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后期节度观察使的司法权及运作问题研究——以敦煌写本《河西节度观察使判牒集》为起点的考察

唐代中后期形成了道、州、县三级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地方司法审级也随之变化,节度观察使府成为中央和州之间新的一级地方司法机构,具有司法监察、案件审覆、执行刑罚等司法权力。本文以敦煌文书P.2942《河西节度观察使判牒集》为基本材料,结合唐五代典籍、诏敕、笔记小说、碑刻等材料对判文进行分析,讨论节度观察使司法权的具体内容,以及通过判官等僚属来执行的情况,从司法实践角度考察其司法权的运作。     

北宋敕额牒格式探析

北宋时期,佛道并行,寺院宫观兴建,有很多保留至今的寺庙敕额牒碑刻,仅《宋代石刻文献全编》中就收录30件寺观敕额牒。这些敕额牒除了最基本的牒文格式外,正文中还出现一些新的格式用语,如“勘会”“系帐”“存留”“翻录敕黄”“伏候指挥”等,并且以元丰改制为分界线,敕额牒格式出现了明显的不同,以颁发机构的不同分别称为中书门下牒和尚书省牒。敕额牒的颁发体现了宋代政府对寺观的管理,其宗教政策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利用宗教来辅助国家的治理。     

法藏1078bis《悉董萨部落土地纠纷诉状》考释 ——兼论吐蕃在敦煌分配"籍田"(rkya zhing)的时间

P.t.1078bis《悉董萨部落土地纠纷诉状》是一件重要的文书,反映了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一起土地归属纠纷.通过对该文书的汉译和写成时间、涉及人物及其重要事件的考释,可以认为文书内容反映了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处理民间纠纷的一般程序和基本办法,同时认为吐蕃曾在808年为敦煌部分农户分配"籍田"(rkya zhing)并征其赋役,以保证寺院或僧官系统的供给.     

西域出土一份古藏文告身文献补考

根据新疆出土的编号为ITJ370的西域古藏文告身文献的最新解读,探讨了吐蕃王朝时期最重要的一项政治制度——告身制度,考察了"军功致富"、"告身制度与虎皮告身并行施行"、"官职与告身对应关系"三个问题,并指出该文献对研究吐蕃社会告身制度与虎皮告身制度的重要性。     

吐鲁番文书所见北凉解文的复原及相关问题研究

解文是中古时期非常重要的上行官府文书,由于传世文献皆不载其行用格式,长期不为后人所知。通过对相关文书残片的拼合整理,我们初步复原了北凉解文的基本格式。与启、牒、关等文书不同,北凉解文以"言"为标志。简牍东汉解文中已见"言"字,北凉解文这一特点表明其与东汉解文具有明显的历史传承关系。吐鲁番文书中所谓的"上言"文书多为当时解文的残片。     

元代委任劄付略论

劄付的广泛使用,体现了元代选官的灵活性,因此探究委任劄付对考察元代选官制度有着重要意义。作为委任文书的劄付,承袭金代旧制,并有所发展。其体式经历了由内容极简到渐趋丰富的过程,其书写多用八思巴字,汉文译注。其颁授机构不限于中书省和行省,尚包括内外百司以及投下机构等。所受劄付者有军官总把、百户和奥鲁千户,地方巡检、杂职官员和高级吏员。部分路、县级行政官员使用劄付委任,多是非常时期的临时举措。劄付与宣命、敕牒、付身构成了元代官吏委任文书体系。     

从明清徽州谱牒与文书看当时社会的民间纠纷与诉讼

民间调解与官府审判乃传统社会解决纠纷的常用方法。通过细致解读留存于徽州地区的家族谱牒与契约文书,将其中的民间诉讼案例进行分档研读,以期加深对明清时期宗族与官府各自权力运作空间的认识。     

清代蓝山瑶族《评皇券牒》木刻印版的初步考证与研究

《评皇券牒》是瑶族民间流传和珍藏的一种汉字文书,是弥足珍贵的瑶族古文献资料,一般为手抄或拓印纸本和绢本。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瑶族《评皇券牒》木刻印版,是迄今为止国内首次发现的《评皇券牒》木刻印版,对推进瑶族历史文化和源流研究特别是瑶学三大问题之一《评皇券牒》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敦煌吐鲁番所出法制文书疑难词语新释

敦煌吐鲁番所出法制文书是汉语史和法制史研究的重要语料,但其中有的词语至今难得其解,这对整个文书的识读和利用带来极大的不便。利用各种文献包括藏文献有关资料,相互比较,其"别理"、"收后"、"下牒"三词乃"申诉"、"署名最后的保人"、"递交诉状或请求"之义。     

《索崇恩和尚修功德记》考释

索崇恩,晚唐归义军节度使索勋的叔祖父,吐蕃统治敦煌末期到归义军初期敦煌名僧,参与了张议潮收复敦煌等地的活动,唐宣宗在大中五年给敦煌佛教教团领袖洪辩的诏书中特别提到崇恩,并赐给信物等。对于这样一位名僧,敦煌文书记载比较零碎,只在P3410号《沙州僧崇恩遗嘱》中有较多的反映,关于崇恩的生平事迹及僧官等情况仍然不     

