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与政府之权限——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西方古典自由主义认为自由与有限政府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比如,英国人民先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再通过与国王之间的多次较量和斗争,最终建立了有限政府,而有限政府的建立使英国能通过不断的改革,从而不断地提高和扩大人民的自由权。《新民丛报》学人认识到了自由与有限政府之间的重要关系,积极地介绍西方国家特别英国思想家关于自由与政府权限的重要思想,以启蒙国人,力求在中国建立一个有限责任政府。     

论国家独立权与国家自由——以《民报》为考察对象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许多领土被西方殖民者强行割让、侵占。中国渐渐丧失了国家的许多独立权。《民报》学人在了解国际法后,主张运用国际法,和平地收回国家独立权,从而实现国家自由。这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因为国际法背后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     

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独立评论》的权利观

在中国近代史上,民权的保障一直是宪政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以《独立评论》中对权利的认识,权利保障的途径、方法、目的的讨论来展现其权利观,重点分析具有自由主义风格的《独立评论》在对待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的态度。文章主要以个人自由为中心,展现《独立评论》学人将个人权利与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主张个人权利的实现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以适应近代中国在国难时期既要追求民主宪政,又要争取国家强大的现实需要。     

现代性空间的生成：《新青年》个人、社会与国家关系寻踪（1915-1919）

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属于思想史上的一个学术元命题。作为新文化元典的《新青年》杂志曾是引领一个时代现代性方向的思想重镇。尽管其作者群体在个人、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认识上不尽一致,但是他们在走向现代性这一点上却殊途同归。他们打造的思想谱系为日后现代性空间的开拓埋下了伏笔。在个人、社会与国家之不同的倚重与张力之间,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三者在《新青年》杂志上的交织、转换以及“合力”营造对20世纪整个现代性的演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回到历史现场,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聆听到“新青年派”知识群体的总体舆论攻势为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生成与导向留下的空谷足音。     

自由之困境与悖论——以《新民丛报》与《民报》的争论为考察对象

《新民丛报》学人与《民报》学人对自由的理解和运用水平关系到中国能实现何种程度的自由。两派的理论来源相同,都用西方自由反对中国式专制,但是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误解自由之真义,特别是在个人自由与团体自由、国家自由,以及在天赋自由与法律自由上纠缠不清。     

改良派关于孟德斯鸠自由学说的理解与思考——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吸收英国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把个人自由、政治自由、法律自由引入国家治理体系,提出了举世闻名的三权分立学说,创立了以法为本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新民丛报》学人不仅详细介绍了孟德斯鸠的自由学说,特别是他的三权分立学说,而且深入地考虑它在中国实施的情况。然而,当革命派也将三权分立学说引入中国时,他们反而认为三权分立学说不适合于当时的中国。     

民国时期的《东方杂志》

《东方杂志》在中国近现代的公共舆论界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中，它秉承自由主义的理念并表现出浓烈的参政意识，围绕着如何摆脱社会危机、实现民族振兴展开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探索。通过对这一个案的把握，重点分析了在民同现代化思潮的勃兴和传播过程中该杂志所起的催生与培育的作用。对其所主张的自由理性精神在营造社会公共论坛中的推动作用也给予了积极评价。     

严复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范式的确立

严复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阐发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家,他建构了一个囊括政治、经济、伦理和思想言论自由等诸多内容在内的自由主义理论系统。严复在肯定个体自由的终极价值的同时,主张群体自由与个体自由的平衡与协调,认为群体自由与个体自由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发展阶段,二者应有所侧重或有先后之分。出于救亡图存的现实考虑,严复主张国群自由优先于个体自由。严复对国群自由与小己自由两种价值的关怀与思考,表征着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独特的问题意识,即珍视个人自由与追求国家富强的内在困境。严复自由主义思想的系统性和个性特色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规定了大致走向,基本确立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范式。     

试析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重叠共识"——基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界的考察

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近世最有影响的两大社会思潮.前者以强调个体自由、后者以追求社会公平为思想特色.它们在传入中国后,相互间的思想论争不断,并因此给人们留下了彼此对立、互不相容的印象.事实上,自由主义者不仅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运动产生的历史合理性,也认可社会主义倡导的社会公平价值,并主张以部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来保障公平的实现.社会主义者则认可自由对于生命体的价值和意义,主张通过宪法来保障个体的自由权利.受十月革命影响的社会主义者进而主张通过发动俄式革命,为失去自由的劳工大众争取自由.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重叠共识",不仅直接受制于知识分子肩负的启迪思想、变革政治的历史使命,也与这两大思想流派原本就存在着的既对立又互动的关系分不开.     

