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诚信教育与信任倾向的实证考察

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考察了晋商诚信教育在当今社会对人们信任心理及行为倾向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晋商教育在增进人们普遍信任方面具有显著作用。学校和社会应广泛宣传晋商教育的内容,通过营造信任环境、启动和维护信任关系来提高社会整体的信用水平。     

明清晋商与徽商的兴衰比较简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相继崛起,作为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亲身实践者,因其产生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故决定了其必然有大体相同的业务范围和经营方式,但是他们不同的地域文化又造就了晋商与徽商在其商业信仰、经营管理等多个方面存在差异。其兴衰也都与封建王朝的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     

晋商家族企业经营方式对晋商兴衰的影响

晋商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家族经营方式,通过对其产生的背景和原因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家族经营方式对晋商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通过对这种家族经营方式的制度分析,可以进一步得出:不仅晋商的兴起与晋商的家族经营方式相连.同时晋商的衰败也是由于这种家族经营方式所致.     

榆次常家之书院藏帖简论

在山西商贾家族中形成、发展的晋商文化,对当时的社会氛围、文化状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晋商家族文化中,榆次常家具有典型性,表现出鲜明的商业理念和文化特色。常家是以“儒贾传家”的,常家存留下来的多种文字资料和实物,特别是常家书院的多种书法刻帖极具文学、艺术魅力,是晋商文化的体现。     

明清时期直隶运河区域水神信仰述略

明清时期直隶运河区域是水神信仰较为盛行的区域,除传统的龙神外,还包括海神和河神等。水神信仰与所在区域的地理和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各地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是造成信仰多样性和差异性出现的主要原因。水神信仰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和社会现象,对区域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崇祀水神成为应对水旱灾害重要手段的同时,在促进官民互动、强化地域认同方面亦发挥了显著作用。水神信仰的盛行在加重沿岸社会迷信风气的同时,也形成了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庙会风俗。运河的流经虽然对区域社会信仰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地域文化传统所发挥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二者共同推动了水神信仰的形成和传播。     

“石板桥”的故事:黔东南加池苗寨的信仰与村落秩序

村寨间秩序极大地反映了区域社会内部村落之间或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某种程度上,村寨间的纠纷及其处理方式都是区域文化影响下人际关系的一种鲜活体现。而当信仰以另一种形式影响村落间纠纷解决并由此重构秩序时,观念行为便发挥其社会性,产生现实作用。文章以加池苗寨与其邻村争夺"石板桥"为典型案例,探讨了民间信仰对于区域社会村落秩序的建构作用。     

明清时期晋商徽商资本组织之比较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十大商帮”。近年来,对于晋商的兴起、发展以及衰落的原因,已有较多的研究,而包括徽商在内的徽学研究也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文章从明清时期中国商业资本组织形式的角度出发,结合晋商、徽商账簿的会计分析,对晋商、徽商的资本组织进行比较。     

晋商商号治理结构中的信用决定机制

目前学术界有关晋商信用起源和维持机制的成果颇多,但多数是从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民风乡俗的角度进行的分析。该文从晋商商号治理结构的演化着手,探讨其信用决定机制,认为晋商商号信用制度的起源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产业进化的产物,有其演化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在这种类似哈耶克所谓自生自发的秩序中,晋商信用有其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充分体现了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中产生的这种相对稳固的商业信用是受产权、博弈类型以及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因此晋商信用的产生和维持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风险社会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信仰重建的路径选择

随着现代性的展开,现代风险已成为当代中国发展不可规避的时代境遇,中国已步入了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到来及风险的反思性使马克思主义信仰置于普遍的反思之中,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危机。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是社会转型期马克思主义信仰发展必然经历的一个环节。在当代中国,要规避和化解风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依然需要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价值引领作用。     

明清时期临沂地区民间信仰述略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形成和确立的时期。在各种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下,明清时期临沂地区民间信仰种类众多,分布广泛。其中既有对碧霞元君、东岳大帝、玉皇大帝、真武大帝、城隍等自然神以及关帝、地方乡贤名宦等人格神的信仰,也有对龙王、八蜡等灾害神的崇拜。民间信仰呈现出种类多样性、地域广泛性、主体普遍性、目的功利性等特征。在民间信仰发挥心理慰藉、社会整合等作用的同时,因其而产生的庙会活动对当地民众的社会生活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论晋商文化精髓对现代企业形象设计的影响

