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来陕西地区南冥学研究的新进展

南冥先生(1501-1572),姓曹名植,字楗仲,号南冥,是韩国历史上李朝时代著名的性理学家、实学家、教育家。南冥先生自幼熟读中国的“四书”、“五经”,特别喜读《左传》、《中庸》、《大学》、《近思录》等,他在研究和吸取我国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性理思想的基础上     

宋代理学名儒与四川易学

在易学发展史上,宋代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被称为“宋易时期”。所谓“宋易”,乃是针对“汉易”而言,是基于宋学与汉学相对的易学学风和阶段的划分。宋学特别是宋代理学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对易学的研究分不开的。理学主要是心性之学．注重探讨性命义理,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就是《周易》的经传。     

一部填补理学研究空白的创新之作——读《宋代四川理学研究》

近读蔡方鹿教授新著<宋代四川理学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8月版),这是国内第一部以宋代四川区域文化--理学为研究主体的专著.在作者看来,作为宋代理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宋代四川理学不仅是广义的宋代蜀学发展的高峰,亦是整个巴蜀文化发展的高峰,并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理论深刻影响了宋代理学乃至整个宋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参见<宋代四川理学研究>第283页,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太极图：东方太极科学之光

太极图：东方太极科学之光束景南一、“太极图”原始名称叫“先天图”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阴阳鱼图”出自宋代，“太极图”起源的年代当距此不远。但是从宋代到明代，凡是称“太极图”的，都是指理学家周敦颐所解说的那张图（图１），而不是指“阴阳鱼圈”。把“阴...     

明前期理学家笔下的梦境呈现与理学体悟方式

历代醇儒通常对于梦境、幻觉等理智所不能把握的存在极少言说,并自觉将神异现象排斥在正统儒学之外。但在明代前期理学家笔下,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状况:方孝孺、曹端、胡居仁等人诗文中很少见到梦境记录;但宋濂、薛瑄、吴与弼、陈献章、罗伦等人不加避讳地频繁运用梦意象、记录梦境,且梦境往往是与圣人晤面、受圣贤教诲并得到先贤赞许、聆听先贤口传理道等与理学体悟相关的象征性场景,同时伴随着与修身工夫、境界相关的暗示意味。本文通过探究明前期著名理学家文章中梦意象的呈现方式和表现差异,结合理学家的个性和履历、明前期思想界的生态状况,解析其理学体悟涵养方式的内涵特征,并由梦境这一入口管窥明前期理学家的精神世界。     

祠堂：家族文化的中心

祠堂：家族文化的中心谢长法祠堂的源流可以追溯到先秦时的宗庙，然而，真正的户外祠堂则是始于唐末、五代时期，而祠堂的大规模出现则是在宋代。宋代理学家鉴于五代时士族衰落、谱牒散亡的状况，大力提倡恢复宗子法。宋代理学家提倡立家庙，供奉家族中历代祖先的神主牌位...     

谈“养正”与“守正”

讲正气，着眼于“为人”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舍。宋代名士文天祥作《正气歌》以明志：“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日浩然，沛乎塞苍冥。”，他把“正气”看成是“为人”的道德规范中最根本的准则和价值取向中至高无上的追求，生则必秉正气而不移，     

陆九渊“吾心即是宇宙”的认识论意义

陆九渊作为心学开山与朱熹理学思想相对峙，多数学将朱陆之异界定为认识与存在之别，认为陆九渊以心为本体，朱熹以性理为本体，陆九渊提出“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的论断表明其以心为生发宇宙万物之源泉的观点。笔认为此说法尚须进一步探讨，陆氏同样承认天理的至上性，吾心即宇宙似乎更多的在于开启人们的主体意识，从而把握天理、认识世界。     

理学家的诗情──论朱熹诗的主题特征

一 《鹤林玉露》卷一六载：“胡澹庵上章荐诗人十人，朱文公与焉。文公不乐，誓不复作诗。迄不能不作也。尝同张宣公游南岳，唱酬至百馀篇，忽瞿然曰：‘吾二人得无荒于诗乎？’”这段佚事生动地写出了一位热爱文学的理学家对诗歌创作欲爱不能，欲罢不忍的矛盾心态。从纯粹的理学家立场来看，吟诗作文是有害于道德追求的。《二程遗书》记载程颐的言论：“问作文书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古之学者惟务养情性，其它则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句…     

宋代理学家的双重追求

古代中国学术与政治关系之紧密，堪称我中华明的一个显特征。但执意认为中国的学术始终不变地是政治的附庸，却似乎太过武断。我无意强调学术的“自觉意识”刚好从宋代开始，然而，至少，我认为在宋代理学家那里，学术与政治二的关系处于某种相当健康的态势，不仅学术具备了独立的尊严，学们又何尝成为溺于“故纸堆”的酸腐学究？或许，这健康竟是空前绝后的呢。     

