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降中国性别文化的变迁

性別文化主要關注性別的社會狀態,而不是自然狀態。性別觀念、男女的社會地位和家庭角色、婚姻關係等都是體現性別社會狀態的重要內容。在下同文明之下,各個民族之間,性別文化有很大區別, 并且在歷史傳承過程中會有所變化。中國的性別文化源遠流長,先秦是傳統性別文化的重要形成時期, 其後性別文化中的下少方面從具有軟性約束的“禮”     

《中華傳统文化的傳遞》序言

中華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其遺留與積存,為數 極夥;但是,這樣豐厚的歷史遺產,究竟是怎樣傳遞 下來的? 中華文化的傳遞,在正式圖書出現以前,除最初的口耳相傳外,就靠物件來幫助記事。記事的方式可分兩個階段:一是文字產生前所采用的結繩、契刻和圖畫,以實物和形象來記錄,可是這類物件     

《金瓶梅词话》与明代饮茶文化

(一)中國的飲茶習慣,有源遠流長的歷史。以現存的歷史資料來看,秦漢時期就已經發展成相當普遍的日常飲料,并已作為日用商品出現於當時的市場上。據此,我們可以推知,飲茶的起源必定更早,而且從開始到普遍飲用的一定經過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若要說中國飲茶起自上古三代,與中華文化的發皇同步,也不能算是誇大其辭。     

儒學“中庸”思想之整全性特質

"中"是儒學之最高價值,也是華夏文明源遠流長的核心標志性智慧。孔子"以仁求中"是對古代"以禮求中"的内化,并以體證"時中"爲最高追求。"中庸"通過"執兩用中"來把握,反對"鄉原"式的庸俗调和。"中"既内在又超越,從生命體驗的角度溝通了天人。儒學之"道"即是"中庸之道",這一智慧結合了本體與工夫,德性與知識,實現了儒學"王道"之"可大可久",是一種整全性哲學關懷。     

宋代書院的典範意義

中國書院成型於兩宋時期,凝聚并體現出中華文明的雙重典範意義。其一,書院精神的典範意義,宋代士大夫熱衷於創辦和講學書院,是希望復興早期儒家的師道精神,而現代學界稱道的所謂書院精神,其實就是宋儒在書院復興的師道精神。其二,書院制度的典範意義,宋代書院制度繼承弘揚了中國悠久的教育傳統,故而兼容了先秦私學的諸子争鳴、兩漢精舍太學的研讀經典、魏晋竹林的玄學清談、隋唐寺院的佛學禪修,宋以前的人才培養、學術研究的歷史經驗,都對宋代書院制度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所以,作爲中華文明的典範的宋代書院,是中華民族長期積累的教育成果。     

“巫祭之源”與“情俗之根” 禮的歷史發源綜合考

禮的來源乃是多元而非一元,在這種多元來源當中,包括三個主要方面:第一,"化巫入禮",這是從巫到祭祀之路,禮最初來自巫,但是要經由祭祀的中介,祭祀是有特定規儀的,所以化成爲禮;第二,"禮源於俗",這是從俗到儀式之路,禮恰是集體性的民俗使然,民俗是有特定規矩的,所以化成爲禮;第三,"禮樂相濟",這是從樂到情感之路,由於承繼了禮樂合一的遠古傳統,由此,禮與情也是合一的,禮本身就葆有情。本文試圖把"禮源於巫"與"禮源於祭"的兩種觀點合而爲一,化作禮之"巫祭之源";與此同時,又試圖把"禮源於俗"與"禮源於情"的兩種觀點合而爲一,化作禮之"情俗之根"。中國禮樂文明之所以具有"情理合一"的大智慧,恰恰是源於這樣的歷史實情:禮來自於巫術的理性化,經由了祭祀的中介,但其中亦留了情;禮來自於民俗的規儀化,經遇了樂的環節,但其中亦有了情,這才塑造了中國人至今具有的那種"情理結構"。     

馮天瑜的學術世界和文化擔當

馮天瑜的一生致力於中國文化史研究。他的文化史研究論著,有一條清晰的紅綫,這就是深深地摯愛中華文化,爲此,他一直在執着地追問和探尋中華文明是一種什么樣的形態,它的生存機制如何?它的血脉是如何傳遞下來?由此進而去探求中華文化未來的發展方向。爲了回答這些問題,馮天瑜圍繞中國文化的生成機制、文化特質,中國文化的元典精神,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基本形態,中國文化的近代轉型等中國文化史的重大問題作了深入研究,建構了一個系統認識中國文化的體系,并在文化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上作出重要貢獻。他從觀念文化轉向制度文化,對中國歷史上的“軸心制度”——周制與秦制進行别開生面的研究,所著《“封建”考辨》振聾發聵,而《周制與秦制》則是他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一部著作。他關懷并憂患於中國文化乃至人類文明的當下與未來,以木鐸之聲警醒當世。他病危之前,將其有待出版的口述史的標題定爲:“向着公民的無悔抉擇”。這是他對自己一生學術和思想人生歷程的自我定位,是對這個世界的莊重宣言,更是對陳寅恪“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遥遠致敬。     