也谈胡适的《容忍与自由》

本文从胡适著名的论断“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入手分析,结合具体史料,认为“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并非胡适的一贯的明确主张;从自由主义理论原则上说,“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是难以成立的,“容忍”未必是咱由”的根源,“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不构成自由主义的一般原则;胡适强调这一命题,主要由于作为一个思想家的胡适,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永远不使自己为“主义’所困,他总是更加关注现实的问题。面对现实的问题,适时地调整自己的应对方式。具体指向则是要求《自由中国》社的朋友们以容忍的态度,避免与当局激烈冲突。故而,这句话只有策略上的较高重要性,而不能提升到理论原则的高度。     

改良派关于国民性与自由的争论——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虽然许多学者认为自由实现程度的高低与国民性有密切的联系,但是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起初,《新民丛报》学人广泛而深入地批判君主专制,提倡立宪,主张解放个人的奴性,自由正好成了他们最有力的批判武器。然而,当他们看到中国人行使自由不能中规中矩时,反而用国民性取消了自由。也就是说,他们本来想证明自由适合于中国,最后却得出自由不适合于中国的结论。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新民丛报》学人都用国民性去否定自由。     

自由,还是背叛——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新民丛报》学人深受穆勒、波伦哈克、李般等人的影响,认为国民性要与政体相适应。西方激进的革命自由主义的理念甚多,但是《新民丛报》学人对其视而不见,只是有选择性地吸收适合自己的自由理念。当《新民丛报》学人认为中国国民性较低的时候,便改变了策略,由批判国家和政府的专制转而批判国民的素质,自由也就被无限期地放到未来的中国梦中。     

李大钊与《我们的政治主张》

《我们的政治主张》是以蔡元培、胡适等一批著名知识分子针对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状况所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该方案集中体现了他们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解与把握,把实现有序的社会政治寄托在"好人政府"身上,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思潮的范畴。同列签名序列之中的李大钊,则是中国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社会革命,他与前者之间似乎不应发生关联。李之签名,应从多方面进行分析:其联盟思想应是导致他签名的主要原因,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的设想也有一定影响。     

关于《新民丛报》的自由思想的争论

自由主义是西方资产阶级摧毁封建专制主义的一把锐利武器,并通过法国大革命传播到世界各地。在中国,《新民丛报》学人对西方自由主义进行了广泛的引介和宣传。他们并不是全盘照搬西方自由主义,而是通过日本文化作为中介,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自由主义进行了消化、吸收,以至于在某些问题上根本改变了自由主义的观点,引起了学者们的诸多争论。     

论国家自由、团体自由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梁启超等《新民丛报》学人关于国家自由、团体自由、个人自由的关系,是受到极力责难的地方,也就是在这方面争论他们是不是自由主义者最激烈的地方。《新民丛报》学人虽然介绍了西方许多重视个人自由的思想,并力图将其改造以适合于中国,但是他们却不能把个人自由放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当中国不能实现自由之时,许多人更加相信梁启超等人不能真正理解自由主义。虽然这些人说的话有一定道理,但这是他们赋予了梁启超等人太多的责难。     

《甲寅》时期章士钊的哲学思想──调和论

调和论是章士钊在《甲寅》时 期(1914～1927)的哲学思想。它分为调和立国论和新旧杂糅调和论两部分。调和立国论主张 中国各派政治力量互相容纳,互相尊重,遵循西方政党政治的规范和道德,是一种自由主义 的政治观;新旧杂糅调和论主张在文化创新时要注意文化继承,鼓吹维护和保留中国固有文 化,反对新文化运动破旧立新的文化大革新,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文化观。     

《新民丛报》的自由思想的西方来源

近代自由主义从西方文化中产生,当它通过法国大革命向全世界进行传播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情况。在中国,《新民丛报》学人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标准,形成了对自由的不同认识。这种认识的来源主要有三个,即古希腊的自由精神、英国式的自由主义和欧陆式的自由主义。这些来源为《新民丛报》学人传播西方自由思想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     

新自由主义灾后重建模式的反思与超越

新自由主义对一个国家的影响并不限于经济金融领域,它还渗透到国家和社会的其他方面。新自由主义灾后重建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实现了灾后重建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中心导向的转变。它调动了私营部门的积极性,弥补了政府力量的不足;但同时也导致贫富差距加大,带来了新的社会不公。反思其经验教训,有助于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灾后重建模式。     

改良派对中国通过法国式大革命实现自由的思考——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主张通过法国式的大革命挽救民族危亡,实现中国人的自由。这种主张遭到了改良派的反对,改良派一方面认为中国人已经有自由,没有必要以革命为号召;另一方面认为法国大革命提倡自由的理由不适合于中国,中国当时的情势决定了中国人不能通过法国式的大革命实现自由。     

《甲寅》时期章士钊的哲学思想－调和论

调和论是章士钊在《甲寅》时期（1914-1927）的哲学思想。它分为调和立国论和新旧杂糅调和论两部分。调和立国论主张中国各派政治力量互相容纳,互相尊重,遵循西方政党政治的规范和道德,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政治观;新旧杂糅调和论主张在文化创新时要注意文化继承,鼓吹维护和保留中国固有文化,反对新文化运动破旧立新的文化大革新,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文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