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创造性叛逆的几点思考

创造性叛逆分为创造性叛逆(或忠实的叛逆)和叛逆性创造(或叛逆的忠实)两大类,其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叛逆性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到达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以及对译语的叛逆。创造性叛逆的主体是译者,不包括读者及其接受环境。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缘起、影响及运用

翻译历来以译文忠实于原文为第一要务。文学作品,却因其语言的独特性和文本的巨大解读空间,使得译者具有较大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叛逆,作为创造性和叛逆性的和谐统一体,正是译者主观能动性的最佳体现。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一方面可以拓展源语文化,丰富译语文化,促进二者之间的传播与沟通,从而引起译本文化升值。另一方面,创造性叛逆又可能引起文化信息的失落和文化意象的歪曲。合理运用创造性叛逆,需要综合考虑源语与译语的文化差别、译语读者接受性和翻译活动的时空背景等因素。     

从翻译伦理看文化意象传译中创造性叛逆

在文化意象传译中,译者常常会陷入“忠实”与“叛逆”两难选择的境地,这种选择其实是译者对翻译伦理的选择过程。翻译研究的伦理回归为分析文化意象传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叛逆“只是在形式上违背了伦理的某种模式,其实质是对翻译伦理的遵从。     

略论文学研究会翻译外国儿童文学的工作

文学研究会十分重视外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在《文学研究会简章》里就确定“研究介绍世界文学”为其宗旨之一.它始终是以一个既是“作者”又是“译者”的文学社团,活跃在新文学阵地,始终从翻译和创作这两个互为影响的环节推动着新文学发展.在儿童文学的建设方面,也是如此.他们立足于洋为中用,目光四射.大胆“拿来”.十分重视外国儿童文学的翻译介绍.郑振铎在1922年7月写的《〈儿童世界>第三卷的本志》中的一段话,最能概     

传播学视域下《中庸》译介研究

《中庸》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对外传播已成为国家和学界关注的焦点。基于传播学经典理论,从主体、客体、媒介、效果及受众五个层面考查发现,时代背景、翻译模式、传播方式及读者反应等因素对译本译介效果有直接影响。译者翻译时应采取“以我为主”的积极态度,选择中外译者相合作的翻译模式,译后注重多模态的宣传推广,并及时根据读者反馈调整翻译行为。     

浅析英语文本翻译策略

“创造性叛逆”本是比较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本文从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角度论证了“创造性叛逆”在旅游文本翻译中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为研究“创造性叛逆”提供了崭新而有效的视角,在旅游翻译中值得提倡。     

译者主体性发展之路：从仆人走向创造性叛逆者

传统译论过于强调原文作者的绝对权威,致使翻译研究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的探讨,译者是原作的仆人,是奴隶;解构主义译论中,译者在译入语中传播文学价值、释放语言剩余,享有高度的自由,由被动的跟随者推向了文化交流积极推动者,原著＂来世＂主宰者;译介学中译者是创造性叛逆者的提法,充分体现了位于仆人和主宰两极之间的译者的主体性。     

旅游文本中诗歌引文英译的创造性叛逆

诗歌的引用是旅游文本最显著的一个特点。由于旅游文本的实用性与交际功能性,文本中的诗歌翻译应立足于对其功能的传达。为了更好的实现旅游文本中诗歌引文的价值,翻译中,译者可以进行创造性叛逆,以增添旅游景点的艺术魅力。通过对旅游文本中诗歌英译的创造性叛逆现象的解读,使汉语旅游文本的英译能更好地实现旅游文本的宣传劝说功能,传播中国的旅游文化。     

儿童文学翻译中的改写策略——兼评《夏洛的网》两个中译本

在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中,研究者们多选取同一作品的不同成人译本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译者的翻译方法和策略。本文则从一个新的角度出发,以《夏洛的网》的台湾儿童译者黄可凡的译本和大陆儿童文学翻译家任溶溶译本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分析两个译本的差异性和契合度,发现改写是儿童文学翻译的一种有效策略。译者通过增补、整合、使用多种艺术手法三种途径对原文进行改造,既可以克服语言差异造成的障碍,又能弥补成人与儿童在语言表达和文学欣赏等方面的差异。两个译本的契合说明译者的翻译改写是适度的,成人译者向儿童读者做的儿童化回归是有效的。     

《墨子》宗教观念英译变异研究——以李绍崑英译本为例

对《墨子》中的三个主要宗教概念——“天”“鬼”“帝”进行探析.以李绍崑英译本为例,指出将三者分别翻译为“Heaven”“Ghost”与“God”是对原作概念的变异,并从译者的文化身份、中英两种语言差异及其《墨子》译介的短缺等方面分析其变异原因.     

