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精准扶贫时代的贫困治理——制度安排和路径选择

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进入以相对贫困、精神贫困为特征的后精准扶贫时代。贫困韧性和迁移性导致后精准扶贫时代的贫困发生转型,出现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一维贫困向多维贫困、生存性贫困向发展性贫困、收入型贫困向消费型贫困、原发性贫困向次生性贫困、农村贫困向城市贫困转移等六大特征。后精准扶贫时代贫困发展的动态性和贫困成因的多源性,决定了贫困治理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加大了贫困治理难度,产生了新的贫困治理诉求。贫困治理需要围绕"相对贫困""精神贫困"的治理重心,以"攻心"为上,克服贫困治理碎片化、重塑整体性治理,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施城乡一体化治理,摒弃运动式治理、建立制度性治理体系,实施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双轮驱动,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多维动态识别标准,出台"贫困治理法",加强"贫困耻感文化"建设,发挥社会企业在贫困治理中的潜力,发掘贫困者内在的正能量,克服"穷人心态",扩展相对贫困者"带宽",矫正个体失灵,消除代际贫困,实现贫困的最优化治理。     

后脱贫时代职业教育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职能定位

我国职业教育助力脱贫攻坚经过了从救济式到开发式的区域扶贫阶段,从全面覆盖到对口支援的攻坚扶贫阶段,多方面、多主体、多方式的联动扶贫阶段和区域精准与个体精准相结合的精准扶贫阶段。在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呈现出新的特征:以相对贫困为治理对象、以城乡统筹为治理机制和以多维贫困为治理方向。故在后脱贫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中职业教育的职能定位为:精准聚焦相对贫困主体、服务于城乡统筹发展和注重精神贫困治理。     

家庭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成因及空间差异

随着我国贫困质态的转变，相对贫困的治理成为迈向共同富裕过程中的重要任务。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调查数据，基于AF方法，从收入、教育、健康、精神文化生活和生活状况五个维度对我国的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程度进行测度，并通过静态分解进一步分析我国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状况。在此基础上，借助计量模型从微观角度探寻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成因，并进行城乡异质性、地区异质性及维度异质性分析，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模式创新及制度选择

农村贫困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然而研究发现,中国农村贫困问题是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农村家庭养老负担加重和农村生态环境脆弱程度的累积加深而发展的,在不同时期、不同省份和不同人口分布条件下呈现出了差异化的特征。现阶段中国农村贫困治理面临着治理难度和成本大、返贫现象突出、贫困治理监督机制"缺位"、社会团体参与不足等诸多问题。在各种扶贫开发政策均难以产生明显效果的情况下,适时调整农村贫困治理模式,创新农村贫困治理机制,建立基于网格化的农村社区贫困治理模式,构建农村贫困治理与农户可持续生计(SLA)的综合发展框架,培育新型的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贫困治理合作机制等措施,成为了突破新时期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困境的必然选择。     

2020年后甘肃农村地区贫困治理的新形势与扶贫思考

正确认识贫困发展特征与形势,是农村贫困治理工作的根本。2020年后,我国步入相对贫困阶段,农村居民实现基本物质需求满足,但是多维贫困问题、区域性贫困、隐性贫困将会突显,也成为相对贫困阶段贫困治理的主要关注点。立足于甘肃省2020年后农村贫困问题新形势,从贫困群体主体地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实现共同富裕思想角度提出甘肃省贫困治理新思路。     

后精准扶贫时代职业教育参与相对贫困治理的缘起、效能及推进策略

职业教育参与相对贫困治理进程是后精准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关键组成部分。2020年是我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也是检验精准扶贫取得成效的重要节点。随着贫困治理力度的持续加强,绝对贫困现象被有效消除,相对贫困治理逐渐成为后精准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核心内容。职业教育与精准扶贫在目标、对象、内容层面存在较强的内在耦合,职业教育参与相对贫困治理有利于脱贫攻坚战略的达成、有利于区域社会经济转型升级、有利于阻断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后精准扶贫时代,职业教育参与相对贫困治理进程应做好顶层设计:转变扶贫内容方式,注重贫困人口的精神扶贫,调整人才培养定位,满足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加大教育资源投入,促进职业教育的质量提升,不断释放职业教育参与相对贫困治理的效能,有效推进相对贫困的治理进程。     

