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儒家话语权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相关探讨

我国地大物博,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从我国古代的整体发展来看,矛盾与斗争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更多的都是围绕话语权所展开,因此话语权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维度之一。在汉代以后的两千年间,儒家文化的话语权作为典型代表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产生的十分重大的影响。本文将对话语权概念以及儒家思想的主要特征进行分析,并对儒家话语权对中国文学史的影响加以阐述。     

"分期"的意识形态--再论现代"文学"的确立与《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出版

本文通过对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个十年1917-1927)》的研究,指出《新文学大系》透过对"时间"--具体是文学史"分期"的有意识操控,把"现代文学确立"的历史"自然化"了.因此有必要把文学史的"阶段划分"重新放置到制度建构的语境中,才可能将已经被"自然化"了的新文学历史再次"历史化".     

论外史内史论合一——《文心雕龙》与文学史刍论

素以文论著称于古今的《文心雕龙》,却论外史内,论中含史,完备地具有文学史的丰富内容,显著地具有文学史的诸多特征.同时,在文体论、文学变迁论和作家、作品论这鼎足而三的建构中蕴含着一部上古至晋宋时期的文学发展史.《文心雕龙》充分展示和描述了文学的历史,全面评价和诠释了历史的文学.史论合一而无专史,这是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特色,是其所长而非其所蔽.     

存在还是不存在：世界文学史的中国主体性建构

中国的世界文学史新建构中,应当改变以前将中国本土文学排除在外的模式。根据国际世界文学史的书写经验,将本土文学作为世界文学史的构成,可以使中国文学具有世界性的视域,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可以建立中国的主体性话语。只有通过主体性话语的对话,发出中国的“声腔”,中国才能真正进入世界文学史。世界文学史应当是多元主体话语、“多声腔”的体系,从“理一分殊”的辩证理性观念来看,世界文学的整体性表现为一种“理一”,而中国文学的主体性话语则是“分殊”,从分殊到理一,推动多元化的世界文学体系建构。     

陈子展与中国近代文学史建构

作为最早以＂史＂出现的两部主要属于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文学史专著,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在中国近代文学史建构历程中有着重要的学术史意义。尽管其文学史观明显受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影响,由于其所具有的独立不倚的学术品格和无征不信的严谨学风,又使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胡著,得出许多创见,并以其长久的学术生命力或明或暗地参与了与其后逐渐建构起来的近代文学史的对话,为推进近代文学研究走向深入、全面和公正,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     

《人的文学》:新文学的理论纲领--重估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人的文学》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既作为"新文学的理论",又作为"新文学的纲领",因此《人的文学》被称为"新文学的理论纲领".从这个判断出发,《人的文学》的文学史意义可以得到较真实的体现.     

论外史内 史论合一－－《文心雕龙》与文学史刍论

素以文论著称于古仿的《文心雕龙》，即论外史内，论中含史，完备地具有文学史的丰富内容，显著地具有文学史的诸多特征。同时，在文体论、文学变迁论和作家、作品论这鼎足而三的建构中蕴含着一部上古至晋宋时期的文学发展史。《文心雕龙》充分示和描述了文学的历史，全面评价和诠释了历史的文学。史论合一而无专史，这是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特色，是其所长而非其所蔽。     

《雨中的猫》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新历史主义理论把历史与文本的关系作为分析的中心问题之一,认为文学是能够彰显历史本来面目的鲜活逼真的艺术形式。新历史主义突破"文学反映历史"的传统思维模式,强调文学重建与历史真实之间的互动关系,即"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海明威的《雨中的猫》既是一篇讲述历史的文本,又是文本形式的历史事实,因此该短篇小说富含新历史主义的意义。     

互文视域下刘绶松的文学史创作——《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与《中国新文学史稿》比较

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是建国以来较为重要的以现代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文学史著作.自其问世以来,曾于1956年和1979年两次被指定为高等学校的文科教材,对现代文学史教学以及学术研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该文选取刘绶松的《初稿》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对比研究,探究特殊写作背景下刘绶松对新文学史创作的努力与尝试,在承认其创作局限性的基础上,尝试挖掘其在文学史的建构、体例结构的安排、史料运用以及文学评论等方面的价值与贡献.     

“文学”的建构与重释文学史 ——兼论二十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意义

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古代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可以说是两种性质的文学史.古代文学史是概念史,而现代文学史是事实史,"文学"概念并不是从历史中自然发展出来的,而是在20世纪早期被建构出来的,古代文学史同样是现代事物,它是基于现代"文学"概念的历时性梳理."文学源头"也同样是出自现代视野的概念,中国文学的真正源头不在古代.而在20世纪早期.从早期诸多文学史教材中可以看到文学史的逐渐成型,也可以看到文学的逐渐成型,两者实为一者.所谓的文学史不是一种"文学"的历史.而是一种叙事的历史,"文学史实"也不是真正的历史事件,而是现代视野的建构,更彻底地说.文学史是在叙事中产生的,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格外清晰地展现出这种叙事的轨.迹.对此文学史存在形态的澄清,提供了文学史解释模式转型的某种可能性.     