传统意义上的晋商已不复存在,但其留存下来的文化财富,特别是晋商文化之精髓——诚、信,对现代企业形象设计乃至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有着及其重要的影响。文章主要分析了晋商文化精髓的文化观、价值观,认为,坚守“诚”、“信”理念可以营造现代企业文化,可以完善“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可以永葆现代企业青春。     

论晋商在近代保定的地位

近代史上在保定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晋商是保定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这些旅保晋商在保定工商业格局中的雄厚地位可以通过保定商会档案中显示出来的保定商会领导群体的籍贯构成和各同业公会代表构成来窥见一斑.在一段时间内晋商几乎掌控了保定商业核心——金融业和粮油业,这彰显了旅保晋商在保定的强大实力.保定商会及同业公会的人事构成可以看做是旅保晋商优势的全面外化——即表征于在保定的地位.同时旅保晋商在保定的活跃也使其在保定拥有了较多的社会事务和政治事务的发言权     

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早期雏形——晋商社会责任早期实践的探讨

晋商作为山西乃至全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经济团体,早在明清时期就在经营活动中体现出了作为社会成员应尽的责任。晋商对外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现在对国家、行业、消费者方面,对内则体现在人才的任用,人才的培养以及人才的激励方面。晋商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充分显示了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早期实践。     

从地方志看明清时期晋商的宗亲慈善活动

明清时期的晋商积极支持和捐助宗亲慈善事业,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济贫恤穷、养老慈幼、助济婚丧、推产让财。晋商的这些慈善活动以儒家化为特征,维护了山西社会的稳定,醇化了当地的民风;同时加强了宗族纽带,促进了山西"家庭—宗族结构"社会的形成,但不利于明清时期山西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     

略论传统美德对徽商的影响

徽商是我国明清时期重要的商帮之一，在明清两代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徽商身上体现的勤劳节俭、诚实守信、谦和有礼、仁爱好施，即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尤其是传统美德的体现，又极具商业精神。徽商的兴起和存续有其特定的社会、地域原因，但受传统道德尤其是传统美德的影响，更发挥着持久绵长的作用。     

徽商与明清徽州荒政

明清时期,徽商积极参与徽州的荒政事务。在徽商影响之下,徽州的荒政形成了特色:官商共济使其成效斐然;宗族内部救济与政府救济有机结合;救济经费、物资等运作的商业化。徽商参与徽州荒政事务有助于缓和徽州的社会矛盾,协调徽州的商民、官民关系,从而促进了徽州的和谐发展。     

明清时期徽州商人的民俗信仰：类型与功能

徽商的民俗信仰体系包括祖先崇拜、乡土神信仰、儒学崇拜、财神信仰、行业神信仰、自然崇拜等诸多层面。徽商的民间信仰对于徽商个体、群体乃至社会都有重要的功能,不仅可以调适心理、规范道德情操,而且有利于推动文化教育,强化群体协作和社会整合。徽商在历史上的发展走向在某种程度上与其民俗信仰息息相关。     

明清山西商业市镇研究

明清时期通过贩运贸易,山西商人的行商足迹遍及东北、西北、京津等地区,促进了这些地区以及本省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省内晋商经营活动舞台和交易场所的山西市镇,也因晋商而盛衰。文章结合不同地域的晋商在这一时期发展轨迹,对山西商业市镇作了考察研究。     

明清晋商与徽商对儒学科举不同态度的原因浅析

由于促使晋商、徽商从商的原因不同,徽商与晋商所处的文化氛围不同,宗族势力强弱不同以及与封建政治势力结合的紧密程度不同,在对待儒学科举的态度上,晋商和徽商也有很大区别。     

清以降羊楼洞茶区的山西商人

羊楼洞是中国青砖茶的故乡。清代康乾时期广阔的边疆市场和国外市场对茶叶需求的刺激 ,以及太平天国时期茶源地的被迫转移 ,导致晋商于这两个历史时期纷纷来到羊楼洞一带采办茶叶 ,促进了当地茶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对羊楼洞茶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羊楼洞制茶手工业的兴起 ,又对当地及其周边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 ,晋商在羊楼洞长达二百余年的经济活动中 ,不仅形成了自己的经营特色和商业精神 ,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 ,其经营活动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这突出表现在晋商完成了由包买商到企业主 ,即由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嬗变。特别是在近代 ,由于国内外茶叶市场不断扩大的需要 ,晋商茶庄的经营形态也逐步由小作坊发展到规模宏大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 ,并出现了向近代机器制茶工厂过渡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