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軸綫上的“東方專制主義”

"東方專制主義"是西方學者用於定義東方古代政治形態的詞匯。在冷戰時期,這一詞匯又被用於定義東方國家的政體形式。此詞就此具有了時間軸綫上的貫通意義。中國學者站在"東方"立場對"西方"學者的"東方專制主義"斷言進行了辯駁。辯驳圍繞西方學者對東方政治複雜性的不了解,以及服務於冷戰需要的政治目的性展開。這類辯駁,局部澄清了"東方專制主義"理論的含混與失當。但拒斥"東方專制主義",并未離開以時間軸綫觀察東方、尤其是中國政治的進路。而只是提供了另一條時間軸綫,即中國政治自古至今有着自己的一條反專制的時間延展綫索。可以説,僅僅在時間軸綫上將東方政體命名爲專制主義,抑或是命名爲反專制主義甚至是自由主義,都輕忽了古今政制轉型的空間結構變化。因此二者都是一種歷史决定論的、物理時間偏好的產物。     

常與變:以五大變局重建中國歷史宏大叙事

人們習慣於以"中國"的一頭一尾、即周秦之變與清民之變來建構中國歷史的宏大叙事。似乎中間兩千餘年都處於一種恒常或停滯狀態。這是對中國歷史的一種誤解。從中國歷史的自身綫索來看,起碼應當從五大變局,即周秦之變、秦漢之變、唐宋之變、明清之變與清民之變上,才能有一個比較準確的理解。這需要人們突破歷史停滯論,同時突破歷史進步論的束縛。前者是以後者爲歷史哲學支撑的,後者是以前者爲歷史經驗參照的。但兩者作爲現代歷史理念,都遮蔽了中國歷史的自身特點。中國古代歷史自有變化綫索與動力機制,而中國的現代轉變絶對不是一場突變。爲此,需要在五大變局中展示中國歷史的結構變化與功能調整,從而爲展示中國歷史的真實面貌奠定堅實基礎,爲中國的現代内驅機制進一步蓄積動力。這是當代中國需要確立的一種新歷史哲學,關乎中國的自身發展與人類前景。     

海德格爾與中國思想的歷史轉機 與韓潮著《海德格爾與倫理學問題》一同思考

自1980年代以來,海德格爾研究在我國外國哲學研究領域一直獨占魁首,似乎我們從海德格爾哲學中看到了中國思想自我更新的契機。韓潮教授的專著《海德格爾與倫理學問题》曾得出這樣的結論:海德格爾與其說更接近尼采不如說"更爲接近"中國的"鄙薄仁義的老子"。然而,這部專著也揭示了海德格爾哲學的激追政治品質,以至於讓我們陷入如下困境:現代式的激進哲學何以可能與持守"中道"的中國傳統哲學相融。施特勞斯對海德格爾哲學的深刻批判告訴我們:古典哲學與現代哲學在品質上扦格難通。我們必須面對的真實抉擇是:跟隨施特勞斯回歸古典,還是跟隨海德格爾走向激進的實踐哲學。     

論胡這對科學的認識舆態度

胡這舆科學的關係是頗爲奇特的.作爲思想界領袖,他大力推崇科學,宣揚科學,專之爲中國所必須學留的西方文明核心;在他筆下,科學的重要性可説無以復加.但實際上,在他浩如烟海的文字、日記、書信中,我們却找不到多少科學家的名字,或者科學發明、科學理論的具體介紹和討論.無怪在許多人心目中,胡適是白話文運動先鋒,自由主義大將,抗戰中爲中國争得美國朝野支持的功臣,但在引進、推動科學方面,則無甚貢獻①.但這種印象是否准確?這樣的評價又是否有"厚誣賢者"之嫌?胡這一生講究證據,講求實事求是,我們倘若對於他崇揚科學的那些書論認真看待(而我們的確有理由對之認真看待),那麽將他的科學觀念、科學認識略加梳理,以了解上述現象,和它之所以形成的原因,當是有需要的.     

