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民歌研究五题

明代民歌在中国文学演进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与晚明文学新思潮的关系,向来是文学史关注的重点之一。本文从具体文本入手,确认＂民歌＂乃本土词汇,非外来语;民歌与散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民歌乃文学史、文化史研究之珍贵资料;冯梦龙辑《挂枝儿》原作《打枣竿》等。     

明代民歌音乐文学的人民性探析

探析明代民歌音乐文学人民性形成的特殊时代背景,阐述明代民歌在内涵上传承和发展人民性特点,在表现形式上丰富了人民性概念,符合人民大众的审美趣味,经过不断丰富、发展和创新,最终形成举世传诵的繁荣局面。通过对明代民歌音乐文学人民性的分析与研究,或将为我囯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借鉴。     

论晚明传记文的世俗化倾向

在晚明小品高潮中，出现了大量的传记作品。这类传记作品的兴盛，有其文学内部的原因。首先，它继承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优秀传统；其次，随着晚明政治、经济和哲学思潮的变化，这些传记作品中又出现了新的因素。晚明传记文在内容选择和艺术追求上都出现了世俗化的倾向：在内容上，传主多为普通人物，多记传主的日常琐事；在艺术上则体现出适合市民需要的审美趣味。两者的结合，使晚明传记具有全新的艺术品格，折射出晚明的社会文化内涵。     

论宋代花鸟画中的世俗化因素

宋代是中国绘画发展的高峰时期,在此期间花鸟画风格发生了转变,由承袭黄筌"富丽工巧"的宫廷花鸟画逐渐转向于"清新淡雅"的世俗化花鸟画。世俗化花鸟画造型严谨、生动逼真、极具生活气息,追求人性化的情境,是对自然生活的再创造,将情、景、理融为一体,使宋代花鸟画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魅力。     

明代民歌的诗学解读

相对于“诗言志”与“文学是人学”这一类基本的命题而言,中国韵文的发展历程并不平坦,种种人为制造的“法”、“法度”、“法式”和“格套”,固然加快了韵文的精细化、“庙堂化”进程,但也大大地束缚了创作主体自由抒发情志的手脚.蔑视传统、张扬个性的明代民歌的兴盛,对旧有的所谓“规矩”是一个极大的反动,也让我们见识了文学的真正魅力.     

明代民歌中的民俗事象及其研究意义

民歌是语言民俗的一部分,同时又蕴含了丰富的民俗事象。以冯梦龙《挂枝儿》、《山歌》等为例,可以考察明代民歌中的多种民俗如婚恋民俗、信仰民俗与生产民俗。研究明代民歌中所蕴含的民俗事象有多方面的意义:明代民歌与民俗是紧密结合的,对民歌与民俗进行综合考察是中国历来的优良传统;明代民歌有助于明代民俗语言的研究;明代民歌中的民俗事象的解读有助于对明代民歌的深入理解。     

白居易诗歌的世俗化色彩

白居易是唐代著名的诗人,世俗化是其诗歌的鲜明特点,具体表现为选材世俗化、立意世俗化、语言浅俗化等方面。世俗化的特色使诗歌从高雅的＂阳春白雪＂走向＂下里巴人＂,大大拉近了与普通百姓的距离。     

民歌与明代散文创作

明代民歌数量剧增,曲调众多,反映生活的内容十分丰富,艺术感染力很强。明代民歌不仅流布于民间,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而且波及文坛,对明代文人的诗歌、散文、戏曲等文学体裁的创作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为明代散文创作的理论与实践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之路。     

论当下中国文学的世俗化与商品化

中国文学的世俗化有着较为长久的发展历程,而商品化则是伴随商品经济而来的。当下中国文学的世俗化、商品化主要袁现为作家创作、图书出版、文学期刊改版、文学评奖和文学作品影视化几个方面。面对当前学界对中国文学的世俗化与商品化毁誉交加的评论,我们所应秉持的态度至关重要。     

文学情感因素与晚明主情论文学思潮

无论对文学做出何种理解与阐释,我们都无法否认,情感始终是文学生成的一个终极性因素,也是文学得以独立存在、产生各种效用的必备前提,而离开对文学情感的体验与认同,我们对文学的感悟也就很难说是深刻的。或许正因为这样,在中国文论史上,文学中的“情”成了文学批评家们关注的焦点,“诗言志”的古老命题也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起点。晚明这一特定时代的多种因素,使得主情论沿着情感论发展的路线有所变化地向前迈进。     

论晚明小品的世俗性

除了形式上的篇幅短小和审美上的独抒性灵,世俗性是晚明小品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它主要表现在描写对象的广泛性,题材内容的生活化和语言的通俗化追求上。晚明文人在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思潮、经济环境影响下时代心态的变化导致其自身的世俗化,正是小品文具有世俗性的根本原因,同时,市民阶层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论明中后期温州地区的民俗偏离现象

由于社会结构及人们心态的变化,明中后期温州地区出现了大量的民俗偏离现象。既有人对民俗的偏离,又存在民俗对人的偏离,这两种类型的偏离既相互区别,又存在一定的联系。本文试利用文人笔记、地方志等温州地方文献资料,从民俗偏离的角度来理解明中后期温州地区社会风尚的变迁。     

论明代中后期歌唱音乐曲谱的记录与编印

明代中后期,歌唱音乐曲谱的记录与编印呈现出活跃的生机.南曲曲谱兴起编订的热潮,琴歌刊印风行,《乐律全书》中记载了丰富多样的歌唱音乐曲谱.明末的唱乐记录还流传到日本刊印成书.     

论宋濂对明代文学的奠基性导向作用

宋濂是站在历史交合点上的大文学家,其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实践对整个明代文学具有奠基性的导向作用。明代文学的走向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即明代文学的特质、与前代文学的差异以及对后代的文学的影响。宋濂《文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名篇,它集中地表达了宋濂的文学思想,又代表了宋濂散文的高度成就。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极盛时期,科举考试所用的文体是八股文。八股文在结构上的奥妙隐含在宋濂的《文原》之中,因而宋濂通过这篇文章影响了明代士子,进而也启迪了清代文人。     

温床与中枢:南宋与明中叶赣南在客家民系中的地位

在客家民系形成发展过程中,有两个历史时期赣南起了关键作用。一是南宋时期,这一时期湘赣闽粤边区的百姓和蛮獠多次联合进行反抗封建官府的斗争,其中心舞台在赣、汀二州,所以起事者通常被称为"赣寇"、"汀寇"或"汀赣贼"。这时的汀赣两州之地,犹如一座大温床,积极孕育着汉族的一个新的民系———客家民系的诞生。二是明中叶,湘赣闽粤边区再次爆发大规模的畲汉人民大起义,王阳明出任南赣巡抚,剿抚并用,平定了起义,并采取措施,促成大量畲民转化为客家人。在这一过程中,赣南是湘赣闽粤边区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对客家民系迅速发展起到了中枢作用。     

论晚明进步哲学、文学中心在湖北

晚明，鄂东化基础好，王学左派学术气氛浓，李贽长期居住在黄安(红安)、麻城，吸引了许多进步人士，形成了集结体，麻城成了进步哲学的中心；湖北公安、竞陵(天门市)二县又相继崛起了主宰整个坛的进步学流派、公安派和竞陵派。因此，晚明进步哲学学的中心在湖北是无可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