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相对贫困的内涵与特征探析

后全面小康社会中国的贫困治理方略成效显著,绝对贫困在中国的大地上得到有效治理。通过探讨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内核概念可知,相对贫困是主客观交织、多因素共同作用而呈现出的物质与精神匮乏的状态,相对贫困的内核特征既包含贫困本身,也包含不平等现象。随着我国进入后全面小康社会,中国的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划定标准也将随之发生变化。与绝对贫困相比,相对贫困问题具有多维性、分散性、发展性和长期性,后全面小康社会的相对贫困治理的周期将会更长,治理任务将会更加艰巨。     

基层党建引领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基本内涵、内生逻辑与完善路径

农村基层党建引领农村相对贫困治理具有丰富的理论来源、厚重的历史根基和坚实的现实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扶贫实践的内生赓续,是新时代党提升长期执政能力的现实诉求。新发展阶段,要构建农村基层党建引领的协同网络体系,探索多元党建模式,提升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在尊重农村现代化规律前提下推动农村相对贫困治理,为促进实现农村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教育能阻断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吗？——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经验证据

在我国扶贫工作实现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的历史性跨越背景下,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成为制约社会公平和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深度解析教育在其中的阻断作用可为新时期扶贫工作提供有益参考。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微观数据,首先采用代际收入转移矩阵考察我国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现状,其次运用Probit模型检验不同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摆脱相对贫困的影响,最后对教育的阻断效应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我国有接近五分之二的相对贫困由父代传递给子代。（2）不同受教育程度阻断相对贫困代际传递存在显著差异,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才可以促进子代摆脱相对贫困,高等教育阻断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效果最为明显。（3）在地区异质性方面,高等教育对西部地区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的阻断效应最大,东北部和中部次之,东部最小。高中教育仅对西部地区子代摆脱相对贫困作用显著。在城乡异质性方面,高等教育对农村子代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的阻断效应高于城镇,高中教育促进农村子代摆脱相对贫困的效果不显著。因此,在相对贫困治理中,要高度重视教育在阻断相对贫困代际传递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教育的“靶向扶贫”功能。     

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思考

贫困问题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贫困有狭义和广义、绝对和相对两种理解。中国的贫困区域和贫困人口主要在农村，农村贫困具有不同于城市贫困的明显的特征，它是多种原因交互作用的结果。解决或消除农村和农民的贫困问题，要综合考虑，从多种路径着手。     

基于融合治理的乡土教育高质量发展策略探究

乡土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之一。新形势下，乡土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新的逻辑内涵，它是乡村振兴场景的组成要素，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教育样本。新时代以融合治理助力乡土教育高质量发展有着客观的诉求，即需强化多元化主体支撑，加强多样性资源支持。以融合治理推进乡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具体策略是：强化数字协同，打造乡土教育融合治理“云场景”；强化城乡协同，打造乡土教育混合治理“惠场景”；强化人才协同，打造乡土教育专业治理“智场景”；强化内外协同，打造乡土教育高效治理的“微场景”。     

农村贫困的新特点与扶贫战略的调整

我国农村扶贫政策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输血式”扶贫阶段和“造血式”扶贫阶段，扶贫政策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当前我国农村贫困有了新的特点：即相对贫困越来越严重，农民脱贫致富的难度增大，返贫率高，疾病和教育是农村致贫的两个主要原因，农村贫困的代际传递性增强等。农村扶贫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有所调整，要加快农村脱贫致富的进程，必须促进乡经济社会结构协调发展，改善农村脱贫致富的基础条件；同时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切断农村贫困的代际传递链；为农民进城务工创造良好的环境。     

相对贫困视阈下农村电商助农增收的中介效应研究

相对贫困视阈下,要更加注重农民持续增收并着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尽管实践表明农村电商在我国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学界对农村电商是否有利于农民增收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争议较大。基于“动态特征—增收途径—增收效应—增收结果”的完整逻辑链条构建农村电商助农增收长效机制的理论框架,进而利用全国288个地级市相关统计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多重中介效应分析并验证农村电商对农民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农村电商能够直接提升农民收入,同时间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村电商主要通过路径A“农村电商→交易效率→创新赋能效应→城乡收入差距”及路径B“农村电商→生产组织效率→经济增长效应→城乡收入差距”两条中介路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为此,提出从政府调节、经济增长、边界拓展、人才培养与赋能等维度构建农村电商助农增收的长效机制。     

