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肉搜索刑法规制的理性思考

伴随诸多的人肉搜索事件出现,对人肉搜索专门立法进行刑法规制的呼声也见诸报端,但入罪则需要理性思考.现行的刑法已经相当完备,只是存在要解释的问题.刑法是社会诸多的法律规范中最为严厉和最具有强制性的手段,应有的谦抑性要求其作为最后手段存在.只有在其他社会方法无法规制,现有法律规范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才考虑将某种行为设定为犯罪,纳入刑法规制范围.笔者认为可以将人肉搜索行为中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那一部分行为定为侮辱、诽谤罪.这样的解释可以在抑止人肉搜索社会危害性的同时利用其积极的功能.     

人肉搜索入罪宜缓行

人肉搜索词义的含混性与刑法明确性之间的紧张、人肉搜索行为法益侵害的阙如、人肉搜索行为犯罪化在犯罪论上的失据以及人肉搜索行为犯罪化在可操作性层面的失败都不可避免地决定了人肉搜索行为入罪宜缓行。     

论对恐怖活动犯罪的刑法规制

严密恐怖活动犯罪的刑事法网,将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纳入法治轨道,是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基本手段。为此,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反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大多国家在本国国内法中也明确设置了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条款,我国刑法同样反映了惩治恐怖活动的法律决心。针对恐怖活动犯罪的特殊危害性,我国还应完善对恐怖活动犯罪的刑罚制度,以充分发挥刑罚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功能。     

网络犯罪的刑法规制及其完善

随着信息时代的迅猛发展,各种网络犯罪行为也随之快速蔓延且日益猖獗,已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发展。鉴于此,本文介绍了网络犯罪的定义及其表现形式,指出了我国现行网络犯罪的刑法规制的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网络犯罪刑法规制的具体建议,以达到推动计算机网络快速稳定发展的目的。     

“人肉搜索”的法律规制体系研究

"人肉搜索"作为我国互联网发展中独特的文化现象,成为网民参与公共事件的重要方式。它既可以惩恶扬善实现舆论监督的作用,又可以在僭越道德界限后成为暴力化侵权的帮凶。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隐私权并未纳入具体法规中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利进行保护。如何在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同时,发挥"人肉搜索"的积极作用,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律规制体系对其加以理性约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未成年人校园暴力犯罪的刑法规制探析

近年来,未成年人校园暴力犯罪呈低龄化趋势。从刑法基础理论出发,总结当前未成年人校园暴力犯罪的特征,阐述规制未成年人校园暴力犯罪的理论基础,剖析未成年人校园暴力犯罪刑法规制的缺陷与不足,提出增加规制校园暴力犯罪的专门立法和司法解释;优化对未成年人校园暴力犯罪案件的司法适用等建议,预防和矫正未成年人校园暴力犯罪,充分发挥刑法“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作用。     

宪政视野中的人肉搜索及其规制——以死亡博客为例

人肉搜索对现实的影响有目共睹,赞叹与质疑之声从未消弥。国家已从地方层面开始试水对其规制,然而却因理论上研究不足使其饱受诟责,并在法律与舆论的边缘徘徊。以死亡博客为例,从宪政视野来分析人肉搜索的实质,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提出具体的规制。     

信息化时代网络犯罪之刑法规制

进入21世纪,互联网的空前普及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然而,由于缺乏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监管措施,各种网络犯罪问题滋生,公民网络信息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造成了极大损失,侵害了国家的法治权威。对此,本文将探讨网络犯罪的概念和形成机制,进一步梳理当前网络犯罪刑法规制的立法现状和问题,初步提出完善措施,以期对国家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作为近几年高发的一类犯罪,严重侵害着广大消费者的生命健康,顺应当前整治形势的《食品安全法》的实施为刑法的规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对现行刑法中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做一简单分析,认为我国应当完善相应的规定,以更好的实现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的对接和建立严密的食品监管体系。     

“人肉搜索”民刑问题浅析

互联网正日益改变着人类生存与生活方式。目前"人肉搜索"已成为互联网中传播信息的重要工具,逐步侵扰社会正常秩序,侵犯广大民众的权利。"人肉搜索"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为何会引起社会动荡?是否应当入刑?能否在中国法律规制下正常运行?这些都是法律框架下需要急切解决的问题,应从法律角度分析并完善对"人肉搜索"的法律规制。     

人肉搜索不应入罪

人肉搜索行为不管从哪个角度而言,对法益的侵犯性都没有达到非常严重且绝大多数人不能容忍并主张以刑法进行规制的程度;并不是适用其他制裁方法不足以抑制这种行为,不足以保护法益;运用刑法处罚这种行为,将会导致对社会有利的行为的禁止,会使国民行使监督权的自由受到不合理的限制;司法实践中很难对这种行为在刑法上进行客观的认定和公平的处理;运用刑法处罚这种行为并不能获得预防或抑制该行为的效果。因此,目前不宜将人肉搜索入罪     

“档案犯罪”刑法规制的局限与重构

现行《刑法》对“档案犯罪”的规制存在时效滞后、范围过窄、刑罚单一等诸多局限,未能很好适应新形势下预防和惩戒“档案犯罪”的现实需要。当前,进一步完善和重构“档案犯罪”刑法规制的可能途径是,修改“档案犯罪”构成要件;增设“档案犯罪”罪名;完善刑罚配置。     

论挪用公款罪

新修订的刑法第384条有关挪用公款罪的规定，在犯罪主体、犯罪对象、罪名及犯罪的表现形式等几个方面，无论在刑法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存在着许多问题。为使对该罪的规定具备严密件，还应作必要的修改。     

对刑法第239条罪名确定问题的再思考

从法律渊源和法理学角度进行分析,刑法第239条罪名应设定两个绑架勒索罪和劫持人质罪,两罪有其相应的犯罪构成及适用范围.     

论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刑法规制——以《刑法修正案(七)》第7条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253条增设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两款罪侵犯的客体为公民个人信息的管理秩序和他人的合法权益,犯罪对象为公民的个人信息.第一款罪主体为特殊主体,第二款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出售、非法提供个人信息或非法获取.前罪的行为方式主要包括出售、违规披露、非法利用等;后罪行为方式包括窃取、收买等.两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     

涉人工智能犯罪刑法规制的 正当性与适当性

在智能机器人不具有独立意识和意志的情况下,智能机器人会被犯罪分子当做犯罪工具加以利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智能机器人会产生独立的意识和意志,可能自主决定并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现在已经带来和将来可能产生的风险,刑法应发挥为社会稳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的作用,这是刑法规制涉人工智能犯罪的正当性所在.对于智能机器人的研发者和使用者的行为,以及智能机器人产生独立意识和意志之后自主决定并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刑法的干预和刑罚的设置应保持适当的限度.既不能让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行为破坏社会的稳定发展,又不能让刑法的过度干预阻滞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