莫高窟北47窟新出《唐开元廿四年(736)后丁租牒》的复原与研究

本文对敦煌莫高窟北区第 47窟出土的八个残片文书进行了缀合、录文 ,在此基础上对八个残片加以考释、研究 ,指出这一文书是“唐开元廿四年 (73 6)后沙州检勘丁租脚窖钱粮牒” ,该牒文反映的新信息 ,有助于唐官府征纳丁租、租脚及营窖钱等深入了解和补充 ,其学术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     

P.2979《唐开元廿四年岐州眉县县尉牒判集》研究

在对P.2979<唐开元廿四年岐州眉县县尉牒判集>的录文、校注的基础上,对文书所反映的唐开元后期政府政令效力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分析了此时政令效力减弱的原因.     

敦煌文书《后晋开运二年寡妇阿龙牒》考释

P.3257《后晋开运二年寡妇阿龙牒》由三件文书组成。其中第一件是寡妇阿龙的状稿和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指示,第二件是寡妇阿龙和其兄索怀义关于土地耕种的契约,第三件是归义军左马步都押衙王文通询问土地占有者索佛奴、陈状人阿龙、种地人索怀义的笔录和曹元忠的批示。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文书进行了校释,并对内容进行了考辨。     

清嘉庆朝“投匿名文书告人罪”条例的演变

“投匿名文书告人”指通过投递、粘贴匿名或假名文书揭发或诬告他人的行为。为杜绝告讦诬陷的不良风气,清律“投匿名文书告人罪”条例规定官司不得受理相关案件,即使所告得实,被告者不坐,匿名告人者仍处以绞监候。禁绝匿名文书的态度至为明确,然而嘉庆朝就此罪颁行的条例,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律文规定,是清代“投匿名文书告人罪”立法进程的重要转折。其背后既有守持禁绝诬谤以正世风的官员与寻求统治实际效用的嘉庆皇帝之间的辩争,也受到皇帝在天人感应思想下对灾异修省的影响。嘉庆朝档案与实录等资料还原了匿名揭帖例文订立的历史场景,反映了律例修订与皇权运作、司法实践之间的关系,使法律的修订在政治文化中得到理解。     

谈敦煌社邑文书中“三官”及“录事”“虞侯”的若干问题

本文通过与社邑文书有关的转帖、历、状、疏、牒、斋文等文书记载的社邑三官的研究,认为社组织中的社长、社官、社老这三官大多数为虚职,具体操作者是录事和虞侯。     

唐五代时期敦煌寺院经济管理的民主色彩

敦煌寺院经济文书展示了当时敦煌寺院经济管理的许多信息:全体僧众行使经济监督、审核权;沙弥可担任寺院的重要经管人员直岁;敦煌寺院经济实行集体管理;僧官任职须经僧众民主推选;寺院僧官的辞职、免职也须经徒众同意;当僧众和都僧统的意见相左时,都僧统往往也尊重僧众的意见;普通僧众和依附阶层可向僧官申诉以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僧官任职期限短,轮流替换。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可知,敦煌寺院经济管理具有明显的民主色彩,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全国其他地区寺院经济管理的状况。     

产权交易下的清代浙东契约文书述论

新近发现的一千余件清代浙东地区有关产权交易的契约文书对进一步研究清代浙东土地变迁、基层社会控制以及产权交易方式都有重要价值.文书内容反映出清末浙东地区的土地演进、产权交易方式、一田二主乃至一田多主现象都有明显特色,一田多主成为清末浙东土地制度的主流.而文书中所反映的"契约"与"合同"的关系以及"客田"出现的时间等也有助于纠正目前学界的一些误解.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僧官的几个问题

敦煌文书P.3699<祈愿文>中的天下僧统触坚为公元824年以后的吐蕃佛教宗师;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都教授为当地最高僧官,下属有若干寺院教授,每个寺院教授具体负责管理敦煌僧团中某一方面的事务,该做法应来自吐蕃本部,为吐蕃僧官制度所特有;吐蕃统治敦煌中前期有一位翟姓沙州都教授,法号当为乘恩,原名翟涓.     

南京临时政府的行政创制与文书工作的革新

行政创制直接影响文书工作的变革,文书工作的创新又能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起到验证行政创制效果的作用。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革新与行政创制对文书机构的设置、文种的变革、文书处理的革新和文书人员的聘用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其变革渗透着"民主共和"、"效率"和"现代国家"的理念,尽管仍有较大的欠缺,但为后世文书工作奠定了基础。     

悬泉汉简所见传舍及传舍制度

“传舍”作为吏员出行的主要住宿机构或休息场所,在汉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关系到汉代行政体系的运作与管理。悬泉汉简是汉代邮驿系统中目前唯一能够确定且保存下来的文书档案,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整理研究,恰恰从一定的角度再现了汉代的传舍制度和运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