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实验伦理规制的法律困境及出路

对动物实验伦理的规制是法律调整科学伦理问题时所面临的典型难题之一。在法功能层面,对科学伦理进行规制的本质是道德法律化,厘清道德与法律的边界有一定困难;在法经济层面,法律、伦理与科技的交织导致了规制中的利益冲突;在法执行层面,科学活动的低能见度造成监管的无力。要解决此种困境,需要通过行政规制和自我规制的结合方能完成。目前中国的动物实验伦理规制体系中的问题可循此路径解决。     

从算法分析看人工智能的价值非中立性及其应对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大数据杀熟”、“人工智能侵权”以及“算法歧视”等负面事件频发,原先人们以为的人工智能价值中立性也因此而遭到质疑。目前国内对此的相关研究仍较多集中于概念层面,本文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从机器学习的算法层面,从数据的社会性、算法的价值偏好以及决策的偏见强化三个角度,分析人工智能的价值非中立性实质,并对其可能引发的伦理问题与决策风险提出建议。     

技术的报复——科技伦理与科技人员的伦理责任

现时代的科学技术已波及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人类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并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产生深刻影响。相应地,也就形成了人-科技-社会-自然之间多层次的道德与利益关系,当这种道德与利益关系出现冲突时,就会引发出伦理问题。 当前,随着科技的日益壮盛,科技伦理问题层见叠出,从不同层面表现出来,科技人员的伦理责任问题也日渐突显。     

环境规制激发企业努力研发？——来自火电企业数据的实证

以波特假说为理论基础,将现有区域或行业层面的研究细化到微观企业层面,选取中国火电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零膨胀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努力的影响。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强度与中国火电企业研发投入呈显著的“U”型关系,且这一关系受到企业规模的负向调节作用。环境规制增强能够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但是随着企业规模扩张,环境规制增强反而会抑制企业的研发投入。（2）环境规制强度与中国火电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这一关系也受到企业规模的负向调节作用。环境规制强度过大会导致企业专利申请数量降低,但是随着企业规模扩张,这一问题将有所缓解,甚至会出现逆转。因此,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努力的激励作用并不能一概而论。     

环境约束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基于PSM方法的研究

在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研发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与此同时,为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所制定的环境保护政策是否会对外资企业研发创新造成影响。文本利用2004~2007年企业层面微观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全面系统地评估了环境约束对外资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外资企业研发创新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其对外资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不仅具有即时性,同时具有持续性;此外,研究还发现环境规制对不同行业类型外资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创业伦理：问题、审视与对策研究

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首先,探讨了创业伦理的内涵,继而分析了创业活动引发的特殊伦理问题,主要表现在创业公司利益相关者、新进入缺陷、破坏性创新、科技创新四个方面,其背后复杂因素来自创业者个人、组织内部和社会环境等等。接着,从创业企业的“经济人”和“道德人”两者之间的关系讨论了企业遵守创业伦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最后,从不同层面探讨了针对创业伦理问题的解决建议与对策。     

政府规制企业实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的博弈分析

由于环境保护机制缺失,导致我国“生态旅游离生态更远”的尴尬现实。文章假定政府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制旅游企业,制定并实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构建政府和企业的博弈模型,从政府规制角度对企业制定和实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的行为进行分析,得出博弈双方的均衡战略：政府执行有效监管,对不实施环境保护规划的企业制定适当的惩罚力度,就可以促使企业自觉实施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从而证明政府规制企业实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现状分析与对策

人工智能（AI）是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核心，但也为伦理道德规范和社会治理带来了挑战。文章在阐释当前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对人工智能伦理准则、治理原则和治理进路的一些共识，提出了以“共建共治共享”为指导理论，逐渐建设形成包含教育改革、伦理规范、技术支撑、法律规制、国际合作在内的多维度伦理治理体系等对策建议。     

可解释性框架下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监管理念与机制

人工智能的迭代发展对国际合作构建相应的监管理念与机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目前,可解释性框架下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监管存在着理念层面的创新与规制权衡、社会层面的伴生风险以及监管层面的重叠、浪费等问题,蔓延全球各国,致使单一国家难以独善其身。质言之,以可解释性为中心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监管的理念与机制应运而生,包括探索性地提出“协调性”、“包容性”以及“开放性”等以问题为导向的监管理念,并且通过完善相关法律规范以及构建法律与技术相互为用的体制机制,希冀拓展更为广泛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引导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     

科技伦理视角下的人工智能研究

人工智能在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引发诸多伦理困境与挑战,建立新的科技伦理规范以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主题。本文从科技伦理的视角,围绕机器人、算法、大数据、无人驾驶等人工智能领域所出现的伦理主体、责任分担、技术安全、歧视与公平性、隐私与数据保护等问题,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伦理治理,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分析,并提出未来需要在中国情境下伦理原则与治理体系的建立、人工智能伦理研究的跨学科合作、理论分析与实践案例的融合、多元主体伦理角色分工与协作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研究。     

Review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from Engineering Ethics

以研究工程技术人员道德素养为核心的工程伦理提高了工程技术人员的道德敏感性和职业道德水平.“平等、公平、诚实、责任”等基本道德原则也成为工程技术人员在科技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中的基本道德准则和职业行为伦理标准,保障了科技政策的合理规范.在作为科技政策重要环节的工程设计活动中,工程技术人员必须坚持生态保护原则,促进可持续发展,推进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人工智能伦理的技术设计及其道德认知基础研究

