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校雠知识发展探析——以文集序跋为视角

宋人将前人所累积之校雠经验加以系统地归纳总结,并在整理图书过程中灵活应用,又结合有宋一代文化之特点,大力地开拓创新,遂使传统之校雠理论在两宋时期逐渐趋于成熟。考诸文集序跋可知,宋人对于校勘方法、校勘原则、文集版本梳理及文集作品编目等诸多传统的校雠知识已有深刻把握,并能在实践中熟练加以运用。     

略论鲁迅《古籍序跋集》的内容——以小说、历史为中心

《古籍序跋集》的内容可以大致分成七类,对这些内容的研究既有利于深入了解鲁迅的序跋写作和古籍整理两方面的成就,也方便我们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领略他的现代文学创作。其中,小说和史学两方面的内容,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明清时期商业知识的生产与传播

明清时期商业知识大体可分两类：士人正面阐释的经商价值取向,即“市道”和民间商人在实际买卖过程中总结出的具体经验。“市道”价值是对买卖经验在学理上的提炼与认可;买卖经验为“市道”价值提供丰富的知识资源,又在“市道”价值的影响下不断调整自己的知识内容。二者共同构筑了明清传统商业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过程。明清士人从中立的经商规律与积极的从商道义两个维度论证“市道”为“正道”,民间商人则在日用商书的内容基调、师徒授受的方式与具体的经商技术三个面相上秉持与表达“市道”价值。明清时期商业知识为商学在近代中国的起势提供了传统上的依托。     

创设情境问题 破解主干知识——以“明清时期海陆疆域的巩固”为例

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急,授人以渔则可解一生之需。同理,作为教师,教给学生知识,不如教给学生学习知识的方法,这对学生一生的发展也更加有意义。固然,学生也要转变自己的学习方式,由单纯被动的接受式学习向有意主动的独立式学习转变。《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在历史学习过程中,“通过搜集资料、掌握证据和独立思考,初步学会对历史事物进行分析和评价,并在探究历史的过程中尝试反思历史,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桃花源记》在南北朝时期的传播与接受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一篇经典作品。本文考察了其在南北朝时期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并分析了原因。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桃花源记》的接受,首先是如原作中呈现出来的避世隐选之意。在此基础上,后来出现了以桃源为景致和以桃源为仙境的变异。庾信是这一时期桃源接受的集大成者。     

近现代学者对元遗山的接受与诠释——以诗话为中心

诗话在元好问研究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如宋韦居安《梅磵诗话》、明瞿佑《归田诗话》、明都穆《南濠诗话》、清王士祯《带经堂诗话》、清翁方纲《石洲诗话》等,大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引起过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相比较而言,近现代学者撰著之诗话,利用则比较薄弱。其实,这些后出的诗话,亦散存大量的遗山研究资料,如加以蒐辑、整理、利用,既可使遗山及其作品传播与接受的历史链条趋于完整,又可觇近世诗风趣尚之流变。这一文学史料学的拓展,对当下的元好问研究,不无启发意义。     

《水浒传》的影视传播与接受——以长篇电视剧新《水浒传》为例

从传播学的角度,中央电视台2011年推出的长篇电视剧新《水浒传》是四大名著第二次改编中较为成功的一个案例。新《水浒传》利用当下"电视—视像"改编名著的技术优势,并借助多媒体的传播优势,实现了《水浒传》视觉传播的一次革命性变革,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同时,对于小说原著的思想、人物和情节也做了适当的改动,有些内容是全新演绎甚至是颠覆。这些改动一方面体现出编导、演员对原著的理解,另一方面更是为了迎合当代大众期待视野变化的结果。     

莫言在法国的传播与接受

莫言是最富创造力和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在海内外均享有很高的声誉。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国内外各大媒体的焦点。在法国,莫言作品被广泛地翻译出版并屡次获奖,客观地反映了国外读者大众对其作品的喜爱,从而说明了莫言作品在海外的接受度。本文通过对莫言作品法译本的传播进行梳理,探讨并分析其传播的原因。     

以“知识”为桥梁的师生关系及其法律建构

师生关系在中国有复杂的发展变化过程,不同的历史阶段,师生关系各具特征。作为师生关系的桥梁的"知识"存在于三重视野下,即认识论上的知识、作为权力的知识和作为美德的知识。应当以"知识"为桥梁构建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法律在这种新型师生关系构建中可以有很大作为。     

