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协会对产业集群发展的作用——以河南许昌发制品产业为例

产业集群已经成为支撑我国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柱,我国产业集群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进一步升级及提高开放度问题.为了解决产业集群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各产业集群或自发或由政府出面成立了产业集群行业协会.本文对产业集群行业协会在产业集群发展中的职能及我国目前产业集群行业协会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并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微博作品侵权构成要件分析——以侵权主体为切入点

近年来,随着微博用户数量的急剧上升,出现了大量微博著作权侵权案件。以主体类型来分,侵权行为可分为用户侵权、网络服务提供商侵权以及其他主体侵权。从行为来分,有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对两种不同的侵权行为进行认定时,需要在构成要件的适用上有所区分。应通过提高公共著作权意识、改进相关技术以及完善法律法规等措施,加强对微博著作权的保护。     

“解释论”语境下的环境侵权私法救济——以“利益衡量原则”为考量

利益衡量原则是环境侵权私法救济的核心,即通过对受害者所遭受侵害的性质、程度以及加害行为的公共性、回避可能性等因素进行综合的利益衡量,得出终局的违法性判断。在"解释论"语境下,检讨司法实务中"利益衡量"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利益衡量要素,协调个人、环境、社会和经济等多元利益。以期增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在环境侵权救济中的可实施性。     

保险利益原则的实践困惑与制度完善——以财产保险为对象

保险利益原则是保险制度的灵魂,各国均将该原则作为统领其保险法的基本原则。并将其制度化。然而在我国,因制度规定的不完善使得该原则在应用过程中出现了诸多困惑和难题。文章仅以财产保险为例,对保险利益原则进行了初步探讨,得出了我国财产保险中保险利益的存在时点需重置、保险利益的规制对象需明确、保险利益的认定需制度化的结论。     

论中国巨灾保险立法的构建

作为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亟需出台巨灾保险立法。中国巨灾保险立法的构建应坚持如下五点:第一,确立保险补偿优于政府救助的巨灾损失补偿理念;第二,采用专项立法模式,先行出台专门的地震和洪水保险法;第三,确立公私合作的经营模式,明确市场的主导作用与政府的引导、支持者角色;第四,将巨灾保险界定为一种带有政策性因素的半强制性商业保险;第五,不断更新、完善巨灾保险法的配套制度。     

保险利益立法的缺陷与完善建议

虽现行《保险法》第12条第6款对保险利益下总括性定义,但该界定模糊,导致对保险利益的理解不一致,在具体适用时,争议颇多,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难以把控,易将保险利益界定扩大或不合理缩小。故应对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明确列举,采取法定权利人、占有人、管理人以及合同主体的分类列举方式;人身保险利益的范围增加具有法定保险利益的人员,将各国所普遍承认的合伙人、债务人等与投保人具有商业利益关系的相关人员列入,同意原则需加以被保险人书面同意方式的要求;同时,为适应保险市场的发展,增加对保险利益转移和消灭的规定。     

论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主体范围的界定

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主体范围的界定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情感利益和血缘关系为标准确立人身保险利益主体范围,二是以经济利益为标准,确立人身保险利益主体范围.对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的主体范围进行进一步界定,完善保险利益的对象范围,可以避免利益的主体范围划分不明确导致的道德风险和不当得利.     

论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体系——以我国的立法为例

世界范围内归责原则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一个由加害责任到过错责任、从客观归责到主观归责的演进过程。我国1986年《民法通则》确立了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的归责原则体系;2009年《侵权责任法》对归责原则体系进一步完善,确立了由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严格责任原则构成的归责原则体系。     

产业共性技术与行业协会的组织匹配——以温州为例

产业共性技术属于准公共产品,“市场失灵”会导致其供给不足,政府的介入无可避免,但如果政府的作用仅限于补贴（或税收减免）,供给又将面,瞄“组织失灵”。为此,在产业共性技术面临市场和组织“双重失灵”原因的基础上,基于行业协会的比较优势,提出产业共性技术与行业协会组织的匹配问题及作用机理,并以温州的实践加以佐证。     

论保险利益对人之效力——兼论《保险法》第12条之取消

保险利益原则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保险上的不当得利。我国《保险法》将保险利益仅仅是看作对投保人的要求,这使保险利益原则难以发挥其应有的目的价值。从保险利益的目的和宗旨出发应当将保险利益界定为对被保险人的要求。因被保险人的定义中已经包含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应具有保险利益的要求,所以在被保险人之外再另行规定保险利益原则没有必要,因此《保险法》第12条关于保险利益原则的规定应当取消。     

