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国别属性、门槛特征和技术效率外溢：基于一阶段SFA和面板门槛的经验研究

为研究不同来源国的FDI对我国企业的技术效率溢出效应,本文以中国1998-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选取资本、劳动和CO2作为投入,结合使用一阶段SFA和面板门槛技术开展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1）韩国&新加坡投资和其他国家投资的溢出效果大于G7投资和港澳台投资,并且除了港澳台投资外,其他来源国的FDI在沿海地区的溢出效应均大于内陆地区;（2）良好的市场化程度和人力资本水平,能够通过直接刺激和间接传导的双重渠道去提升我国企业的技术效率水平;（3）在门槛效应分析中,G7投资在市场化程度和人力资本水平上的门槛取值最高,而韩国&新加坡投资仅需要较低的门槛取值就能够最大程度地提升技术溢出的效果。该结论意味着各省份在引进外资时,既要杜绝低水平外资的引进,也要避免对高水平外资的盲目崇拜,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梯度式引进法,以此来保障其对内资企业技术效率的平滑式和跨越式双重激励。同时,还应当注重提高我国市场化程度和人力资本水平,增强它们对技术效率直接和间接的双重促进。     

FDI技术外溢效应的空间特征

在一个三阶段内生博弈模型基础上分析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行为与内资企业的技术吸收。研究结果表明,在人力资本的作用下,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水平与距离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不过内资企业的技术吸收部分总是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少,FD I技术溢出存在集聚效应特征。此外,东道国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会限制FD I的技术溢出效应。     

FDI技术外溢效应文献评述

本文对FDI（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与评论,总结了研究FDI技术外溢效应的理论基础,并从研究涉及的内容、模型的选择以及采用的数据、检验方法三个角度对已有的实证研究进行分析评论,为今后的研究提出一些有效的建议。     

FDI技术外溢效应文献评述

本文对FDI(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与评论,总结了研究FDI技术外溢效应的理论基础,并从研究涉及的内容、模型的选择以及采用的数据、检验方法三个角度对已有的实证研究进行分析评论,为今后的研究提出一些有效的建议.     

国际贸易、FDI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

本文基于DEA的非参数方法测算了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并通过对其分解,计算出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技术效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发现1987年以来,东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是依赖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较小,而中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是依赖技术效率的提高。然后从国际贸易和FDI的视角,利用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主要是由于东部地区进出口贸易和FDI促进了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系数大于对技术效率的影响系数,而中西部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和 FDI促进了技术效率,抑制了技术进步。     

我国吸收FDI技术外溢的现状及成因

在经济、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利用外部技术资源。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深入分析了我国企业吸收FDI技术外溢的现状．并对影响我国技术外溢的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归纳其原因。     

FDI技术溢出及其区域创新能力门槛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1985-2005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及其区域创新能力“门槛效应”。研究表明：FDI技术溢出在我国存在显著的创新能力“双门槛效应”;1987年以来,我国大部分省份已进入中等创新能力区域,FDI的流入对这些省份都存在显著的正溢出效应,但由于还未进入高创新能力区域,这些省份对溢出效应的吸收还不够充分。这为我国坚持实施“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努力提高区域创新能力以充分发挥FDI对技术的促进作用提供了实证支持。     

FDI技术外溢与本地企业技术创新：吸收能力的影响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外资企业不同的技术外溢效应,考虑本地企业吸收能力的影响,探讨了横向外溢效应、纵向外溢效应对本地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作用。基于福建和广东9个行业的177家与外资企业处于合作与竞争关系的本地企业为样本获取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本地企业拥有外资企业更好的竞争、示范和员工流动的横向外溢效应,他们的吸收能力和技术创新绩效也会更好;（2）纵向外溢效应（前向链接和后向链接效应）虽然对本地企业技术创新也有显著正的影响,但其作用程度则相对弱很多;（3）另外,FDI技术外溢会通过影响本地企业吸收能力,进而影响本地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关键词：横向外溢效应;纵向外溢效应;吸收能力;技术创新;本地企业       

政府财政干预门槛、异质性FDI与区域创新能力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东道国实现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创新行为导致的市场失灵为政府对创新活动进行干预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本文利用2001—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别从资源导向型FDI、效率导向型FDI和市场导向型FDI三种类型探讨异质性FDI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并将政府财政干预纳入研究框架中,深入研究异质性FDI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政府财政干预门槛效应。结论表明：异质性FDI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影响是非线性的;三种类型FDI都存在政府财政干预的单门槛效应,且当政府干预程度跨越门槛值,各类型FDI 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越来越显著;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因素下,异质性FDI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不同。因此,可以通过调整各地区政府财政干预程度,平衡引资结构来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异质性视角下FDI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研究

利用2003-2011年省际制造业面板数据,构建吸收能力指标体系,探讨技术差距门槛对FDI溢出效果的影响。从整体情况看来,全国30个省市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9.8%,技术进步是主要因素;国有、外资、民营制造业出现了不同程度增长,民营制造业增长最快,达到10.7%,远超过国有、外资。省际吸收能力差异较大,技术差距构成了FDI溢出技术的双重吸收门槛,国有企业门槛值分别为1.060、3.430,民营企业门槛值分别为2.2、8.260。对国有企业而言,FDI技术溢出的效果随技术差距扩大而下降;民营企业由于行业间技术溢出,溢出效果是技术差距的增函数。     