人工智能既是一种为人类所用的、被动性的一般技术,又是一种体现某种自主性和能动性的特殊技术。社会技术系统观为理解人工智能的双重属性提供了一种技术观框架。作为一种特殊的能动性技术,人工智能的伦理设计技术日益受到学术界关注。表征计算的道德认知观倾向于“自上而下”的伦理技术设计,而具身生成的道德认知观则倾向于“自下而上”的伦理技术设计。     

通用模型的伦理与治理：挑战及对策

通用模型是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随着模型研发应用的增多，模型的社会和伦理影响受到广泛关注。文章从通用模型的特性出发、分析了模型在算法、数据和算力3个层面潜在的伦理挑战，包括不确定性、真实性、可靠性，偏见、毒性、公平、隐私及环境问题。进一步从技术哲学的视角分析了数据驱动的模型在人与世界关系中的中介性作用及所产生的“镜像”效应问题和透明性问题，提出了人与世界关系的新形态是以模型（数据）为中介的，即“人-模型（数据）-世界”关系。最后，从治理技术和治理机制两方面反思了当前的应对措施及局限性。建议建立开放式、全流程、价值嵌入的伦理规约机制，保障通用模型在合规、合伦理的框架下发展。     

新能源补贴、研发支出与企业资产收益率—基于系能源车企的实证分析

以2001-2019年沪深两股89家车企面板数据为样本,考察了新能源补贴、研发支出与企业资产收益率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研发支出是财政补贴对企业资产收益率产生影响的中介因素,财政补贴会激励企业研发支出,但从现有样本来看研发支出对汽车企业资产收益率有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财政补贴对企业研发支出的激励作用在新能源车企和传统车企中并无差异,但新能源车企研发支出的增加对其资产收益率的抑制作用更大;环境规制会强化“政府补贴—企业资产收益率”及“政府补贴—研发支出”两段路径的作用效果,且在环境规制约束下,补贴政策给传统汽车企业带来的研发激励效应高于新能源车企。     

略论科技元伦理学

提出“科技元伦理学”的概念,并视其为元伦理学在科技领域中的体现,或科技伦理向“元”问题的提升,再就善恶、责任、公正、代价等科技伦理的核心范畴展开了元伦理层次的语言分析,力求使科技伦理的这些基本价值词和道德词明晰化,以求科技伦理的道德原则具有更坚实的基础。     

基于非市场环境的企业社会责任博奔分析：以水污染为例

基于企业层面,在战略管理层面关注非市场环境中的企业社会责任等相关的非市场战略形态,在诸如政府管制严厉的非市场环境中,通过水污染博弈利害主体之间的分析,在政府只是制定标准而不直接介入的情况下,提出运用动态博弈树,分析策略性企业社会责任CSR与非市场战略,提出企业运用非市场战略行为进行企业社会定位和环境保护投资,而不仅仅是单纯在道德层面通过提升企业竞争力和差异化企业产品优势来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     

人工智能社会实验的伦理关切

人工智能技术的颠覆性特征将诱发一系列风险,但这些风险往往难以预知和研判,因而可以在社会场景中部分地引入某些人工智能技术,并通过密切监测其社会影响而试验其可行性。这种将人工智能引入社会的过程可以被视为人工智能社会实验。作为社会实验的人工智能在防控风险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但其实施过程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伦理问题。这主要源于人工智能社会实验是以人为研究对象,考察“人—人工智能”的内在关系,因而对其伦理关切不仅重要而且必要。人工智能社会实验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社会实验解决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但同时,这种实验本身就存在着伦理争议,伦理的二阶性就导致了隐私、“脏手”、欺骗等现实伦理问题。基于此,应当建构面向人工智能社会实验的伦理框架,即人工智能社会实验伦理,以研判和防控人工智能社会实验的潜在伦理风险。通过提出人工智能社会实验伦理的治理策略,有助于探索科技伦理治理的中国道路。     

基于非市场环境的企业社会责任博弈分析:以水污染为例

基于企业层面,在战略管理层面关注非市场环境中的企业社会责任等相关的非市场战略形态,在诸如政府管制严厉的非市场环境中,通过水污染博弈利害主体之间的分析,在政府只是制定标准而不直接介入的情况下,提出运用动态博弈树,分析策略性企业社会责任CSR与非市场战略,提出企业运用非市场战略行为进行企业社会定位和环境保护投资,而不仅仅是单纯在道德层面通过提升企业竞争力和差异化企业产品优势来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     

工程伦理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工程伦理属于道德哲学研究范畴,研究应超越“问题”上升到“主义”层面,进行形上研究,这样才能摆脱工程伦理研究虚假繁荣的流弊;在工程体系中工程决策和监管最为关键,但由于隐身于工程表象背后,为多数研究者所忽视,工程伦理研究必须从工程一线转入背后决定环节才能真正取得实效;工程伦理具有实践理性,理性归属于道德,但不属于伦理,因此工程伦理虽然叫做伦理,但是要规范的却是道德,需要对工程体系决定环节进行自觉意识意义上的规范。     

论人工智能系统的透明性

为了实现对人工智能系统的有效治理,社会各界对其透明性的呼声日益提高。提高人工智能系统的透明性,有利于相关人员更好地承担责任,保护公众的知情权,因而透明性原则在各类人工智能伦理原则与伦理指南中出现的频率最高,但不同主体对其的内涵界定却存在一定的差异。人工智能系统的透明性至少表现在算法可解释、数据透明与功能透明等多个方面。我们需要从智能的特征、人工智能技术现状以及技术治理的可行性等角度,充分认识人工智能透明性的限度问题。对于人工智能系统透明性的建构路径,至少有技术进路、伦理法律规制与文化进路等多种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