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清运动”记忆

下户吃派饭 1964年10月至1965年7月,我们大三学生奉命到河北省新城县农村搞了10个月的“四清运动”. 对于今天50岁以下的大多数人来说,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四清运动”是什么含义.其实,“四清运动”是毛泽东主席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在中国农村发动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旨在清理农村基层干部在“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个方面中的混乱现象,防止国家改变颜色的目的.     

白先勇：我记忆中的“大江大海”

因战局的变化,自家颠沛逃亡的宿命是从桂林这座城市开始的。“我们全家两边八十多口人啊,一起跑。”这一跑,就从1944年跑到1949年     

民航“中国青年”号飞机

在新中国民航发展史册上,曾留下许多辉煌印记。上世纪50年代初期,广大民航职工艰苦创业,克服物质与技术上的困难,修好破旧飞机并使之重上蓝天,其中修复并命名的中国青年号飞机,就是一个不应被人们遗忘的历史闪光点。     

潘国定与“北京”号飞机

潘国定,中国民航界的著名人士,1937年进入美国寇蒂斯航空工程学院和汉克飞行学校,学习航空工程理论及飞机驾驶技术,毕业后回国任中国航空公司飞机驾驶员,后转调中央航空公司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军委民航局机航处总飞行师、军委民航局第二民航学校副教育长等职.在30余年的飞行生涯中,潘国定与"北京"号飞机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新中国民航发展史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     

我记忆中的拉祜族

<正>作为拉祜族的一员,我一直想写点东西来记录我的民族,但由于时间、精力等原因,一直没有动笔,很是惭愧。近日,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加上长辈们留给我的一些记忆片段,以求能更详尽地讲述一下我的民族。我是耿马镇团结上弄抗(村)人,由于父母去世较早,从小就去贺派乡董过(村)和外婆居住。小时候我总是缠着外婆讲关于拉祜族的事情,也幻想着有一天我能像先辈一样娶妻生子,扛着猎     

我是“反一号”

《红旗谱》这部电影,拍摄时间是1959年．正好是大跃进、大炼钢铁的时候。为什么要拍这部影片呢？就是给建国十周年献礼,当时有谢芳、于洋的《青春之歌》,有孙道临、于蓝出演的《革命家庭》,还有《邻家铺子》等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大片,当时不叫大片,叫重点电影片。     

我是“反一号”

严谨的艺术风气 在当时．不光是《红旗谱》,其他的创作团队也都很认真、严肃地对待艺术作品,它应该说是艺术创作的一种风气。那时候就是这样．剧组的演员进组了,标志着你就是《红旗谱》这个片子的演员了．除了我提到的案头工作以外,你还要下去体验生活两个月,等你两个月体验完了。回头再开始正式的拍摄。     

我是“反一号”

葛存壮,1929年出生于河北饶阳,10岁随父母迁至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1947年东北解放后,葛存壮考入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文工团当演员,两年后随团调入东北电影制片厂演电影,1953年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工作。几十年的演艺生涯中,葛存壮饰演了众多角色,且尤以《红旗谱》中的地主恶霸冯兰池,《矿灯》中的日本经理“岛田”、《小二黑结婚》中的“金旺”、《小兵张嘎》中的日军龟田队长、《南征北战》中的蒋军参谋长等最为成功和著名,并因此享有“反一号”的美誉。表演之余,葛存壮还撰写过一些理论文章,有《扮演反面人物的点滴体会》、《从冯兰池到闻一多》等。现为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理事、国家一级演员并享受国务院津贴。     

我与“大飞机”的不解因缘

正"运十和波音707至少有七处显著不同"1970年周总理外交出访,他希望能够坐我们国家自己生产的飞机前往。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计委在1970年8月批准了代号为708的工程。毛主席也指示:"上海也要造大飞机。"关于大飞机领导人有各种批示,李先念、叶剑英、薄一波等先后批示,并解决了经费等问题,上海就是这么搞起来的。     

记忆中的那份“感觉”

