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声喧哗中的知识分子——以《花腔》为例谈李洱的知识分子写作

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语境中,二十世纪的中国出现了社会市场经济化、审美对象庸俗化、价值取向多元化的趋势。知识分子自身的公共性和公共空间逐渐消失。知识分子从话语的中心走向了边缘,经历了立法者——阐释者——被阐释者的角色转变。在李洱的《花腔》中,主人公葛任只是存在于白圣韬、赵耀庆和范继槐的叙述之中,以葛任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成了历史、时代、他者阐释的对象。     

20世纪前后我国科学教育的价值取向

历史地看 ,2 0世纪前后国人对科学教育的价值取向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这一演变的路径如下 :即从负向价值取向到正向价值取向 ,从物质层面的价值取向到思想层面的价值取向 ,从单一维度的价值取向到多元维度的价值取向 ,从社会救亡的价值取向到个人生活的价值取向。从否定科学教育的负向价值取向到认同科学教育的正向价值取向。 19世纪中叶以后 ,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科学被逐渐引入中国。以坚船利炮为前导的西方文明 ,首先以“器”和“技”的形态呈现于晚清士大夫的眼前。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的理解先从“器”和“技”层面开始。…     

乌托邦寓言中的知识分子精神史书写与现代性勘探——论格非“乌托邦三部曲”

格非“乌托邦三部曲”的相继出版,引发文坛热议,“乌托邦”与“知识分子写作”成为格非小说评论的两个关键词。格非对中国百年来的社会、历史、文化,以及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和精神难题“失实求似”式的书写和寓言化的反思也成为批评界关注的焦点。因此,对于格非“乌托邦三部曲”的精神内涵和价值意义的深入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格非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困境和出路等问题的思考,并可以从其建构的乌托邦寓言中开掘出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焦虑症”的精神传承和嬗变。     

论左翼文艺的历史缘由与现实启示

把左翼文艺放在整个中国现代转型历史中加以审视,可以发现它只是现代中国政治革命惯性运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深入剖析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情境与心灵危机,则可把握左翼知识分子激进思想的内在精神脉络。在多元形态的当代文化语境下,左翼文艺思想作为一种体系化的文艺观念业已失去独尊地位,但其思想因素经过历史演化散落在当代文艺思想中,这主要体现在底层叙事的价值取向、大众社会的话语方式和现实主义的定位上。     

《现代评论》“公共性”的表达和实践

《现代评论》不仅是承载政治、法律、文学等文化思想的历史文本,作为现代传播载体,它还是现代知识分子努力开创的“公共论坛”。它对“公共”的表达：公共论坛、思想的杂志,言说着作为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基本形成了一股独立于国家体制和商业资本外的力量,用话语形式展开其“政治实践”。     

微博空间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策略与身份建构

公共知识分子正回应微博技术的赋权,参与公共话语的表达,其微博生存存在多方面的问题和隐忧.微博“共景监狱”式的开放结构,使知识分子“虚妄的公共性”更为凸显.公共知识分子应积极介入微博空间,秉持批判与道义传统,以特殊知识分子的身份,进行中观和微观政治话语的表达,彰显自身的中心话语权力,相应调整话语策略,推动公民交往理性和公民社会的建构.努力消解对其“虚妄公共性”的质疑,实现自我身份和公共价值的重新认同和构建.     

“以美育代宗教说”:政治意识形态与审美乌托邦

"以美育代宗教说"是中国现代美学参与政治意识形态建构的一种思维范式。审美与宗教既是两种意识形态形式也是两种乌托邦模型,但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视域中却呈现出鲜明的价值分野,这使得"以美育代宗教说"陷入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矛盾纠结的深层价值困境。     

“文革”后小说：意识形态与话语转换

在现代性追求的背景下，“革”后小说经历了由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到作为民间意识形态的精英话语和民间话语的演变，在理性层面上，反映为从历史批判到现实关注与历史虚元的并行。这一演变既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深刻的结构性裂变，同时也昭示了中国现代小说乃至全部学艺术的未来发展。     

“大革命文学史观”下的现代中国文学史重构——论杨洪承先生《革命与文学的双重变奏》

杨洪承教授的新著《革命与文学的双重变奏》的首要之功在于建构了“大革命文学史观”。这种“大革命文学史观”提取于近现代三大政治革命,但又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覆盖性。它是建构在“五四”新文学的民主、科学意识形态之上的平民主义、现实主义等价值观的文学史学术话语。杨洪承教授运用“大革命文学史观”,对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社群的结构形态、现代中国革命文学作家谱系的革命性,进行了细节性的考证和历史本质的归纳,揭示了普遍存在于文学知识分子与社会革命之间的互动逻辑,从革命文学社群和谱系的角度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     

