗－“新时期文学”回叙之二

“朦胧诗”的崛起是新时期诗歌运动中最重要的事件。“朦胧诗”这一指称是观念差异的产物。由于论争的话语效果，“朦胧诗”也一度遮蔽过一些为当代诗歌复兴作为重要贡献的诗人。“朦胧诗”主力作者在“文革”中的诗作，经评论界的发掘与阐释，与新的时代构成了热烈而暖昧的历史想象关系。而实际上，在“历史新时期”因为主客体的错位，他们的诗歌写作出现了与思想界想象的时代气氛不协调的现象。80年代中期集群式崛起的“新生代”诗歌，有着比“朦胧诗”丰富得多的精神资源，新生代的诗学是生命诗学。在寻找诗歌本体的过程中，新生代诗歌群体凭借自身文化构成上的优势，并利用了开放时代提供的机遇，对新诗建构生命形式的可能性进行了全面的尝试，这场诗歌实验留下的丰富创造实绩，值得我们投身其间进行灵魂的探险。     

诗人人格建设

境界说是《人间词话》的核心，与意境论密切相关，王国维还提出了诗人修养论。在王国维《人间词话》的《代序》中有这样一段字：“他认为伟大的诗人必然有高尚的人格，人格卑下不可能创作出伟大的学作品。”俞平伯在《作诗的一点经验》（《新青年》8卷4号）声称；“至于怎样才能解放做诗底动机？这关于人格底修养，是另外一个问题。”康白情的《新诗底我见》：“要预备新诗的工具，根本上就要创造新诗人；瘫就是要作新诗人底修养。”吕进先生提出“抒情诗人应该有两方面的基本修养：一个是人格精神，一个是艺术功力……诗人的人格精神的核心，一是他作为诗人在诗中的状态，二是他作为诗人对自己使命的把握。     

安徽诗人田间

田间是“时代鼓手”、“党性诗人”他的诗中蕴涵着诗人的“爱党、爱国、爱人民”的诗心和诗魂，诗人的创作生命一直在主旋律中跳动延伸，诗人的创作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唐代诗人的雅号

唐代是一个以“诗”著称的时代,现今仍可查考的诗人有两千三百余家,上至帝王将相,下到贱民奴婢,都有很成熟的作品。正是他们造就了中国诗歌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唐诗的繁盛表现在诸多方面,诗人的雅号就是其中之一。除了人们熟知的“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鬼”李贺之外,笔者还可以列举出如下一些。     

《山民》的寓言化解读

《山民》的作者韩东是20世纪80年代“先锋诗派”的代表人物。所谓“先锋诗派”也被人称为“后朦胧诗派”,是我国当代诗坛上继“朦胧诗”与“寻根诗”之后出现的一种诗歌现象。如果说“朦胧诗”更多地表达诗人的主观情绪.“寻根诗”更多地关注诗歌的民族文化内蕴,那么“先锋派”诗人则一反常态,把诗歌拉回到当代人的生活实际与个体存在中。     

浅论当今诗歌的语言建设

中国新诗，从新文化运动至今，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其发展进程也摇摆不定，但众多的诗人为诗歌发展呕心沥血，做出了建设性的贡献。至天安门“四五”运动后，“血脉相承的使命意识激发了新的呐喊，中国民众以诗的方式启示了自身的醒悟”，一些诗歌建设者开始对诗歌文本进行了一些改造和重建工作，一种全新面容的诗歌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就是７０年代来到今所谓的朦胧诗（可能它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已存在，同时，这也是一种大称谓，在后来，也曾出现“反朦胧诗”和“ｐａｓｓ北岛”的呼声。”） 作为一种新的诗歌文体，朦胧诗也经历了曲折的…     

夏日，风景这边独好

初夏，夏季的第一月，即农历四月。初夏的景色可谓美不胜收，南宋诗人范成大独具慧眼，把镜头对准了村头的一角，没有夏日的燥热，有的却是夏日带来的悠闲。诗中声音动静结合，景物明暗相互渲染，既洋溢着初夏的悠闲感觉，也满怀着对田园生活的自得其乐。（作品与注释见本期“开卷语”）     

接续新诗传统的努力：《新九叶集》初论

2019年《新九叶集》出版标志着“北外诗群”的亮相。这群诗人以接续“九叶诗人”和“作者兼译者”的新诗传统为目标,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朦胧诗”“第三代诗歌”潮流同声相应。其创作感受敏锐、诗思冷静,善于抒写日常生活的平凡性及发掘点滴颖悟;对于中外语言文化“交叉地带”的描述,自信从容的气度折射出时代的进步,也是这一诗群化解近代“悲情史观”的极大特色。他们致力于外国当代诗歌、超越英法俄的多语种译介,拓宽了中国诗歌发展的眼界,业已融入中国新诗传统。《新九叶集》及“新九叶”诗人的出现,重新提出了学校教育与诗歌教育的严肃话题,值得引起关注与讨论。     

爱的呼声--读舒婷的诗

舒婷是“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之一，好的诗把友谊、爱情作为抒情对象，弘扬真挚的友谊和坚贞的爱恋。好善于把内心的真实感受、独特情绪融入诗中，并且从人性和生命的角度关注现实和人生。     

苏轼文化人格之新探

苏轼生于1036年，卒于1101年。诗人作品中屡次出现的孤鸿、飞蓬的意象恰是其一生的真实写照。苏轼三遭贬谪，即他的自嘲诗中所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之贬起于北宋名的“乌台诗案”，儋州之贬则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最远的放逐。儋州就是被称为天涯海角的海南，诗人正是在从儋州北归的途中染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