讓歷史寫作照亮中國的啓蒙運動 “五四”百年的歷史反思

五四百年之際,本文以有關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典範性的歷史研究與著述爲主綫,試圖通過對學者視野裏的多元而複雜的五四形象與歷史書寫的重訪,來探究這一場中國式的啓蒙運動的歷史動力、思想資源、基本議題與文化及政治後果,進而在個人主義與國家主義、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反傳統與家族主義等多重視角裏激活中國早期啓蒙運動的潜能與願力,來爲重新理解與闡釋五四提供更爲有效而深入的路徑。     

“心的文化”與“形而中學” 徐復觀之“心”詮平議

徐復觀將中國文化特性定義爲“心的文化”,并認爲“心的文化”乃是一種“形而中學”。其對“心的文化”與“形而中學”之獨特詮釋路徑,於新儒家群體中獨樹一幟。徐復觀高揚“心學”這一道德主體建構之路徑,對孟子、荀子、莊子及宋明心學之疏解極細密而深入,既出新解於陳編,又爲心學開生面。其强烈的現實取向,使其詮釋非虚無縹緲形而上的玄思,而是與現實社會共呼吸的的生命哲學。     

中國哲學的世界意義

歷史地看,中西兩大哲學傳統彼此相遇,無疑是哲學史中的重要現象。中國哲學從先秦開始,其衍化過程中便一直包含哲學之爲哲學的普遍品格,“性與天道”這一中國哲學的論題所涉及,也就是何爲世界、如何理解世界以及何爲人、如何理解人等哲學的根本問題。當然,相關問題展開和探索要成爲現代學術共同體中討論的對象,其表述方式、概念運用、命題推論,等等,都需要經過轉换以取得現代形態。在中國哲學的具體研究方面,既需要關注哲學家,也應當分析相關的哲學論題。即使以中國哲學爲主題,也可以放在世界範圍之内去討論。從世界哲學的視域考察哲學問題,同時需要關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哲學的當代衍化中,馬克思主義已逐漸成爲中國哲學不能忽視的方面。就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發展而言,在中國從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離不開中國文化的背景,后者同時意味着這種考察與中國思想傳統的溝通。     

"西王母"與"佛太子"中西交通史上的"格義"式指稱

中外凡涉及異族或異文化事項,存在一種借用常見的本土詞匯以作指代的現象,本文稱之爲"格義"式指稱.本文以中國古代文獻爲主,對這種"格義"式指稱的大量實例作出總結,進而對早期史料所見的"西王母"和"佛太子"這兩個疑難問題提出新的解釋."西王母"是中西交通史上的著名公案,有關早期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問題;而本文對"佛太子"的解...     

章太炎與中國現代方言學 《新方言》的方言調查方法探源

章太炎是現代中國最早倡導全國方言調查、最先對全國方言予以分區的方言學家。他利用各省留學生集聚東京之際,采用直接法與間接法調查全國方言,著成中國現代方言學開山之作《新方言》,并對全國各省漢語方言的語音特徵進行歸納。章氏上承古典方言學的優秀傳統,下啓中國現代方言學的嶄新領域,以方言調查、記録和研究爲基礎,注重方言詞彙、方言分區、方言歷史演變與比較,旁及方言語法、方言文化等内容,尤其重視發揮方言的社會與文化功能,爲中國現代方言學奠立了新典範。然而,《新方言》長期被誤解,導致晚清民國時期摹仿與踵武《新方言》的系列著作在學術史上長期失語,遂使清末民初洶涌澎湃的中國方言研究浪潮與“五四”以來的方言運動斷爲兩橛,成爲中國方言學史上缺失的一環。文章通過梳理章太炎生平調查與研究方言的歷程,以《新方言》初刻本、重訂本爲中心,輔以《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及其它資料,探求章太炎方言調查方法與過程,釐清其語料來源、調查範圍、研究目的等基本問題,重建中國古典方言學向現代方言學轉型歷程中的關鍵環節,進而將中國現代方言學的草創時間從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提前至二十世紀初。     

費孝通之問:文化轉型爲何如此費精神

費孝通先生1930年代"棄醫從文",自我責成"爲文化找出路",且知行合一,政學兩栖,躬身實踐。他由鄉土中國耳濡目染,形成人文思想底色。由新學課堂汲取西方知識,確立科學意識。在本、碩、博階段持續接受學術訓練,借鑒研究方法,在此後綿延斷續七十餘年的中外實地調查中廣攝博取,力求融中西人文思想成果於一爐。一生秉持"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的燕京大學校訓精神,將一介書生的學術研究和政治參與全程融入中國現代化進程,以對"人民真實情况的系統反映"爲其社會服務主要方式,在不同歷史階段梯次提出切合實際、尊重國情、關注民瘼、緩和矛盾、减少代價的發展理念和方略、策略,一以貫之履行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并隨社會發展產生的階段性課題不斷深化思考,經年累月反復涵咏,於晚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主張,濃縮表達人類文明的理想前景和實現途徑,是20世紀中國知識界與國際社會學術思想交流的重大成果,具有現實普世意義和長遠實踐前景。     

