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国史大纲》之“新通史”视野——以上古秦汉为例

钱穆在抗日战争时期,于颠沛流离之中撰写《国史大纲》,欲以重建中华民族对自己历史文化的信心,通过讲述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探讨中华民族文化的生成,其间屡经冲击而一再复兴,藉以阐述中华民族文化的恒久生命力所在.《国史大纲》展现了钱穆的“新通史”视野.     

钱穆的民族文化史观浅析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坛,钱穆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史观占有重要一席。他以＂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并且在阐发这一史观的同时,对文化内涵、治史方法等都给出了自己独到的阐释,还从不同方面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精神进行解释,他的这种以民族特殊性为前提来研究历史文化的理念,对于后世学者的理论借鉴价值和治史方法有重要意义。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与钱穆《国史大纲》比较研究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钱穆《国史大纲》在有关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动因、主体等问题上,表现出了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代表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国历史的两种不同认识。《中国通史简编》强调经济基础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认为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推动力,而中国历史在这两股力量的推动下不断从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发展,合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国史大纲》则力图证明中国历史是在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推动下,以士大夫阶层为领导,于和平的环境中以舒齐的步骤不断进步,有异于在斗争中凸显其活力的西方社会。有关中国历史认识的这种差异,一方面反映出其撰述者用以考察中国历史的指导思想有别,另一方面则折射出面对历史巨变人们所采取的应变对策的不同。《中国通史简编》第一次系统地说出了革命者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看法,而《国史大纲》则更多地代表传统知识分子面对国家民族危机所采取的应变策略。不难看出,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不仅受制于其历史观,同时也与其对现实社会的思考和历史前途的憧憬密切相关。     

试论钱穆与内藤湖南对中国史的比较研究

钱穆是20世纪中国史研究方面的史学大师;内藤湖南是日本研究中国史方面“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二人都在中国史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仔细比较后发现,二人的生平,治学之路,对重大历史问题的看法,对文化史的研究,对历史深度和广度的把握,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以《国史大纲》和《中国史通论》为例,比较二人治学的异同,对更好的把握历史和研究历史很有借鉴作用。     

梁启超与钱穆的专门史观初探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和钱穆,都对史学理论尤其是专门史的理论和方法,作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分别在20世纪20-30年代和60年代著有《中国历史研究法》,成为上世纪中前期我国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重要成果。在论述专门史的研究时,他们都借鉴和扬弃我国传统史学理论方法以及近代西方历史文化观,从部分与全部、特殊与一般,以及从专门史与普通史关系的角度来诠释专门史,从而形成富有时代气息和个性特点的专门史观。而二者的专门史观又有一定的差异,梁启超把历史分为专门史和普遍史,不只是表明历史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认为专门史是与普遍史或文化史相对应的,是明了全部历史的基础;钱穆则强调从文化、通史的角度研究专史,又由专史而通史,以见历史大体。总之,梁启超突出传统的史体和史法的继承,钱穆侧重文化和哲学的追寻,这是他们的专门史观区别较大的地方。     

钱穆经世史学的学术理路——以《国史大纲》为中心的讨论

近代新史学的主流是变革论和冲突论。无论现代化范式还是革命史范式,均以现代性为中心,视古与今、中与西的矛盾冲突为主要方面。与此不同,作为抗战时期经世史学的代表作,钱穆所著《国史大纲》以历史思维回答现实问题,力主维护和衍续中国历史传统,也产生了较大社会反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该书独特的学术理路。其一,以文化为本位观察中国历史:中国的生命活力在文化,当下的中国仍需在发扬固有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寻求突破。其二,从会通的角度解释中国历史:中国因融和而壮大,因贯通而持久,所恃的是文化而非武力,当下的中国仍处于融会外来文化而发展壮大的进程中。《国史大纲》一反"中国停滞论"、"专制论"、"封建论"等说法,展示了中国重统一、尚和平、不断趋于平等化的传统,激发了国人的爱国挚意,坚定了国人抗战必胜的信念。该书解决问题的理路,于今人不乏重要启示。     

钱穆的历史本体论评析

钱穆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的道德心性论及圣贤创造历史的思想,构建了自己独特的英雄史观.本文对其英雄史观的含义、基本内容、理论基础和时代意义作了评析.     