贫困理论研究的历史轨迹与展望

贫困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的主题。西方经济学者的贫困理论大多是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而对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则明显滞后于反贫困行动。国内理论界对贫困问题的研究，大多是研究农村贫困问题，且至今尚未形成系统的贫困理论，城镇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更是严重滞后。重视对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无论是对中国剩存贫困的治理，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融入与排斥的两难:农民工入城的困境分析

改革开放打破了城乡相对隔离的封闭状态，受到城乡差距“推拉力”牵引的农民大量离开农村涌入城市，在不断城市化的进程中，出现了“农民工”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他们涌入城市，意在摆脱贫困，却无形中被纳入城市化进程中“边缘化”的困境。这种“边缘化”集中表现为身份的二重性以及精神世界的矛盾。究其深层原因，则是“农民工”力图摆脱贫困的主观能动性与城市生活的规则与其惯有方式对农民工心理上的排斥而造成的。因此，用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帮助农民摆脱贫困，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良性心理互动是有利于农民工摆脱困境命运的出路。     

相对贫困治理中文化扶贫的国际借鉴与启示

西方发达国家较早消灭了绝对贫困,对相对贫困治理中的文化帮扶进行了有益探索,形成了普遍可及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区域振兴的文化经济发展策略、赋能导向的弱势群体项目支持、广泛动员的社会力量整合机制、刚性约束的项目实施保障体系等实践维度。由于存在西方福利国家理论指导文化扶贫实践的理论缺陷,资本逻辑减贫体系应对文化贫困的制度缺陷,现行国家治理体系整合文化帮扶合力的体制缺陷,西方国家文化帮扶质量和效能被大打折扣。结合新发展阶段的实际,文化帮扶要从巩固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突出文化帮扶的基础地位、强化帮扶机制的融合创新、引导社会力量的深度介入、重视文化扶贫的制度建设等方面着力,走出一条相对贫困治理中的中国特色文化帮扶模式。     

民族山区农业生态资本运营式扶贫机制构建研究——以湖北省恩施州为例

能否解决好贫困问题,是中国能否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标面临的最大挑战。随着"生态有价"理念逐步为世人所接受,科学运营生态资本已成为生态环境良好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地区实现脱贫的有效途径。民族山区农村贫困治理是我国农村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文章以湖北民族山区恩施州为例,通过对其扶贫困境进行分析,揭示其推行农业生态资本运式扶贫的必要性,并对其运作逻辑进行论述,最终构建农业生态资本运营式扶贫机制。     

高等继续教育赋能相对贫困治理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全面脱贫攻坚取胜后,扶贫战略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入以相对贫困治理为重点的后扶贫时代。高等继续教育赋能相对贫困治理是回应国家战略的必然选择,是践行教育初心的内在要求,也是突破短板软肋的现实需要。现阶段,高等继续教育赋能相对贫困治理还存在思想认识的浅表化、服务内涵的简单化、运作形式的同质化、资源协同的碎片化的现实困境,影响了相对贫困治理效能的释放。高等继续教育要在相对贫困治理的实践中提升战略认知,焕发思想推力;优化办学供给,充实服务内涵;铸造品牌特色,彰显时代意蕴;促进资源协同,推动跨界融合。     

制度权利失衡:农民贫困问题的一种制度性解释

农民贫困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农民贫困的根源是源于农村和城乡之间内在的经济基础差异,还是源于凌驾于农村和城乡物质基础之上的不合理的制度设计。该文主要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中国农民贫困问题的现状进行了初步分析,指出解决农民贫困问题的出路在于———合理的制度设计。     

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视域下特色学徒制高质量发展探索

在全面推进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学徒制有助于加速职业教育提质增效，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输送一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从理论逻辑来看，推进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是特色学徒制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指向，特色学徒制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视域下特色学徒制高质量发展在政策制定、校企合作、常态治理、要素共享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多层次政策体系尚未完善，政策执行效果有待提升；企业参与积极性相对不足“，校热企冷”现象亟待破除；多元协同治理框架不健全，参与主体缺位现象突出；校企资源要素流动不畅，优质资源整合力度较弱。基于此，应完善政策保障机制，推动部门联动；建立长效激励机制，激发企业内生动力；构建多元治理框架，完善特色学徒制治理模式；畅通校企资源双向流动渠道，促进优质资源互联互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