朱熹后裔变族考——朝鲜族新安朱氏谱书研究

朱熹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名扬中外。他的理学思想不仅对中国的封建社会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且在13～14世纪对高丽于朝的封建统治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中国，多数人部知道朱熹为中国“理学之大圣”，而对朱熹后裔一支变成朝鲜族一事却知者甚少。笔者是中国的朝鲜族，也是朱熹的后裔。那么，我们的家族是如何变成朝鲜族的呢？     

煮粥思源——粥史之一

“粥”的本字是“鬻”。字中的“鬲”,为最原始的煮粥器,是猿类进化为人类的物象标志。“粥”置“鬲”上,兹证是野蛮到文明的食象标志。人以口喝粥,“人”加“口”就成了“史”。因而,这一碗粥里就装得下中国历史。     

濂溪之诗思与理趣

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宗师,字茂叔,号濂溪,学者们称之为濂溪先生。宋儒的“心性义理”之学,由周敦颐首先阐发,从而打破了理学家所谓孔孟以后道统中绝的状态。他提炼了《周易》阴阳变化的思想,建立了儒家宇宙发展观纲要,对道学的起源有重要的意义,对后来道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周敦颐“雅好佳山水,复喜吟咏”,所存诗歌虽然不多,仅28首,但这些诗既体现出哲学家的理性,又表现出诗歌的形象性,诗思与理趣有机地融合为一体,显示出理学家诗歌的一般风貌。     

朱熹"法者,天下之理"辨析

正作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朱熹不但是理学的代表人物,为"集诸儒之大成者",而且在法律思想方面也颇多建树且影响深远,故向来亦为治法史者所重视。如在礼、法关系上,朱熹认为:"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朱子语类》卷六)而"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晦庵集》卷五九)。他指出:"盖三纲五常,天理民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本根也。"(《晦庵集》卷十四)"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晦庵集》卷四十     

中国文化中两种信仰体系的冲突——论宋代理学的排佛及其理论局限

宋代，士大夫崇佛之风日甚，几至人人谈佛。理学诸子为捍卫儒学地位，视佛学为异端，着力排佛。二程、朱熹强调儒佛界线，以儒家价值观立论，从“理”的“实”与“空”、“公私”、“义利”等方面力辨儒佛之异，指斥佛学无“理”，即便有“理”，其“理”也“空”；佛学立教，为“私”为“利”。但是，儒学与佛学本为两种不同的信仰体系，理学诸子以儒学价值观度量判定佛学之非，其理论有着先天的局限，故其排佛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     

明初理学向心学的转向——从曹月川到陈白沙

<正>明洪武年间,解缙以“太平制作之一端”(《明史·解缙传》)为由,上疏官方重新整理、修订理学经典。至永乐年间,《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正式修订完成,自此标志着朱学正式成为官方钦定的主流学说。与此同时,商品经济与市民社会的兴盛不断冲击着传统观念。针对这种情况,明初理学家以朱学为核心,力图维护其地位不被动摇。但他们在心性论、工夫论等立场上,不经意间改变了传统理学的原意,使之逐渐向心学靠拢。     

探访濂溪书堂

周敦颐，湖南道州人，生于北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卒于神宗熙宁6年(1073年)，字茂叔，号濂溪。周敦颐入仕51年，政绩显赫，深得百姓赞扬。他还是宋代理学的开创，影响了中国思想史八百年的基本走向，清康熙帝称之为“有宋理学之宗祖”。他撰写的《爱莲说》脍炙人口，其写《太极图说》、《通书》，虽然仅数千字，但却成为宋明理学的奠基之作。他的人品更是被黄庭坚赞为“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其晚年居于濂溪书堂。     

学人寄语

儒家的轴心突破 孔子和周公不同,在重建“礼”治秩序的努力中,他不乞灵於集体的“天命”,而诉诸所有个体的“仁心”,上自王、侯,下至士、庶,无所不包。他一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史记．孔子世家》）,而“诲人”又出之以“有教无类”的方式,也同样是为了激发和培育个人的“仁”意识。     

北京"胡同"的起源

→128胡同是北京极富地方特色的一景。北京的“胡同游”可谓盛极一时，颇受中外游客青睐。北京的历史、民俗等莫不与胡同息息相关，不脚踏实地到胡同一游，就不可能真正地了解北京。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人对充满了人情味的胡同更是满怀眷恋之情，说起来眉飞色舞，如数家珍。可要是一问起北京“胡同”一词的起源，恐怕很多人都不清楚了。构成“胡同”这个双音词的两个语素“胡”和“同”在该词中不能单独解释，至于古人有解释为“胡人大同”的，纯属望文生义。目前学术界所公认的解释则让人大跌眼镜—汉语中的“胡同”一词源于蒙古语中的“…     

寺庙辨异考

人们常把“寺”和“庙”混为一谈，其实古时“寺”与“庙”是有区别的。最早的“寺”是指官吏办公的地方，如大理寺、鸿胪寺，是“官署”的意思。寺，古文作“侍”解。《经典释文》说：“寺，本亦作侍，寺人，奄人也。”故“寺”的本义是从“侍”这一字义而来的，所以侍人办公的地方也就叫做“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