以“知识”为桥梁的师生关系及其法律建构

师生关系在中国有复杂的发展变化过程,不同的历史阶段,师生关系各具特征。作为师生关系的桥梁的“知识”存在于三重视野下,即认识论上的知识、作为权力的知识和作为美德的知识。应当以“知识”为桥梁构建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法律在这种新型师生关系构建中可以有很大作为。     

论金、元二代柳永词的传播与接受

金、元二代，柳永词通过选本的传播由彰显归于消歇，士人对柳永词的接受也呈现出潜隐状态。但消歇不等于消逝，潜隐不等于停滞。某些微小的信息已经透露出柳永词选本传播蓄势待发、东山再起的必然性，此期士人对柳永词的接受则更多表现为深层理解与心理认同。     

谢林在中国的译介、传播与接受

谢林及其哲学美学思想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和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建立以前,谢林的重要性未被认识,几乎都是被放在德国古典哲学的系谱中顺带提及;1949年至2000年,学界对谢林的关注和研究有了明显增加;2000年以来,谢林思想真正受到重视,近十余年来呈现稳步增加趋势.但相较于国外对谢林展开的全方位研究,国内的谢林研究略显冷清,尚需要更多的关注.     

李健吾对巴尔扎克的接受与传播

国内对巴尔扎克的接受与传播中,李健吾属成绩卓著者。他对巴尔扎克的观照较早、关注时间持续最长。他在诠释巴尔扎克上显示出来的个性,不仅昭示其对巴尔扎克理解的透彻,也反映了国内接受巴尔扎克的流变历程。他不是以一个普通接受者的身份来对待巴尔扎克,而是用一个文学创作者的热情和责任来传播巴尔扎克。     

法律传播效果与城乡社会阶层分化——以“知沟”理论为视角

从我国城乡社会阶层分化的现实国情出发,以“知沟”理论为视角探讨法律传播活动中的“知沟”效应,把传播效果研究纳入社会平等、民主与发展的框架内,将提升法律传播效果研究的现实性和批判性。     

路遥研究的“点”和“面”——兼论《路遥小说的传播和接受》

关于路遥的研究近几年已经逐步深入,主要围绕在路遥生平、路遥传记和路遥精神等方面,在此基础之上,细节的分析解读成为了路遥研究一个热点。《路遥小说的传播和接受》一书系统地将已有的研究进行了归纳和整合,利用史料、数据、实践方式等对路遥研究进行了理性的总结,在一定程度上对路遥研究的传播和接受进行了再现,并且能够在繁杂丰富的研究内容中,对路遥研究精细处理,理性反思。该书既有"面"的宏阔又有"点"的深入,对路遥研究有着一定的建设性、总结性、资料性价值。     

论苏轼对大禹的接受与传播

苏轼本为一代名人,但他对中华人文始祖大禹更为崇拜,在其著述中,有相当多的地方直接或间接提到大禹,主要表现在：《东坡书传》中对大禹相关事迹的集中考辨,如《大禹谟》、《益稷》、《禹贡》等篇;《仇池笔记》、《东坡志林》中对大禹的论述,如《大禹周公》等则;东坡诗文中对大禹的论述、颂赞,如：《禹之所以通水之法》等。苏轼上述对大禹的认识和评价,集中体现了他对中华人文始祖大禹的接受与传播,为大禹文化与华夏文明的研究提供了有一定学术价值的研究个案。     

欧阳修词在宋代的传播与接受

欧阳修的词史地位是在其词传播接受的历史进程中逐步确立的.宋代以歌妓为中介的口头传播方式和以印刷品为传媒的书面传播方式共同促进了欧词的广泛流传,并且起了不同的传播效应.宋代诸多词人深受欧词启发和影响,各有所得,并将之传承发扬.欧公写作艳词,然宋人多为其辨诬.宋代词论家将欧词视为雅词代表,而欧词的"诗化"倾向也遭到了部分词论家的批评.     

“80后”写作的炒作传播与消费接受

当前“80后”写作本身属于高雅写作之外的力量,文艺在“80后”写作中体现出了明显的消费化趋势,而精英写作则面临没落趋势。精明的出版商为使书能够最大限度地卖出,使“80后”文学带着浓重的商业炒作味道。其商业炒作给图书销售带来惊喜的同时,也容易使文学作品堕落为快餐产品。读者的消费接受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今读者在文学四要素中占有最主要地位且消费心态转向愉悦式阅读。     

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的国别关系研究——以欧美与苏俄为例

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在文化传统、诗学观念、审美习惯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现代中国文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传播与接受的情况各异。欧美和苏俄的情况具有代表性,如后者重现代、轻当代;重左翼、轻非左翼;重马列、轻多元;重"跟风"、轻深入。由此可见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的可能性和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