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惯性、跨边界网络整合与电商企业的知识学习绩效

选取浙江杭州的电商企业,对于知识惯性、跨边界网络整合与知识学习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学习惯性对于跨组织边界网络整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经验惯性对于跨地理边界网络整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2)程序惯性分别对于跨组织边界网络整合与跨地理边界网络整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3)跨组织边界网络整合与跨地理边界网络整合对于知识学习绩效分别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     

战略“三角观”视角下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竞争优势研究

鉴于传统的创新理论无法解释制度环境差异巨大的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为更为全面和细致地考察中国企业创新的竞争优势，基于企业战略“三角观”（资源观、制度观和行业观）理论，使用2007—2019年国泰安数据库的中国企业相关数据，运用Tobit面板模型，分析制度因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内部能力与制度因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交互效应，以及技术前沿距离与内部能力、制度因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三重交互效应。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对企业创新绩效有促进作用；政府支持弥补了转型过程中企业所面临的制度基础设施不足的不利影响，有利于企业创新；企业内部能力提升了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与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但削弱了政府支持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效应；技术前沿距离放大了内部能力、政府支持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负向关系，且降低了内部能力、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因此，新发展时期的中国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和提升企业内部能力的同时，也需要将政府角色由经济干预者向秩序维护者转换，以适应中国技术进步新阶段的特点。     

利用式R&D向探索式R&D转变会影响企业绩效吗?

最近的研究认为企业在稳定的可预期的研发投入趋势上的突变点是利用式RD向探索式RD转变的信号,同时这一转变过程可以看作是企业顺序型双元创新模式在企业内的具体实施。通过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利用式RD向探索式RD转变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同时也研究了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对这一效应的调节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利用式RD向探索式RD转变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倒U型效应,即转变幅度超过一定的临界点,效应会由正向变为负向。另外,实证结果还表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减弱了这一转变对企业绩效的正向效应,同时加强了这一转变的负向效应。     

地理邻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本文运用2003-2016年中国生物技术企业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地理邻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同时将企业内部网络特征纳入研究框架,分析了企业内部网络的集聚度和平均路径长度对地理邻近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地理邻近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企业内部网络的集聚度正向调节地理邻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企业内部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负向调节地理邻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结论对中国企业的内部知识结构设计提供借鉴。     

自我中心网络特征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以159家医药公司为例

科学知识是企业突破技术难题的关键,是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以159家医药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搜索其与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的合著论文,构建2007-2021年的动态科学合作网络,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来探究自我中心网络特征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1)自我中心网络规模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2)自我中心网络平均路径长度负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3)平均路径长度在自我中心网络规模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     

制度邻近、技术邻近与产学协同创新绩效——基于产学联合专利数据的研究

基于邻近性的视角,利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数据库提供的产学联合申请并授权的发明专利数据,采用负二项式回归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企业和大学之间的多维邻近性对产学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重点关注制度邻近与技术邻近的影响,以及地理邻近与技术邻近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企业和大学之间的制度邻近对产学协同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技术邻近对产学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是倒U型的,且这种倒U形关系受到地理邻近的负向调节作用;与一般预期不一致的是,研究结果显示地理距离并不会负向影响产学协同创新绩效。     

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基于高管“双元”资本 的调节效应

本文通过构建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理论模型，并引入高管“双元”资本作调节变量，以2014-2016年1022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泊松固定效应模型回归方法对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以及高管“双元”资本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和创新投入均正向影响创新绩效；高管股权激励负向影响创新绩效；高管人力资本在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间起不同的调节作用；高管社会资本在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间均起负向调节作用。本文研究对于上市公司权衡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的经营决策以及对高管激励机制的设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企业家精神、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采取数字化转型战略,帮助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并实现持续创新。本文以企业家精神为研究对象,以数字化转型为中介变量,以环境不确定性为调节变量,研究企业家精神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内在机制和路径。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家精神能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三者之间的前半条中介路径。相较于已有文献,本文不仅有力补充了当前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也为数字经济时代如何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提供了实践参考。     

技术距离、地理距离与大学-企业协同创新效应——基于联合专利数据的研究

协同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以中国大学和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了13所大学及与之协同创新的191个企业作为样本,用大学-企业联合申请的发明专利数作为测度两者协同创新绩效的指标,运用负二项式回归模型,对技术距离、地理距离对中国大学-企业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了探索.实证结果表明:技术距离对大学-企业协同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理距离对大学-企业协同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正效应大于负效应.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     