FDI溢出与区域技术差距的双门槛效应研究

 运用我国1991-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与区域技术差距的“双门槛效应”。研究表明：FDI技术溢出在我国存在显著的技术差距“双门槛效应”,一定的技术水平是充分发挥FDI溢出作用的前提,技术落后地区对溢出效应的吸收还不够充分;同时FDI溢出的边际效用随技术水平的提高递减,技术发达地区自主创新作用更大。     

技术获取型FDI溢出与信息化发展水平门槛效应

基于中国2003-2010年省域面板数据,以信息化发展指数(IDI)作为门槛变量,构建面板数据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技术获取型FDI溢出对技术进步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研发投入是长期推动我国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区域信息化发展不均衡,东部地区门槛值最高,中部地区门槛值最低且呈现集中趋势,西部地区门槛值跨度最大。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全国与西部地区的技术获取型FDI溢出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呈现出"两头高、中间低"且明显增强的趋势,东部地区呈现稳步增强的促进趋势且贡献率最高,中部地区的抑制作用正逐渐减弱。     

外部效应、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评FDI技术外溢性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FDI)被公认为发展中国家知识和技术增长的主要源泉，传统的观点忽视了FDI外部效应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产生的不同影响。由于外部效应FDI有可能会使东道国的技术被锁定在低水平的陷阱中，实证分析结果显示FDI与我国的技术进步率之间存在弱的负相关关系。表明FDI在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并未对技术进步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要想获得持续经济增长所必需的更多的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必须通过自我有意识投资的提高来实现。     

大都市圈技术溢出效应及其门槛特征

在大都市圈这一精准的空间范畴内,地理邻近、经济关联紧密、创新资源集聚、技术转化体系发达等基本特征,为城市间的创新协同创造了条件。而大都市圈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技术溢出,则是大都市圈创新协同的重要形态。论文在分析大都市圈邻近性因素对创新技术溢出的作用机理基础上,利用上海大都市圈“1+8”城市群2005-2019年面板数据,从多维邻近性视角,对大都市圈中心城市上海向周边城市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上海大都市圈内,空间邻近性、技术邻近性对技术溢出都有显著影响,而经济邻近性对技术溢出的作用不显著。（2）运用门槛效应模型识别检验发现,空间邻近性和经济邻近性对技术溢出的影响具有单一门槛值,存在空间、经济突变点。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强化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区域互动、优化提升都市圈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大都市圈城市群的整体创新能力与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和实施对策。     

FDI、金融市场发展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

金融市场是联接FDI技术外溢和经济增长的重要纽带,其效率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FDI技术外溢的效果,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通过对理论模型进行分析和实证数据检验,认为受"金融市场发展门槛"的限制,当前我国效率相对低下的金融市场,不能为FDI技术外溢效应的产生提供必要的金融环境支持,FDI主要通过增加资本积累来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     

FDI、人力资本及其结构与研发创新效率

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分别以发明专利授权量和新产品产值为产出变量,对中国区域研发创新效率进行了估算,且从FDI、人力资本及其结构方面分析了效率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研发创新平均效率偏低,效率值为0.464,而研发创新专利成果的市场化水平更低,效率值为0.292;中国研发创新产出的增长主要是R＆D经费驱动型的增长;中国研发创新活动不具有规模效应特征;FDI能显著促进研发创新效率改善;人力资本作为一个整体,对效率改善作用不明显,但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力资本部分对创新效率的改善有显著促进作用。     

研发外溢、企业产权结构与研发效率关系研究

将新产品比例作为衡量企业研发产出的指标,利用2001—2006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效率和影响因素。实证结果得出,制造企业的平均研发弹性为0.13,各所有权企业的研发弹性中,中外合资企业最高为0.19,台港澳独资企业最低为0.1。外资研发外溢效果有助于各类厂商生产新产品,但中资研发外溢效果则不利于外资企业生产新产品,对中资企业则无显著影响。由于中国内外销市场差异大,同时内外销企业生产新产品的可能性与新产品比例均高于完全内销与完全外销厂商,且中资企业受外销比例影响最大。     

FDI技术来源渠道与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效率

本文运用典型相关分析对1996—2007年间外资技术来源的渠道与用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测算的高技术产业整体、内资的创新效率及拆分变化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FDI技术来源渠道短期溢出主要作用于高技术产业整体创新率变化分解出的技术进步,对内资的影响长期逐渐显现。外资主要通过设置本土化的研发机构实现其对高技术产业的短期技术溢出,且其正向效应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减弱甚至转为负向,FDI购买国内企业技术对技术进步的长期正向效应显著。加入国别属性后,短期内FDI分别通过设立RD研发机构和购买国内技术产生对内资部门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的正向和负向溢出,长期则依靠国内技术购买和国外技术引进实现对技术进步和纯技术效率的正向溢出。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对策建议。     

国企性质、高管特征和投资效率

本文以2003-2013年发生高管变更的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国企性质和高管特征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若国企由市场性变为行政性、高管由非行政背景变为行政背景后，企业投资效率降低；若高管由非专业背景变为专业背景，企业投资效率提升。进一步发现：在行政性国企中，行政背景高管对投资效率发挥着更加重要的影响，而在市场性国企中，专业背景高管对投资效率影响更大；此外，相对于高管特征而言，企业性质对投资效率起到了更加主导的影响。本文对深入理解国企投资行为，国企性质和高管特征所产生的经济后果有重要的意义，也为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和国企高管的选拔提供了有益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