“史學天賦”舆“叙述傳統”中國人文學術傳統管窺

本文試圖通過描述兩干多年中個學術傳統的一個"重視歷史"①的持久特點,指出這種特點渐渐構成了這個民族在學術方面的最突出"天賦",而這種"天賦"又和一種以"叙述"馬主的傳統風格緊密聯系在一起.但在中國最近一百多年的激烈動蕩中,這一"特長"似乎又有些隱晦不顯,被棄而不顧甚至屢遭壓抑.這大概也是現代中華學術要開新局所難免,比如從廣度上説,古代的中華學術就幾等於人文學術,而現代的學術是大大地擴展了,或可劃分爲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三大類.②現代中華學術也從域外文化、尤其是西方世界的文化中,獲得了過去的學術遠不能比擬的一種眼界和深度.但是,中個學術在大片拓荒補短的同時,似也不應忘記"吾家之所長",更不必"盡棄家之所藏".尤其是傳統文化在2 0世紀還曾遭到過多次的嚴重打(歷)和顛覆,我們還有恢復歷史記憶、尤其是"重新叙述"我們的歷史的必要.     

吾家詩學與文化信仰

2007年4月23日上午10時至12時,大畫家、學者、詩人范曾教授在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學衍廳,作了題爲“吾家詩學與文化信仰--從楹聯談起“的學衍講演.講演由中國文化研究所主辦,劉夢溪所長主持.中國藝術研究院王能憲副院長、中國文化研究所全體成員及本院和院外部分專家、研究生,<中國文化報>等媒體記者和慕名而來的聽衆,約40人與會.……     

章太炎與中國現代方言學 《新方言》的方言調查方法探源

章太炎是現代中國最早倡導全國方言調查、最先對全國方言予以分區的方言學家。他利用各省留學生集聚東京之際,采用直接法與間接法調查全國方言,著成中國現代方言學開山之作《新方言》,并對全國各省漢語方言的語音特徵進行歸納。章氏上承古典方言學的優秀傳統,下啓中國現代方言學的嶄新領域,以方言調查、記録和研究爲基礎,注重方言詞彙、方言分區、方言歷史演變與比較,旁及方言語法、方言文化等内容,尤其重視發揮方言的社會與文化功能,爲中國現代方言學奠立了新典範。然而,《新方言》長期被誤解,導致晚清民國時期摹仿與踵武《新方言》的系列著作在學術史上長期失語,遂使清末民初洶涌澎湃的中國方言研究浪潮與“五四”以來的方言運動斷爲兩橛,成爲中國方言學史上缺失的一環。文章通過梳理章太炎生平調查與研究方言的歷程,以《新方言》初刻本、重訂本爲中心,輔以《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及其它資料,探求章太炎方言調查方法與過程,釐清其語料來源、調查範圍、研究目的等基本問題,重建中國古典方言學向現代方言學轉型歷程中的關鍵環節,進而將中國現代方言學的草創時間從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提前至二十世紀初。     

從古史重建到經義新詮

本文由孫慶偉的考古學研究入手,談到现代中國的三代考古學雖然基於西方學科方法,却迅速成爲一個非常成熟的學科,在現代中國的古史重建中發揮了中堅作用。而現代的古史重建工作,是《史記》開啓的史事系统的现代版本,其核心是對三代文明理想的歷史學解讀。司馬遷的史事系統和鄭玄的經義系統,共同構成了傳統經史之學的主干。與古史重建配合,現代的經學研究應該走經義新詮的道路,即以現代人爲主體,理解三代所形成的文明理想的基本精神。     

“心的文化”與“形而中學” 徐復觀之“心”詮平議

徐復觀將中國文化特性定義爲“心的文化”,并認爲“心的文化”乃是一種“形而中學”。其對“心的文化”與“形而中學”之獨特詮釋路徑,於新儒家群體中獨樹一幟。徐復觀高揚“心學”這一道德主體建構之路徑,對孟子、荀子、莊子及宋明心學之疏解極細密而深入,既出新解於陳編,又爲心學開生面。其强烈的現實取向,使其詮釋非虚無縹緲形而上的玄思,而是與現實社會共呼吸的的生命哲學。     

中國文化的危機問題——王國維境界說中對中國文化“疾病”的反省

中國的現代化問題,應該看作中國文化的命運問題。在世界文明一體化的潮流中,中國現代化的被動性質始終隱含着中國文化的危機訊息,正視并走出這一危機,是中國現代化成功的必由之路。但是,應該如何理解中國文化的危機呢?這一問題,上一世紀的許多思想家,曾經進行過許多的探索;在王國維的“境界”說中,也內含着對于這一問題的深刻表述。本文就王國維對這一問題的反省作一梳理,希望能有所討論。     