对中国新文学的一种回顾

对20世纪30年代新文学史的编纂和对新文学作品的选编,需要与当时的社会和文化境况,特别是与当时的文化争论紧密联系起来.重读这些资料,有助于我们今天对当时文化界境况的了解,而且也可以重温当时对新文学的评价,从中可见五四运动的一些主要人物再三重申并肯定五四理想,同时也表现出他们的一些不自信和担心.他们反思到:他们生命中的一段历程结束了,与之诞生的文学也行将告一段落.总之,可以推想:20世纪30年代新文学史的编纂和新文学作品的选辑,并不是五四全盛时期的硕果,而是人们对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深切留恋,<中国新文学大系>尤其可以算是为了已结束的文化时代,也为了自己一代人所作出的贡献而建立的一座纪念碑.     

指尖流转的文学新宠--手机文学

手机文学亦称“短信文学”或“拇指文学”,是创作者为手机量身定做、给手机用户提供可阅读文本的文学样式。受手机平台的限制,手机文学作品篇幅短小。手机文学具有语言精炼含蓄、内蕴深厚、哲理性强的特点。它的出现,大大拓宽了文学的表现对象,也给更多的文学青年开辟出一块新的发表园地。     

新现实主义小说现实品格论——兼论新现实主义小说与改革文学、新写实、先锋文学之不同

新现实主义小说是在社会转型期这个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形成的 ,因而表现出了鲜明的现实品格和人文关怀精神。它既是对“改革文学”的一种继承和超越 ,也是对“新写实”的纠正和批判 ,同时也是对先锋文学的反拨和扬弃。因而具有关注现实、反映人生 ,贴近社会、抚慰民众 ,暴露弊端、批判丑恶的现实品格     

新媒体文学产业化进程的思考

在消费文化和大众化的背景下,新媒体文学加速了产业化的进程,网络文学、手机文学、影视文学等新媒体文学形式繁荣发展。但产业化进程也导致新媒体文学过于商业化、娱乐化、技术化,使其失去文学原有的精英意识,其审美精神亟需重建。新媒体文学应保持内在的文学性,培养大众高雅的审美趣味,坚守人文精神,树立多元开放的批评观念,以重构新媒体文学的审美精神。     

李健吾论新文学的建设

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很善于从比较的视野来评价作品的渊源与得失,表达他对影响与创造问题的建设性意见。他认为外来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是必须的,作家要正视这些影响,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相对而言李健吾在审度西方文学时更关注新文学本身的发展。在比较的视野中他所提及的丰盈的人性、艺术的自觉等都是以西方的文学规范来导引、匡正新文学的发展,使新文学的发展尽可能地接近世界文学的水平,进入世界文学的领域。     

从"新写实"到"新状态"——《钟山》杂志的文学运作谈

作为我国新时期文学期刊“四大名旦”之一的《钟山》杂志,在新时期文学发展中对“新写实”和“新状态”思潮的倡导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考察从“新写实”到“新状态”文学思潮的发展,我们发现其中呈现出强烈的市场策划意识,这使《钟山》杂志对文学思潮的推动确实起到了风起云涌的策动,但市场意识的强化又在另一个层面上使他们完成了杂志运作的任务,但最终没有完成文学的使命。     

论知青文学对新世纪文学的启示

本试图在全球化语境下，对知青学潜在的特质：超越性人格以及新英雄主义的分析，主张重建精神规则，达成价值共识，最终以学独特的审美身份、形成视角参与到人精神的重建中来。     

文学知识呈现的三重关联

要使文学学习变得丰富多彩、鲜活充实,使学生获得持久的兴趣和动力,文学知识的呈现要形成三重关联:一是建立文学知识与其应用情境之间的关联;二是建立文学知识与主体情境之间的关联;三是建立文学知识与相邻学科或领域知识的关联。     

传统文化的缺失与新新人类文学的困顿

新新人类小说是文学通俗化大潮中出现的病态文化,其失败的根源在于无视中国文化的丰厚积淀。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的人们,在某些观念业已更新的前提下仍沿用旧形而上学的教育观念,致使未能及时地在一个先验的环境中用传统文化对新新人类文学作家的心性进行系统有效枉正,从而导致其灵魂始终在浮躁和务实的两界痛苦地挣扎,用一颗被外在之世完全左右了的心去仿唱西方过时的歌谣。新新人类文学的困顿实是时代的困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