安徽省九华民歌对外译介研究

文章在简述安徽省九华民歌悠久历史和鲜明特色的基础上,分析了九华民歌对外译介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着重从精选译介内容、明确译介主体、活用翻译手段、优化对外传播四个方面探究了九华民歌对外译介策略,以期提升九华民歌译介效果,促进其国际传播,推动我国优秀地方文化“走出去”。     

浅谈翻译中创造性叛逆与“忠实”的关系

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是比较文学中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课题。创造性叛逆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本文主要从媒介者、接受者及接受环境等方面来分析。而"忠实"这一伦理学标准一被引入翻译学,便引起了人们对其与"创造性叛逆"之间关系的争议。针对这一现象,笔者从现有的材料入手,结合自己的观点,论证了二者的关系。     

从影响的焦虑探讨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

本文尝试从影响的焦虑视角探讨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在论证该理论之于文学翻译研究适用性的基础上,结合文学翻译实践分析译者的焦虑、产生焦虑的根源,从中得出结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是译者内心焦虑的体现,译者的"误读"和"创造性叛逆"正是为了"抵抗"所感受到的焦虑。     

试用“和谐论”阐述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

关于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问题,翻译界众说纷纭。本文运用郑海陵先生有关文学翻译的“和谐论”分析夏目漱石的作品《坊っちゃん》的几个译本,阐述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     

“拉斯韦尔模式”视阈下鲁迅在法国译介与接受

鲁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法国传播的第一位作家,其小说、杂文、散文、诗歌等陆续被译介成法文。本文将拉斯韦尔传播模式应用到文学译介,结合鲁迅作品的译介历程与史实,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受众、译介途径、译介效果五个方面论述鲁迅及其作品在法国的译介与接受问题。     

弗米尔目的论关照下鲁迅儿童本位观研究

鲁迅先生为中国的翻译理论建设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他把翻译事业和民族文化的复兴与改造国民性结合起来,从用科幻小说开拓国民思想的归化编译到为中国文化能从西方文化汲取更多营养而采用的原汁原味的"宁信不顺"的直译,尤其在做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时,鲁迅重视儿童发展,从立人出发,翻译具有童真童趣的儿童文学作品,用儿童的语言采用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翻译策略,体现了儿童本位的翻译观。不同时期,鲁迅的翻译目的也不同,在特定目的下采用的翻译策略也有变化,这些都与汉斯·弗米尔的目的论理论不谋而合,弗米尔的目的论主旨在于译者要根据译本的目标读者的需求而采用适合的翻译方法。比如直译、意译或是编译等翻译策略,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译者首先要明确翻译目的。     

接受美学视角下的儿童文学翻译策略——以张白桦的《格林童话》译本为例

儿童时期对于人的一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儿童文学恰恰是满足儿童求知欲的精神食粮,是儿童成长的关键。国外存在着大量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亟待呈现在中国儿童的视野范围内,儿童文学翻译因此引起了大量的关注。接受美学理论这一文学理论的出现,为儿童文学翻译理论发展注入了新鲜力量,对儿童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本文以张白桦的《格林童话》译本为例,首先对接受美学理论进行介绍,再试图探寻该理论指导下儿童文学翻译所需遵循的翻译策略。     

译介学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宣翻译不仅有利于提升传统文化的感染力和民族间的认同感,而且对于增进文化交流与互动,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译介学视角出发,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和译介受众四个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宣翻译进行探讨,以期实现最佳译介效果。     

美学视角下《红楼梦》第三回两个译本比较

翻译的审美再现包括人物形象美、叙述美和语言美三个方面。通过比较《红楼梦》的两个译本发现,由于译者原则不同,杨译忠实于原文,有利于爱好中国古典文学的英语学者研究;霍译则更加顺畅,容易为普通读者接受。     

从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评析《红楼梦》两英译本

阐释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视界融合”促使阐释者必须有效发挥自身的主观创造性和自主能动性,允许译者根据时代需要和自己的视界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译者要想与作者的视界达到融合,除了要全面理解原文、有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熟悉双语文化外,还要运用多种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相辅相成、融会贯通、取长补短以求与原作的初始视界达到融合。本文旨在以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理论为指导,从意义和文化两个角度对《红楼梦》两英译本进行阐述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