王符《潜夫論》“聖王三父說”辨正

王符《潜夫論·五德志》中按照五行相生的原則,將太皞伏羲氏到漢代的帝王世系作了一個完整的排列,其内容完全採自谶緯,本無特别之處,但顧頡剛先生却提出王符主張聖王都有"天系"、"母系"和"父系"三個父親,筆者名之曰"聖王三父説"。經文義剖判及語句比對,筆者認爲此説不能成立,完全是顧頡剛被其中某些特殊表述方式誤導所致,其文義仍與東漢時期的通行説法没有差别。這也提醒我們用現代符號來標點古籍時需要特别謹慎。     

斯文濟世 天下歸仁

<正>一種文化,一種文明,多有對於幸福與美好生活的追求。當然也會有禁欲、壓制與更多地强調犧牲、把美好夢想寄托彼岸的講求,還有宣揚顛覆、仇恨、"聖戰"的激越。前者壓制,是爲了精神純潔與神聖化,是道德完滿的代價,或是爲了死後另一個世界的無限幸福;後者顛覆,則是由於對現存秩序與文化主流的否定與絶望。歸根結蒂,文化的追求在於光明、幸福、美好、正義、"天國"。孔子説顏回是:"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這也是夫子自道。尼釆的説法則是:"理想主義者是不可救藥的:如果他被扔出了他的天堂,他會再制造出一個理想的地獄。"     

心氣時節 《左傳》一則醫案與東周思想變革的思考

《左傳》昭公元年記有秦國名醫和診斷晋平公疾病一則醫案,其中提出了中國古代思想中很重要的心、氣等概念。順着這些概念進行梳理,我們不難發現早期中國文獻中重氣和重心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把這兩種不同的主張放在東周禮制變革以及與之相應的東周宗教思想和宇宙觀的改變的背景下來考察,我們不僅能够確知重氣和重心這兩種主張的思想來源,而且封其各自的內涵與相互間的關係也會有較爲清晰的理解。     

詩性的致意與拯救 德里達與德吉論“命名”

在遭遇"詩的風險與機會"之時刻,在面對"不可能的命名"這一使命之時,德里達和德吉之間的關係,讓柏拉圖虚構的"由來已久的詩哲之争"偃旗息鼓。德里達的解構哲學和德吉的哲學解構面對着一種絶對的責任,一種不可能的責任,即爲他者之名、對他者之名、以他者之名詩意地見證他者之獨一無二的呼唤。無論在哪種意義上,Salute都是一種責任行爲,喻指面對他人、朝向他人以及爲着他人擔負起一種絶對的責任。所以,命名就是致意亦是拯救,還是責任以及回應。命名的詩學或者行動的詩學同時運行在命名、簽名和行動三個層面上,而指向了存在、他者和上帝。     

明清之際文化近代化的萌動與夭折

一、中國文化近代化的起黠 　　明清交替,是中國歷史的又一次改朝换代,與歷代鼎革不同的是,發生在16、17世紀之交的中國大變動,餘響不絶,進入20世紀後更成爲國人關注的熱點,這不僅因爲推翻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最初是以反清復明的種族革命爲號召,以宗奉明代認同華夏子孫,更重要的是發生在明末的政治、經濟變動與社會思潮,對現代中國的政治運動與思想發展有重要的影響. 　　……     

