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寓言》：“代后记”与神话的寓言化

从“代后记”《融入野地》的独特文体与《九月寓言》的关系来看，这部长篇小说有两个叙述目标。两个叙述目标在小说文本中的不相容性，将本应属于该小说的思想主人公形象排挤成了一篇亦小说亦散文的“代后记”，这就导致了它与小说的结构性变化--由小说的一部分变成对小说的一种解读。这一变化，一方面使小说的神话世界寓言化了，另一方面又保持了小说的神话性。     

大陆新武侠和东方奇幻中的“新神话主义”

“新神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一个新概念，经过21世纪学术界的重新阐释，成为当下的一种文化浪潮。“新神话主义”在大陆新武侠和东方奇幻中都有突出的反映，两种文类借此对于20世纪以来小说中的神性和人性描写做出了幻想性超越，表达了对于小说意识形态和世界本体的当下认识，前者体现为新时代下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后者表现为关于“世界是什么，，的狂欢化思考。     

历史神话化叙事的时间构成--《九月寓言》个案观察

在以小说叙说历史的传统中，作家常以主体一客体的关系模式为前提，将小说主体意识的叙述身位设定成为超越叙述对象的“通古今之变”的理性主体，而《九月寓言》采用被述世界自在的“感觉器官”的叙述身位，为故事带来了物候时间的叙事视野及其对这一时间形式特殊的叙事处理。一方面，这一叙事视野突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淡化了故事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内涵，走向了历史的神话化；另一方面，对物候时间特殊的叙事处理，更在总体时间效果上消除了历史现身的形式，向神话发出了召唤。     

中国上古神话不发达原因的分阶段探考

中国上古神话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可分四个阶段考察：语言产生之前，人们无数代全力以赴地解决生存问题，与此相随的是“重实际而黜玄想”的心理习惯；语言产生之后，神话题材必然是紧紧围绕着与生存相关的事与物：补天、射日、治水、移山，数量既少，又总离不了功利性，这就必定是孤立的、片段的；接近文字出现的时期，长期艰苦奋斗的结果，又使得产生神话的基础——蒙昧状态消失得快一些，其巨大的惯性还使中国的科技一度走在世界前列，却不能保持长久；文字产生之后，有史以来“重实际”的观念演进为重视先人的经验、重史，促使神话迅速演进成传说，甚至写进了史书，一些荒诞成分较多的传说，或加以全新的解释，或加以排斥。     

论欧洲小说的神话渊源

神话的讲述、创作过程，已经初具了小说生产的基本条件，神话的“故事文本”也蕴含着小说所必备的人物、故事事件、主题几个基本要素。这些小说的基因深藏于神话之中，使二者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并使小说在生成、形态构成上必然受到神话的制约和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一、神话对人生存状况的关注，造就出小说人文关怀的现实品格；二、神话思维开拓出小说创作宏阔的艺术视野和无边的思维空间；三、神话传说编织故事、叙述故事的能力和技巧，为小说提供了丰富的故事叙述的艺术经验。     

迷路的现代人的神话——论福克纳的长篇小说《喧哗与骚动》

福克纳的“意识流”小说〈喧哗与骚动〉描写了美国南方康普生家族的衰败，表现了现代西方世界的社会危机。福克纳不仅发明了一则迷路的现代人的神话，而且赋予了这则“现代神话”以深刻的内涵。小说从“神话模式”中突破出来，成为了一则探讨人的命运和现代人的精神出路的“现代神话”。     

论五四小说的抒情性亲源

五四时期出现了一部分被后来研究者称为的“抒情小说”。这类型小说中的抒情性不是指一般小说广义上的抒情性,而是指小说具有“抒情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体现在文本中,打破了传统小说“故事化”的形态,颠覆了故事性小说的叙事模式,还使作家的思维方式和创作视角从对外在生活的关注、表现转化为了对内在心理欲求的倾诉与表达。它的出现发展,是与“五四”时期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人的发现”与“文的自觉”、作家的知识结构与创作心理分不开的。     

从《穆斯林的葬礼》看回汉两族文化异同

《穆斯林的葬礼》是名回族女作家霍达的代表作，曾获第三届茅盾学奖。这部小说以回族人梁亦清的玉器作坊奇珍斋的升沉起浮为主线，通过描写梁家三代人不同时代的命运变迁，展示了两个发生在不同时代却又交错扭结的爱情悲剧，以及伊斯兰化和汉族化撞击和融合的痛苦历程。名作家冰心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到：“关于回族我知道的很少。因为我的亲戚朋友里，没有一个回族人。我只知道回族人都爱干净，不吃猪肉，男人们戴了一顶医务工作的白帽，北京有一条街里面住的都是回教人，还有教堂（清真寺），如此而已。看了《穆斯林的葬礼》这本书，就如同走进了一个完全新奇的世界。书里每一个细节，我都很‘陌生’。我觉得它是现代中国百花齐放的坛上的一朵异卉奇花，挺然独立。它以独特的情节和风格，引起了‘轰动效应’。”其实冰心序言里的“陌生”、“独特”指的是书中所体现的特有的回族化内蕴。作为一个书写本民族的回族女作家，霍达的这部书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民族的秘史”。因为书中为读展示了一个神秘的穆斯林世界，涉及了回族与汉族迥然不同的婚丧、饮食、起居、以及宗教和民族心理各个方面。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这部小说是一幅表现回族历史生活的画卷，一部努力开掘回族化心理的史诗”．     