晚明王學與利瑪竇入華

十六世紀末欧洲耶稣會士利瑪竇入華,揭開了中西文化交往的新篇章。說是新篇章,當然意味着在那以前,由基督教表徵的"泰西"文化,與中國文化的交往,已有很長的歷史。 遠的不說。那以前九百五十年,便有景敎入華的記錄。時值號稱"天可汗"的唐太宗在位,他们的胸     

陶寺觀象 古天文學在新石器時代向早期國家發展的標志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發掘是20世紀後期到21世紀初期中國重要的田野考古收獲,這裏是黄河中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基本結束,早期階級國家已經形成的階段的一個統治中心區域所在。通過考古學的發掘與研究,在這裏發現的天文觀象建築和有關的儀器,結合《尚書·堯典》的關於古天文的記載,可以認爲在當時的陶寺都邑之中已經出現了專門的天文職官,出現了“國家級”的天文學觀象建築,出現了早期配套的天文觀測儀器。由此可以看出,當時中國古代天文學的發展,奠定了中國式的太陽曆,促成了“赤黄體系”雛形的形成,促使人們對於早期天學理論的思考。“陶寺觀象臺”不僅是中國古天文學在新石器時代向早期國家發展階段的重要標志,并且在世界古代天文學的發展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走出“疑古时代”

本文是李學勤先生在一次小型座談會上的講演,着重談到了現代考古發現對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研究的意義,講演者尤其痛感“疑古”思潮在當今學術史研究中產生的負面作用,於是以大量例證指出,考古發現可以證明相當多古籍記載不可輕易否定,我們應從“疑古”思潮籠罩的陰影下走出來,真正進入“釋古”時代。     

論《禹貢》地理與夷蠻戎狄分佈格局的形成

傳統的夷蠻戎狄與東南西北四方相配的觀念,見於《禮記》.清代學者崔述始提出異議,近代以來的學者,基本上都認爲這不是歷史事實,而是戰國以後的學者對於華夏周邊的族群人爲地整齊化的理想結果.但事實可能正相反,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可能反映了早期夷蠻戎狄的來源,而春秋以來華夏與夷蠻戎狄在東南西北各個地區交錯分佈的現象,反而是族群遷移...     

從《日記》看夏鼐的學術人生

夏鼐先生(1910-1985)的《日記》始於1931年1月1日,止於1 98 5年6月17日,前後歷時五十餘年.除1966年9月至1970年中辍外①,整體上是完整的.日前,該《日記》經王世民研究員及夏先生四位子女(夏素琴女士、夏正暄、正楷、正炎先生)耗十年心血整理完成,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夏鼐日記》共十卷(前九卷乃《日記》正文,第十卷爲"生平事業年表"和"人名索引"),440萬字,是名副其實的史料寶庫.它的面世,必將爲二十世紀中國考古學史,乃至整個中國現代學術史提供豐富而又重要的史料.     

“中華民族”商釋

正何謂"中華民族"?各字典、詞典列有專條,多釋爲中國各民族的"總稱"。這個解釋幷不錯,但有兩個缺欠。一是作爲表示稱謂的語詞并不是實體名詞。二是"總稱"并不表示各民族之間的關係。比如"亞洲民族"、"非洲民族"都是總稱,各民族各自獨立,互不相關。早在三十年前,費孝通先生即對"總稱"的釋義提出異議,認爲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格局"的實體。~1學術界也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和含義有過一些討論。下面簡要地說一說我的認識。     

論朝鮮燕行使筆下的清朝皇帝形象

本文通過封朝鮮燕行使肇下清代皇帝各種記載全面的梳理與分析,認爲入中國,學禮樂,赏風物,見皇帝,是諸多朝鮮朝士大夫的夢想;燕行使對清代皇帝容貌、衣飾與舉動的記載,速比中國史書要詳盞生動,可補中國史書之闕,有重要的参考價值。由於懷着深深的成见與偏见,燕行使所"看到的"都是荒淫的帝王、混亂的朝政、贪腐的官場、夷俗的民間,極少有正面的形象;而清廷君臣封這個"素來恭順"的朝鮮所知更少,以至晚清朝鮮半岛危亡之際,清朝君臣對朝鮮國事蒙盹依稀,處置失當.中國與朝鮮這種表面看下来稳固而恒久的"朝貢體系",在遇到清季世局大燮的危亡之際,便如沙灘華屋,瞬間坍塌即今日而論,當我们處理中國與朝鮮半岛國關係的峙候,面對複雜多變、矛盾結结的柬北亞局势,似乎仍能看到百餘年前魅影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