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东“惠门四子”与“惠门八子”考析

清代康乾时期,经学大家惠士奇在任广东学政的六年间,广交名士,栽培学子。但是由于不同史料的原因,在清乾隆之后学者即惠士奇门下汇集的广东学子,尤其对"惠门四子"、"惠门八子"的组成出现互相矛盾的说法。通过对各种史料进行学术梳理,细致的钩沉和考析,可以澄清经学大家惠士奇门下汇集的广东学子有数十人之多,其中佼佼者有"惠门四子"、"惠门八子"和"南海明珠"等。通过考察厘清其演变过程,可以窥见清中期广东士人的学术和交往风貌,反映康乾时期惠士奇对广东士人群体的重要影响。     

论何梦瑶的诗歌艺术风格及影响

“惠门八子”的诗歌风貌可以看作是康乾时期粤东诗风的一个缩影,而“八子”中又以何梦瑶为诗歌方面的佼佼者。何梦瑶之诗善于多形式地采借前人诗句,并以白居易、陆游、苏轼一派的清雅诗风为所尚,在运用上讲究形式和技巧,富有创新性。在岭南一隅的“江山之助”下,何梦瑶的组诗创作灵活地运用了蝉联体式,饶有地域风味。而他从惠士奇身上所师承的“软宋诗”风貌,一方面让他得到了杭世骏的赏识,从而拓宽了交友圈和知名度;另一方面更是拉开了粤诗风由唐近宋的帷幕,推动了粤东传统诗学的构建。     

从《红楼梦》看康乾时期的语文教育

《红楼梦》作为明清四大名著之一,作者从构思创作到成书经历了整个康乾时期,能反映康乾时期的社会风貌。本文以《红楼梦》为例,窥测康乾时期语文教育的地位、启蒙教育、女子教育和应试教育情况。     

论郑谷的交往诗及其特点

郑谷一生创作的交往诗数量众多,因时代影响和自我经历造成其交往诗与初盛唐交往诗差别迥异。通过研究郑谷的128首交往诗所反映交往活动及其交往诗的思想内容,探讨其交往诗的思想内容及程式化的创作倾向,以此了解整个晚唐士人的矛盾心态和创作风格。     

明末清初士人与艺妓关系探析

明末清初的士人多数不太认真研习儒家经典,却以文采风流,能诗词书画为习尚,以结社携妓交游为盛事.而艺妓这一特殊的女性群体也在迎合士人的过程中不断成长.他们的关系属于一种文化与情感的交往,影响是相互的.通过双方交往的社会基础、存在方式以及文化意义等方面,探析明末清初士人与艺妓之间那互为倚重、互为点缀、互为爱恋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明清时期山东士人生存之道的适应性选择

就士人群体生存之道而言,不仅仅受其社会经历、知识结构、生存环境等影响,还基于传统道德原则、明清社会变迁及区域社会环境等作出适应性选择。山东士人群体也在上述诸种因素综合影响之下,其生存之道展现出多样性。有些士人坚守忠孝仁义之理念,不向权贵低头;有些士人则舍弃道德原则,选择寄生性的生活;还有些士人不满足于现实生活的羁绊,崇尚自然,追求朴真,以隐逸来摆脱尘世的浊与俗。凡此诸种适应性选择,均是处于不同层次之士不同价值观念的体现。但是,仁义礼智信作为士人传统价值观,依然构成其生存之道的主流,并与其他非主流观念不断整合并完善。     

例谈三国时期士人政治立场转变及影响

三国时期的儒士王朗,他的政治立场从建安元年之前一直到三国时期经历了三次较大改变。作为士人群体中的一员,王朗个人政治立场的不断转变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士人的心态变化。在这种王朝更替与士人政治立场转变的影响下,仍坚持儒家经典纲常伦理的名教支持者与以注重法术刑名为主流思想的名法支持者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二者在思想上的碰撞,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三国时期至魏晋时期名教派与名法派在治世思想上的交流融合,也为后世的封建统治者如何治理国家提供借鉴,使两晋统治者注重顺应民心,儒法并用;以及对魏晋后士人融合儒道,在入仕与遁隐间寻求平衡,促进玄学发展带来一定影响。     

骨力坚卓意得少陵——论乾隆名臣窦光鼐诗歌风尚

在康乾诗风开始分疆别垒时,窦光鼐有别诸派,并不偏颇一家,以宗杜诗风立于文苑。而其诗风在康乾时期特别是乾隆朝,受到地域文化与家族文化双重熏染,影响其一生。窦光鼐继承儒家传统的人格精神与诗歌宗尚交融一体,呈现出深沉博赡的诗学风貌与介特中正的人格特征,同时其诗歌又反映出窦光鼐受宠于乾隆帝谨言慎行的人格多面性,其不仅与朝臣互有唱和,与寒门士子也有所交往,在有清文坛确有一席之地。     

略论士人知识群体的形成及社会属性

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知识群体形成，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政权建立，代表战国多元文化发展的士人与专制政治发生了冲突，秦王朝的焚书坑儒，西汉时期的独尊儒术就是冲突的表现形式。西汉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将士人群体置于专制政权设置的规范之中。士人群体的社会属性在此时基表确定。其社会生活表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创造和传承文化；追求个性独立；注重道德修养、追求人格完满；积极的用世思想。这些特，占．成为士人群体与其他阶级、阶层、社会群体的基本区别。     