末世的期冀——论晚清社会心态与政治小说创作

晚清时期，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传统意识形态崩溃，接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试图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念来改变中国的命运，求新、求变成为时代的中心话语。而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又形成了知识分子的躁进心态。在这过程中，缘于英国、盛行于日本的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小说进入了中国政治活动者的视野。适应了清末人们的社会心态，成为晚清小说创作的第一个主潮。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给学生"渔"而不是"鱼"

这是在一所普通初中学校上的研讨课。该校一位教师上《社戏》第一课后 ,我承接她上第二课时———月下归航。这节课我安排了两个教学重点 :1、比喻的修辞手法 ;2、“偷”豆为何难忘。第一个教学重点 ,安排三个步骤实现教学 :步骤一 :让学生朗读这一部分 ,划出比喻句。学生很快找出比喻句“那航船 ,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蹿”。本喻体、比喻词等名词术语学生似乎都懂 ,也就是说 ,若考试采用选择题形式 ,请他们选出是 (或非 )比喻句的一项 ,大部分同学能得分 ,若让他们造个生动形象的比喻句 ,恐怕十有八九就要失分了。为了让学生能…     

“去行政化”与“纪宝成难题”求解

中国大学行政化趋势由来已久,典型地表现在行政等级越来越具有支配性地位,但要想立即去掉或完全去掉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大学发展要求必须去行政化,这就构成了著名的＂纪宝成难题＂。通过对大学行政化形成过程分析后发现,大学去行政化就是要去掉行政特权,回归学术本位,而非简单地去掉行政级别。在去行政化过程中首先需要走行政与学术系统并立的过渡阶段,只有这样去行政化才是可能的,这说明纪宝成难题并非完全无解。     

关于"周期"和"族"的讨论

认为中学化学教材中关于元素周期表中"周期"和"族"的划分及定义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又容易造成教师和学生理解上的偏差和表达上的不准确,建议在中学教材中取消对"短周期"、"长周期"、"不完全周期"等概念的要求,将"零族"、"Ⅷ族"分别称为"ⅧA族"、"ⅧB族".     

论“知识—权力”的“凝视”

福柯探索"凝视"与哲思的关联,体认"知识-权力",洞察"知识"和"权力"的内在生成,并在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生物学等多元学科的"凝视"之中关注微观问题的性质与机制。     

"被、受、挨"句辨

汉语句子主语是受体的句子中,以"被、受、挨"句最易混淆,本文分析了三句易混淆之因素,并对词性、词义、词语搭配以及动词的语法作用等方面对"被、受、挨"句加以分辨,以期在教学中帮助留学生准确应用三种句式.     

《围城》中“开放”与“封闭”的小说结构

《围城》通过方鸿渐的漂泊,借助看似"开放"实则"封闭"的空间转移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及中国知识分子作了入木三分的描绘,多侧面地对所谓文明社会的各种弊端作了无情揭露和嘲讽,使方鸿渐们在不同的世情背景下,呈现出既复杂又真实的人性、人情和人生。     

空符号与空集合的微妙关系初探

在继承前人对符号意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任何符号都有符号层、逻辑层、学科层、存在层这四个层面的意义。据此,从符号学与集合论这两个视角来看,空符号与空集合虽有着的不同意义,但其相互问存在既相异相通,又相互支撑的微妙关系。事实上,在逻辑层面、学科层面和存在层面上“任何符号系统都离不开空符号”。     

从"自由"和"实践"的内涵看"主体性"的规定

自由是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以及对必然性的利用,是主客观统一的过程;而实践也是同样包含着主客观统一的主客体的统一,即人们利用、改造客观必然性的活动:主体性也是在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克服、改造中得以确立起来.自由、实践、主体性三者为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形态,各有侧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是从自由和实践引发开来的,作为自由和实践的主体在对客观对象的认识、作用和改造中达到的与客体世界的统一.     

重构"革命经典":从复杂到"纯粹" --以歌剧《白毛女》和舞剧《白毛女》为例

延安文艺界所开创的文艺创作方向作为建国后的文艺主潮一直延续到“文革”时期。在这一长达近40年的文艺实践过程中,左翼文艺界为了在文学艺术中创造一个“绝对无我”之境,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文化战略目标,追求一种“绝对的纯粹”。从40年代的歌剧《白毛女》到60年代的舞剧《白毛女》,就很好地反映了革命激进文学派别的这种乌托邦冲动,即以“净化”的方式修改一些“具有一定思想基础”,但又有可能模糊政治伦理观念的“复杂性”作品,展开对自我、阶级本质等的想象,以建立一个全新的文艺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