朱熹《中庸章句》與歐陽竟無《中庸傳》的比較研究 以經典詮釋中的儒佛之辨爲主題

就儒佛之辨而言,朱子與歐陽竟無可以作爲理學家闢佛與佛學家會通孔佛的兩個典範,代表完全不同的兩種立論旨趣。朱子視《中庸》爲孔門傳授心法或道統聖學一脉相傳的經典依據,以衛道者的姿態判别異端與正統,以闢佛的方式吸收化解佛學義理;歐陽竟無視《中庸》爲系統性的孔學概論,特别選擇《中庸》而非《大學》作爲會通儒佛兩大思想傳統的橋梁,《中庸傳》的寫作反映出歐陽竟無晚年以佛解儒或援佛入儒的學術抱負。朱子通過對理氣概念的精微複雜的辨析最終完成了道學體系,使儒家的善惡之辨從個體之心性推擴到整個宇宙。《中庸傳》則是在認寂本體的原則下把已經廣泛流傳的程朱道學式解讀扭轉到佛學本體論思維中來。對朱子《中庸章句》與歐陽竟無《中庸傳》的互讀有助於理解近現代儒佛之辯的深層意藴。     

太虚的人生佛教及其人文維度

太虚的人生佛教提出,是以其人心的人文維度作中國近代佛教的新開端。社會時勢發展中的現代性,直接影響了他的佛學理論立場與對弘揚佛法的方法思考。人生佛教的智啓,與儒家的君子修養,目標取向是一致的。《佛乘宗要論》的特點,是以本對化,是佛法應化現代人心之需要。在詮釋中,他總是站在回顧和檢討中國佛教的整個現狀,結合社會的現實狀態。融科學、哲學於佛教,顯示着太虚個人與人生佛教巨大的知識能量。1923年,先後輸送四批人才去各國訪學,是中國佛學走向世界的先驅之路。以入世之覺讓判教圓融人性,讓佛教注入現代性,形成圓融新説,是太虚讓大乘添了新活力。     

道安有“不易”之“道” 兼與船山徹和王向遠兩位教授商榷

道安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之説是中國佛教史和翻譯史上最爲人熟知的一個理論。“五失本”的意思較爲清晰,學界也無甚争議。“三不易”則由於日本佛教史學者横超慧日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提出“易”字應理解爲“改易”“變易”,顛覆了中日兩國先賢時俊皆讀爲“容易”的傳統訓釋。本文在介紹横超慧日等研究的基礎上,嘗試進一步分析“三不易”的言外之意和道安的釋家之道:作爲不通梵文胡語的義學僧而非譯師,道安本意或許不在提出翻譯的原則、技巧等理論問題,而是爲了説明甚至强調自己所做之注經、證義等的合法性和必要性,隱含着對“印度原典至上主義”和“外來梵僧第一主義”的挑戰,旨在提高漢僧修習弘法的自主性與權威性,是一種自覺的“佛教中國化”。本文亦對船山徹和王向遠兩位教授有關“三不易”的研究提出了幾點疑惑,希望引起進一步的討論。     

《詩》《騷》同參:中國原生抒情傳統

抒情論是1949之後影響中國文學研究甚深的一套叙述,兩位主要倡議者陳世驤與高友工都有比較文學的背景,都有漢字“抒情”西洋文學lyricism的對照背景。然而,“抒情”此詞語原本源自屈原辭賦,而詩以抒情,情以證道,此爲儒家的詩教要義。《詩》《騷》是中國詩歌的原型,本文同參《詩》《騷》,探討詩教藴含的詩、道與人格修養的關係。《詩經》强調詩人之心即一國之心,即天下之心,詩用以體現人性的文化風土性格;《楚辭》則體現了人性的幽深與超越的向度。《詩》《騷》的抒情義建立在形氣主體的基礎上,詩的展開即介入自然與人性的氣化氤氲。本文稱《詩經》學與《楚辭》學所主張的情論爲原生抒情論。     

從胡適與居卡爾看中國和土耳其的新文化運動

居卡爾(ZiyaGkalp)活躍於二十世紀初年,即現代土耳出現的關鍵時刻,爲其新文化運動領袖及立國思想即土耳其主義(Turkism)創始人,并爲執政革命黨"聯進會"(CUP)核心人物。本文旨在將之與中國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作一比較,全文分三部分:奥圖曼帝國蜕變爲土耳其的歷史背景;此過程中的兩個文化運動及其領導人那覓凱末爾(Namik Kemal)和居卡爾;居卡爾和胡適的比較。最後部分爲重點,分别從以下三方面展開討論:兩人封新語文運動的貢獻;封新學術運動的貢獻;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以及對國家的貢獻。總結部分指出,胡適的影響主要在語文和學術,亦即以文化和立言爲主,居卡爾的貢獻則在於爲土耳其立國指出大方向,立功與立言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