论唐代官妓生活

唐代官妓是隶属官府乐籍的女性群体,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这一群体主要来源于世业承袭、生活所迫、私妓转化等途径。她们大多出身寒微或身世悲惨,鲜有却籍从良之机会,以侍宴及与士人交往为主要生活情态。在儒家思想占据重要地位的唐代社会中,官妓成为衡量士人道德标准之一,同时也在客观上影响了唐代的文学发展和婚姻观念。     

一部充满创新精神的中古文化史力作--评王永平《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

有关中国中古时代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已颇多其见,似乎很难有什么大的突破.近读王永平教授的新著《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以下简称王著）一书,顿时感觉到那不过是自己的一种成见.这部由12篇专题论文构成的中古文化史专著，以汉唐间为中心，分别考述了两汉时期、汉末、孙吴与蜀汉时期、两晋之际、南北朝和隋唐之际士人群体的流动与文化交流的史实，基本勾勒出中国中古时代南北文化“互动”的线索，     

清代丽江儒学教育与“士”阶层崛起

清代丽江儒学教育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地方官员致力于教、地方士人崛起及对本土士人的培养.丽土士人群体的崛起成为清朝丽江统治的中坚力量,促进了地方文化、风俗与社会变迁.     

固迷世纷永矣长岑--班固、崔駰人生道路之比较

班固和崔駰作为东汉明章时期的文学名人,具有诸多相似之处,通过对读<答宾戏>和<达旨>,可以发现班固功名意识强烈,崔駰则相对淡薄.这种差异源于二人家世背景、人生经历和个性的不同,并导致他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班固和崔駰经历了东汉历史上第一次外戚与宦官之争,他们的人生选择对东汉中后期士人具有初始意义,是东汉中后期士人命运的缩影.     

给低年级同伴群体分分类

儿童同伴群体是建立在感情基 础之上的，在相互交往过程中自发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群体。不同类型群体对儿童自我概念的形成、社会化的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重视和研究儿童同伴群体，意义重大。儿童同伴群体的发展经历了由“前同伴群体”到“同伴群体”的过程。入学之初，儿童严重缺乏社交技能，交往本着就近的原则，冲突频繁，合作意识薄弱，同伴关系很不稳定，尚未形成群体，两个人还能交往，三个人在一起时，交往合作就会发生困难，属于“前同伴群体时期”。但在这种初步交往的过程中，儿童的合作意识、交往技能开始发展。在共同的学习…     

沈德潜诗歌选本中的批评观

沈德潜是康乾盛世时期一位著名的评论家和诗人,他个人独特的经历与其创作的多部著作,形成了他复杂的诗学及其批评思想.沈德潜有《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四部独具特色的诗歌选本,这几部评选是沈德潜精心构思的著作.因此,以这四部评选中的序和凡例为主,来探析沈德潜的诗歌选本批评观,这是我们深入了解其诗学思想不可缺少的材料.     

顾梦游诗文佚作及其价值

顾梦游是明末清初著名的遗民诗人,好交游结社,其行迹遍吴越荆楚,所存六百四十首诗作中所涉及的友人达三百多人,呈现了明末清初庞大的江南士人交往圈与行迹图.诗文于<顾与治诗集>外仍有散佚.本文辑录顾梦游散存于<明遗民诗>、<东莱赵氏楹书丛刊>、<怀古堂诗选>等典籍中的诗文作品共九篇,进而考述其佚作在顾梦游个案研究以及明清之际文人群体研究、诗风嬗变研究中的文献价值和文学意义.     

方国珍与浙东三郡士人的关系

元末方国珍起义后,占据浙东三郡长达十多年。方国珍与浙东三郡的士人群体形成了三种关系,即:对抗型、疏离型和亲密型。士人与方国珍之间激烈地对抗为时不长。疏离型成为方国珍与士人群体关系的主要类型。他们普遍受到方国珍的庇护。可能受地缘关系的影响,亲密型士人主要来自方国珍的家乡。士人群体的存在对元明之际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明清时期淄川士人的社会交往与空间转换

通过对明清时期淄川士人社会交往基础和交往形式等问题的探讨,反映处于不同空间层次之士由于经济基础、政治因素等影响,其价值取向也有所不同,但是他们认同的基础要素是共同的历史记忆、生活遭遇和共同的志趣,而社会交往正是这种认同的重要表征。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促进福利院儿童同伴交往的团体辅导方案

良好的同伴交往是儿童社会化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福利院儿童是我国儿童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大都有遭遗弃或失去亲人的痛苦经历,再加上特殊的福利院养育环境使其无法拥有普通家庭的正常情感体验,很多儿童在与同伴交流过程中表现出孤僻、偏执、攻击行为较多等不良交往习惯,严重影响了同伴关系的质量,对其正常的社会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政治漩涡中的士人心态对苏轼“乌台诗案”诗文的政治文化解读

由于士人与政治间的密切关系,土人心态必然包括大量的政治内容。乌台诗案是北宋时期发生的一起文字狱,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它不仅在当时有重大影响,也为后人研究士人政治心态,特别是苏轼的政治心态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切人点。苏轼是士人群体的一个典型代表,其心态颇具典型性。乌台诗案构成苏轼政治心态演变的转折点。透过苏轼在诗案前、中、后的大量诗文,可以对苏轼政治心态及其变化有较全面的了解。苏轼的政治心态及其演变表明,在道、王夹缝中求生存的士人,其政治心态中存在着难以排解的紧张与焦虑。这是传统社会下,士人无法摆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