人的记忆是有限的,那些过往的岁月有时能够留住大致的轮廓或许就算很不错了。若干年前为了写一篇关于30多年前某一城市"商业街"的旧闻逸史,我曾绞尽脑汁,一方面试图查找现有的档案资料,另一方面也在努力搜寻我记忆中的种种影像,遗憾的是,资料虽有,但不是我迫切需要的那种,因为我需要的"那种"并没有特别的记载;而记忆中的"影像"虽然清晰、但并不完足,很多都是无头绪的零星断片,要把它们串成完整的逻辑叙事谈何容易?如此两方面都不能使我满意,让我左右犯难。现有的资料记载是不容置疑的,有     

湖北日报“我随东风万里行”采访组启程

4月12日上午,湖北日报编辑部同东风汽车公司在湖北日报办公大楼门前广场举行仪式,为“我随东风万里行”采访组送行     

我记忆中的马衡院长

故宫博物院前任马衡院长,字叔平,浙江宁波人,著名的金石学家。来故宫工作以前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国学门研究所的导师。故宫博物院成立,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     

阎长贵：我记忆中的江青

江青从一个30年代奔赴延安的青年到“文革”中横行霸道、作威作福、凶神恶煞的“灾星”,有一个的发展过程。     

我记忆中的一幕渡江悲剧

武汉,炎炎盛夏,一个游泳的好时节。从1956年开始,每到夏季,武汉都要组织横渡长江活动。我从小就住武昌离江边不远的地方,已记不清看过多少次规模壮观的渡江。然而,多少年来,每当看到在长江中游泳的人群,都会勾起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武汉渡江史上的一幕悲剧。 1967年7月的武汉已载入史册。那时“文化大革命”已有一年多时间,武汉的派系斗争到了白热化程度。为纪念毛主席1966年7月16日畅游长江一周年,武汉地区组织了声势浩大的“七·一六”渡江活动。到8     

飞机“医生”

一架民航客机,除了发动机之外,起落架是最核心的飞机附件,这三条“腿”关乎着数百位乘机者的性命。起落架的维修工程师是一个需要极度细心并积累多年经验的工种,他们每天要面对数百个零件,要算准0．001毫米的精度,还需要掌控好无法言传的力道,这样才能保证一架客机的起落安全     

“11号”帮我杜绝假报道

我所说的“11号”,不是别的,就是两条腿要勤跑。两条腿到了,才有可能杜绝失实报道。 去年3月,我回老家时,听一位同学说,他的邻居小程是个退伍军人,他勤劳致富后,不忘烈军属和特困户,拿出了2500元钱作为烈军属和特困户的“救济费”。我听后觉得这件事不错,就前去采访。碰巧小程出差不在家,他家里人知道我是来采访的,很是客气,还积极主动地给我提供了几条很有新闻价值的“线索”。我如获至宝,连夜赶写了一篇稿子,第二天又到镇、村盖了公章,这时,有人说:“大印一盖,出错减半,     

省长深夜送“东风”

西宁的冬夜是静谧的.道旁的路灯散射着桔黄色的灯光,路上行人很少,偶尔有一辆夜行的汽车急驶而过……时间是一月十八日的午夜.报社夜班办公室的灯光依然辉煌,报纸再过三四个小时就要开印.此     

两个“东风”打擂台

在开始设计“东风－107”超音速飞机时,徐舜寿特地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请罗时钧教授为设计人员讲授超音速空气动力学,请马明德教授讲授超音速实验空气动力学。徐舜寿又请示局领导,为设计室配置了MNT-9模拟计算机及103数字计算机。并亲自带队到福建前线,征求使用部队对新机设计的要求和意见。     

“永保群众利益碑”中的红色记忆

红色碑刻档案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宝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苏皖解放区就领导了有组织的治淮活动,现存1945年淮宝县政府所立“永保群众利益碑”提供了历史见证。该碑作为红色实物档案,承载了解放区政权建设、淮河治理的红色记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初心使命,也为后来新中国开展大规模水利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加强对红色碑刻档案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对讲好红色故事、赓续红色基因、传承红色记忆、赋能时代精神具有重要价值。     

邓小平：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

邓小平的第二次“落”是在1966年。这一年他62岁。表面原因是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一样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而在行动上表现为和刘少奇等迅速派出工作组制止北京混乱直至部分地区动乱的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