浅议责任保险对民事侵权责任的影响

责任保险的出现对传统的侵权行为法理论形成了巨大的挑战。除否定了传统侵权行为法所隐含之吓阻或预防损害发生之功能外,责任保险还改变了人们在侵权事件发生后的行为方式,从而在责任性质和赔偿金额以及侵权诉讼等方面影响了民事侵权责任的最终认定。     

网络个人信息侵权现状调研——以Cookie为例

Cookie跟踪收集用户信息导致用户信息泄露已是不争的事实。在Cookie收集公民个人信息侵权责任成立的背后,是公民个人信息保护让渡于因特网行业发展的侵权法理念和利益衡量。但在《民法总则》颁布的今天,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条款已经得到明确,这是新时代背景对于网络个人信息安全重视和互联网技术规范发展的二次利益衡量,是强调对于公民个人私法利益的保护。在此背景下,有必要重新明确网络服务商对用户个人信息收集的审慎义务,在一般过错责任原则的框架下重新解释隐私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均衡与和谐:对地方立法的利益解读

由于观念上对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的排斥,长期以来,我国地方立法因其地方和部门利益倾向倍受批评和指责。利益是立法的起点,法律的核心目标就是通过均衡利益实现社会的和谐。市场经济是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参与、竞争与合作的经济,市场经济下的地方立法首先应该是不同主体的利益表达机制,更应该是多种机制作用下的利益均衡系统。     

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认定新解——以直接获得经济利益为视角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11条规定了,"直接获利"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有"较高注意义务"。这在理论和实务中引发了一系列争议。通过立法回溯,"直接获利"源于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DMCA)第512条,然而我国既无"替代责任"的法律基础,又缺乏"控制能力"的构成要件,故"未获利"并非网络侵权责任的免责条件,"直接获利"也非归责条件。实践中存在"直接获利"认定标准偏低而"较高注意义务"偏高的问题,致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因正常的商业获利而被认定为对涉案内容具有主观过错。基于此,限定"直接获利"的情形,降低"较高注意义务"的履行标准,可优化网络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责任的认定规则。     

关于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建设的探究——以吉林省安华农业保险(政策性保险)为切入点

本文通过对吉林省安华农业保险模式以及该模式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切入点,从外部政策环境、法律保障、财政补贴政策和税收优惠、风险分散机制构建等方面对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设进行探究。     

社会立法过程的公民参与和利益表达——以《社会保险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为例

社会立法关涉国民福祉甚广、影响公民利益巨大,离不开公民参与其中并合法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社会保险法>作为近年来最为重要的一部社会领域立法,受到了举国关注.在其法律案公开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公民通过互联网、报刊以及信函等方式参与讨论,积极提供各类意见,体现了社会立法过程的公民参与和利益表达方面的特征.在这些特征背后,隐含着当前特定社会背景下丰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蕴.     

论建立以就业为导向的保险教育体系

在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化和保险事业蓬勃发展的双重形势下,我国保险人才市场呈现出供需两旺的良好势态,但目前保险教育却出现了"两难矛盾"的怪象:保险专业的学生工作难觅,保险企业则是人才难求.症结何在?保险学界如何克服存在的不足;各类高校如何结合自身的资源条件,找准定位、突出特色,通过形成错位竞争和差别优势,建立起以就业为导向的保险教育体系,从而为业界的发展更好地提供智力支持等一系列问题,就成了目前保险教育发展的迫切之需.     

“立法”立场的法律发现——以历史法学为切入点

在对法律发现的理解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从法的起源角度,另外是从法的适用的角度。目前,学界则更多是从司法视角去透视法律发现理论,立法立场的法律发现观鲜有提及。以历史法学为切入点,剖析立法立场的法律发现观的产生背景、观点及其影响,期待对该理论有个"全景式"理解。     

三螺旋角色互动对区域产业集群的影响研究——以丹麦风能产业为例

文章对产业集群和三螺旋理论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对丹麦风能产业发展进行了简单的概括和总结。接着以三螺旋理论为基础,对政府-产业-大学三螺旋角色互动对丹麦风能产业发展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和分析,从而总结归纳出丹麦风能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最后,借鉴丹麦风能产业发展的经验对我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提出合理性建议。     

盗窃罪之立法技术分析——以两个加重情节为切入点

以"盗窃金融机构"和"盗窃珍贵文物"为切入点,对盗窃罪的行为模式和法定刑进行分析,发现<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行为模式、加重情节、法定刑设定的认识极为混乱和不科学,从而造成了盗窃金融机构和珍贵文物行为的构成性地位不明,加重情节规定层次混乱,法定刑设定依据与幅度失当等问题,而造成这些混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科学的立法技术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