知识距离与中国海外并购企业的创新绩效：通途或天堑？

知识距离作为制度距离一个新近被关注的维度,是影响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对于试图通过海外并购获取战略性资产以提升创新能力的中国企业而言。但已有研究却并未就知识距离与企业海外并购创新绩效的关系达成一致结论。基于知识距离的产生源头—国家制度中的国家创新系统这一视角,结合中国企业实践的新特征,采用制度理论视角,以2008—2017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使用PSM-DID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国家间知识距离对并购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进一步地,考察了企业技术知识结构（即技术多元化和技术专业化程度）和知识存量（即吸收能力）对该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并购企业的技术多元化程度会加深该负向影响,而其技术专业化程度和吸收能力则能减弱该影响。同时,知识距离与并购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在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内存在异质性：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知识距离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负向影响更强。     

机构投资者“分心”与企业研发操纵

本文从机构投资者“分心”的视角出发,揭示了其对企业研发操纵的重要影响。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分心”导致企业研发操纵现象更加严重。在机制分析中,本文进一步从治理效应与信息效应视角展开剖析。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分心”弱化了其对上市公司施加积极治理的效应,减少了公司股价信息含量,致使企业更有可能为了降低税收成本、攫取更多的政府补贴,而通过实施研发操纵来迎合税收优惠与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要求,导致企业研发绩效与市场绩效降低。此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持股市值权重越大,越有助于抑制机构投资者“分心”对企业研发操纵行为的加剧作用。本研究深化了机构投资者“分心”的经济后果以及企业研发操纵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监管部门增强对上市公司的行为监管提供参考。     

创新工具还是粉饰工具 ——业绩下滑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再检验

基于战略竞争观的社会责任实践逻辑在企业层面广泛运用。但是在企业业绩下滑情景下,企业社会责任是否仍然作为企业的战略创新工具仍然有待进一步检验。本文基于2009-2017年中国沪深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考察了企业业绩下滑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实际影响,并进一步验证的企业社会责任作为战略创新或竞争工具下的运行机制,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于企业创新过程中的创新补贴获取与绩效提升效应,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对于企业在业绩下滑情景下选择真正的战略创新过程中摒弃盈余管理的调节作用。基于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1）企业业绩下滑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显著地正向效应,企业业绩下滑情景下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竞争工具说”得到经验支持;（2）进一步地机制检验表明,在选择企业社会责任作为竞争工具的情景下,基于利益相关方理论,企业社会责任对于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且通过企业社会责任能够获取政府创新补贴,创新补贴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绩效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3）企业业绩下滑对企业盈余管理具有负向影响,说明在业绩下滑的情结下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真正的战略变革而不是“穷则思偏”粉饰企业业绩,且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业绩下滑与企业盈余管理产生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进一步说明在业绩下滑的情结下企业将社会责任真正地作为战略创新工具而不是粉饰工具。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拓展了传统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而是探讨企业业绩下滑情境下企业社会责任的背后逻辑机制,为基于业绩下滑情景下的“穷则思变”选择将企业社会责任融入战略创新行为之中提供了经验启示。     

产学研联盟关系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产学研联盟关系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1)产学研联盟关系网络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2)产学研联盟关系网络有助于提升企业动态创新能力,动态创新能力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且动态创新能力中介了产学研联盟关系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3)研发水平负向调节了产学研联盟关系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市场化水平和政府创新补助正向调节了产学研联盟关系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结果为提高企业创新绩效,优化产学研联盟合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财政补贴、政策组合与资源型企业创新产出——基于创新产出异质性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资源型上市公司2013—2019年的观测数据,遵循创新动力—创新产出—创新价值的基本逻辑,研究财政补贴对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和传统创新产出的差异影响。结果表明:(1)财政补贴可以有效激励资源型企业创新产出,但激励效果主要是针对传统创新产出;(2)财政补贴与环境规制配合实施时,环境规制扮演"双刃剑"角色,既正向调节补贴对绿色创新产出的影响效应,同时又弱化了补贴对传统创新产出的激励效果,而补贴与税收优惠的政策组合没有发挥协同效应;(3)补贴激励下可以形成一定的创新驱动效应,主要表现为传统创新成果对企业经济绩效的驱动作用,但目前并未促进经济绩效与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上述结论为补贴政策的精准有效设计、发挥创新政策"组合拳"作用、促进创新成果价值转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绩效提升路径研究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载体。鉴于学界缺少对其创新绩效微观层面的研究,本文从复杂因果效应分析的视角出发,混合NCA、实证回归与QCA方法,考察影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显著关键条件与组态效应,并提炼相应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1)研发能力、融资环境与市场竞争力会显著影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创新绩效;(2)存在5条提升不同类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3)在融资受阻时,小规模生产或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都可使“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继续保持高水平的创新绩效。本文尝试了一种复杂因果效应分析的新思考,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未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参考。     