内在化童心叙事里的多维意蕴--读薛涛的小说《满山打鬼子》

薛涛的小说《满山打鬼子》采用了内在化的童心叙述方式，叙事者营造了一个充满童真童趣的现实与想象相互交融的艺术世界。在这个艺术世界里童声化地再现了“满山”从一个东北小男子汉成长为抗日小英雄的过程，字里行间流露出了作者无尽的乡土之爱和对东北人民的阳刚性格以及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的赞美。难能可贵的是，这部小说还表现出了超越历史界限的人道主义情怀。     

新时期边地小说原始主义文学形态探略

本文用近年来国内兴起的文学人类学批评方法，从原始主义文学形态这一特殊视角对新时期云南边地小说作了历时态和共时态的分析，认为新时期云南边地小说已取得突出成就，是５０年代“经典性”边地小说之后的一丰碑，其成就甚至并不亚于５０年代的小说。究其原因，主要是作家们在表现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之时注重于文化学上的揭示与穿透，从而多侧面地反映了云南民族文化心理、精神风貌，使新时期边地小说的表现空间得到了充分的拓展，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     

反叛的维度——论余华小说《鲜血梅花》的反形而上学特征

《鲜血梅花》中包含着反形而上学思想。小说的关键人物刘天和李东的“隐”意味着文本在思想层面蕴含着对形而上学所强调的“在场性”的质疑;阮海阔这一形象的重要意义在于他的性格特征有效悬置了形而上学观念中的男／女二元的等级关系,并通过将传统的“英雄神话”改写为一个极具女性气质的男性剑客的流浪故事,使小说彻底脱开了武侠叙事的窠臼;阮海阔在寻找活动中呈现的“非主体”化状态,是背离生命的预设意义的虚无化表现。     

论现代乡村小说的文化意蕴建构

鲁迅及其追随奠定了我国现代乡村小说的批判性和乡土性这两大基本特征，因此化批判与乡土化的展示是20年代乡村小说的化意蕴构建的主要方式。在30年代，化批判仍是30年代乡村小说的化内涵构建的主要资源，“乡土情结”也是浇筑乡村小说化内涵的活水。进入40年代之后，侵略的血腥统治和国民党政府的高压政策使沦陷区与国统区的乡村小说的化审视呈现出向“五四”乡村小说“回归”的趋势，而特殊的化背景和化依托使解放区的乡村小说的化内涵显现出独特的格调。     

重绘西部史：当代美国西部小说中西部神话的改写

本文以20世纪80年代新西部史学派问世以来发表的美国西部小说为研究对象,提出这一文类对西部神话的三种亚类型——边疆神话、花园神话、牛仔神话——的改写,意在书写多声部的西部史,修正白人男性中心主义式的“大历史”观。这种历史修正起着对抗白人社会文化霸权的作用,表达了赋权“他者”阐释历史的政治愿景。由此,当代美国西部小说不仅参与了“诗”“史”之间的跨学科互动,还丰富了该文类的文化政治功能。     

论《熊》的双重神话原型及主题

论《熊》的双重神话原型及主题刘道全福克纳小说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神话原型的自觉运用，通过隐含的神话原型参照使作品突破具体内容，获得一种超越时空的象征意义。《熊》曾被人称为“了解福克纳全部作品的关健”，①在这部篇幅并不长的小说里，福克纳却运用了两个原...     

情感岩浆的喷发－张贤亮的长篇小说《烦恼就是智慧》解读之二

论文试图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上，从文化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的角度却评析张贤亮的这部小说，畸形的政治环境孕育了畸形的人性，畸形的心态，张贤亮通过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中坎坷的心态历程的描划，体现了创作的“为人生”意味。     

政治批判工具与好儿童——80年代初期小说创作中的儿童形象

在政治观念强化的80年代初期的小说创作中，儿童形象偏离了作为“人”的生活真实性，发生了变异：文革书写中的儿童出现了成熟化形象、在反应教化问题的小说中表现为好儿童形象，总体而言儿童角色处于工具化状态。当然，同期也有一部分尊重儿童的内心情感世界，使儿童本体得到隐性的表达的非主流作品存在。     

旷野中奏响的生命狂欢曲--《红高粱》中"红色"原型的解读

在《红高粱》这部小说中 ,莫言用他优美的笔调为人们奏响了一曲荡气回肠的生命乐章。现从“红色”原型批评的角度对红高粱世界中呈现出的“生的伟大”“死的美丽”进行全面解释 ,进而探求其深层的心理情感模式以及所寄寓的主观理想     

"共工"、"女娲"、"大壑"神话与战国时期的宇宙学说

“共工”、“女娲”、“大壑”三则神话是有内在联系的一个完整系统，它是战国秦汉之际人们用神话思维对宇宙天地自然现象的不断解释。这些神话都是前赋文化的各种要素在不同历史时期相互综合下的产物，不能一概解释为原始人类的创作。21世纪中国神话学研究应该摒弃西方进化论神话理论另辟蹊径，采用文化要素分析法，用中国文化解释中国神话不失为一种理想选择。     

反“史诗性”：文学转型中的历史叙述（下）

在中国当代历史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中，“史诗性”是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但在80～90年代的学中，反史诗性是先锋学和新历史小说解构宏大叙事的基本策略之一，它构成了中国当代学转型中别一种历史叙述。本论述了反史诗性的三个主要表现：质疑客观真实、颠覆英雄神话和消解庄重风格；主要结合新历史小说，论析了学转型中小说家的历史观念和审美观念的转变。     

理智与情感的较量－－对《在悬崖上》人物形象的再解读

如果用今天的化观念去观照五十年代邓友梅的小说《在悬崖上》，便会得出与以往不同的结论：作品中的“我”不是迷途知返的典型，而且“以理驭情”的悲剧形象；作品中的“妻子”不是新型的妇女，而是向传统道德观念屈服的女性；对作品中的人物加丽亚不应贬而应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