论钱穆的治学精神与特点——以《国史大纲》为主

钱穆先生一世坎坷,但毕生都在为故国招魂,至死不渝。他对中国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对传统文化偏执与热爱,并在历史的瀚海里努力挖掘出为国人应付时代之种种事变的根据,古为今用,经世致用。其治学博通而专深,忠于史料又独有创见,善以图表论证,使读者易于理解,又能联系时代社会经济背景说明和解释问题,令人获益无穷。《国史大纲》是钱穆先生最有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加之该书集中体现了他的治学成果、方法与精神,所以以本书为主,可以总结出钱穆治学的若干精神与特点。     

钱穆的朱子学研究

在钱穆晚年精心结撰的"尊朱"巨著《朱子新学案》中,他用"理气一体浑成"的观点,纠正了学界理气二元对立论,又将朱子理气论与心性论联系起来考察,提出理学家中善言"心"者莫过于朱子,用"心性一体两分"的观点,打破了学界将朱陆对立的门户之见。钱穆还从经史文学各个方面去梳理和统摄朱子的学术,对朱子的学术成就及贡献作了全方位的呈现。而钱穆晚年转向朱子学研究正是由于朱子能对各家学说融会贯通,有吞吐百家、汇纳众流的气魄,这与他追求的"求通不尚专"的学术风格有相近之处。     

通于古今,无物不然——从《论语新解》看钱穆的学术期待

钱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版的著作《论语新解》,旨取通俗,以务明《论语》本义为主,求其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指出了一条有别于学术探讨的读书道路。他的经典普及工作不仅是对《论语》的毕力钻研,也流露出对文化传承和民族复兴的殷殷期待。     

高中历史新史观教学探究

新史观教学是依据高中历史新课标、新教材、新高考提出的教学要求。在教学中必须明晰其概念与内涵．遵循一定的教学原则,深入研究、整合新教材所反映的新史观,适当补充新材料,强化新史观教学。     

多元史观引领下的通史整合和材料探究

江苏高考试题体现历史阶段横向考查及新型史观的特点,但当前学生普遍缺乏"通史感"和"时空感",很难适应高考的要求。教师应在多元化史观的引领下进行通史整合和材料探究,以提高复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论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观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斯塔夫里阿诺斯是当代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因为《全球通史》和全球史观而闻名于世,成为全球史观的代表人物。他的著作和全球史观的引入对中国史学产生影响,促使了中国世界史学的革命性变革,全球史观得以确立。     

梁启超、钱穆历史人物研究之异同

梁启超和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都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作了一定的叙述,但研究历史人物的方法却不尽相同。对历史人物的分类,梁启超较传统,钱穆较新潮;对历史中少数人作用的看法,梁启超体现着一种矛盾史观,钱穆则是一种英雄史观;对于研究历史人物作用的看法,梁启超强调了时势造英雄,而钱穆则强调了英雄造时势;关于历史人物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梁启超强调二者的平等地位,钱穆则强调文化对其他领域的主导作用;关于历史人物研究的侧重点问题,梁启超同等看待事业成功或失败的人物,将各种因素综合在一个人物身上,钱穆则更为看重失败不得志人物的作用,强调个人意志的作用。     

从《历史》看希罗多德人本史观的萌芽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因其传世名著《历史》获“历史之父”的称号。在《历史》一书中。他认为神人是同性的。为此，相较以前神的地位在降低，而人的作用和地位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加强了。希罗多德的史学思想中出现了人本史观的萌芽。     

贺麟的文化史观

贺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黑格尔研究专家,他建构了较为成型而且成熟的文化哲学体系。本文结合贺麟的著作（侧重于1949年以前）,从“人与文化”、“历史与文化（古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西）”、“赫然名家的‘新心学’”四个层面梳理其文化史观。     

陆懋德的综合史观

陆懋德的综合史观是一种多元史观,他强调物质和心理并重,用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结盟的综合观点来解释历史,以推求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和结果,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势。他的这种史观,是在当时社会动荡的背景下,根据中国史学发展现状和继承前人成果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陆懋德的综合史观

陆懋德的综合史观是一种多元史观,他强调物质和心理并重,用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结盟的综合观点来解释历史,以推求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和结果,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势。他的这种史观,是在当时社会动荡的背景下,根据中国史学发展现状和继承前人成果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殷璠的先唐文学史观平议

殷璠的文学史观,主要体现在其唐诗选本《河岳英灵集》的“叙”、“论”以及《丹阳集》的序言中。本文即对此三篇文献进行整体研究,主要探讨了殷璠对先唐诗歌创作评价的失当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