技术距离的门槛效应：自主研发与协同创新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中,技术距离是影响创新模式合理选择的前提。本文选取非线性的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采用DEA方法计算Malmquist指数代表高技术产业技术距离并将其非线性门槛性质引入该模型,研究自主研发和协同创新对创新绩效提升的内在关联和影响机理。实证结果表明,自主研发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以技术距离为门槛的三重门槛效应,影响趋势随着技术距离的降低（门槛值的升高）出现先升高后降低的正向效果;协同创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以技术距离为门槛的双重门槛效应,且影响趋势随着技术距离的降低呈现出由负向到正向的转变。在技术距离较大时,应以自主研发作为创新绩效的提高的主要方式,随着技术距离的缩小转变为以自主研发为主、协同创新为辅的创新模式来提高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     

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与创新同群效应

本文基于2009-2019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同群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对目标公司自身创新决策的影响,以及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对同群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行为存在显著的行业同群效应；市场化程度、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以及政策不确定性正向调节同群效应,企业经营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同群效应；无政治关联的企业创新的同群效应更容易受到政策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行业领导者创新的同群效应更容易受到经营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     

技术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关系

本文指出技术多元化影响企业绩效的两种作用机制:范围经济视角和协调成本视角,而技术多元化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取决于何种机制起了决定性作用,并且检验了内部可投入资源、外部经济环境动态性及中国特色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采用创业板286家上市公司2009—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论表明,可投入资源限制负向调节技术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关系;经济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而制度环境正向调节技术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关系;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而制度环境正向调节可投入资源限制对技术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负向影响;企业在实施技术多元化战略、获取竞争优势时必须注重内部资源投入和外部环境的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技术创新

自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在宏观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企业创新抉择更具挑战性,企业是否会以创新作为企业应对环境不确定性与动荡性下的行为选择以及相应的内在机理仍然有待进一步检验。本文基于2011-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重点从企业社会责任的工具竞争逻辑的视角探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发明专利)的影响更为显著,体现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激励效应;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企业社会责任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产生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竞争工具效应得到支持。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在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补贴与税收优惠之间产生中介作用,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创新之间的战略竞争工具(寻租工具)效应进一步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本文的研究有助于重新审视企业社会责任在环境不确定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战略竞争工具价值,为进一步促进企业在外部运营环境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下履行社会责任,为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提供更大的利益相关方网络资源提供经验启示。     

企业绿色创新视角下“环保督政”的价值创造效应——基于环保约谈的准实验研究

环保约谈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拉开了中国“环保督政”的序幕,并对微观层面的企业环境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环保约谈政策的颁布作为研究契机,结合准实验研究与倍差法,重点探讨环保约谈对企业绿色创新这一“能动式”环境战略的政策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显示：环保约谈为地方政府引致的生态治理压力,能够驱动企业的绿色创新战略,进而产生价值创造作用;从制度供给的路径效应来看,被约谈的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普惠型制度显著促进了辖区内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然而选择型制度的路径效应不显著,但两类制度形成的政策组合是驱动企业绿色创新的有效制度形式;从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来看,政府被约谈后,辖区内的民营企业能够通过绿色创新战略积极响应政府的环境治理压力,并且对普惠型制度供给具有较强的敏感性。相比之下,具有“政策响应刚性”的国有企业未能利用绿色创新战略响应政府的号召,这可能与国有企业对被动性的末端治理战略的偏好性有关。本文不仅能够在绿色创新视角下完善中国环境政策实施效果的相关研究,还有利于厘清环境政策对企业环境战略的影响机理,能够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