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影响因素解析--基于改进的拉氏指数分解模型

在投入产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改进的拉氏指数(Laspeyres)分解模型,将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为投入总量效应、投入结构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并在行业划分的基础上对中国2005-2018年产业部门的碳排放变动进行结构分解和定量测算。结果显示:投入总量效应是导致碳排放增加的关键因素,要素投入的低碳偏向具有明显的政策滞后性;技术进步效应波动较大,对碳排放有显著抑制作用;投入结构效应与高耗能产业比重有着极强的相关关系,最终对碳排放影响为正,但2013年开始逐渐转变为负向效应。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依然粗放,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必须转移到控制高耗能产业比重上。为此提出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推进技术革新、转变要素投入模式、加强碳排放规制力度等对策建议。     

上海碳排放强度结构分解分析

本文首次在省市级层面研究2002年至2007年上海碳排放强度下降因素,利用结构分解分析法将25个分行业综合成最终需求总量（GDP）、最终需求结构、中间生产碳排放系数、最终需求碳排放系数以及完全需求系数5个因素,结果发现最关键因素是最终需求结构,其变动会引起碳排放强度增长;GDP增长不会降低上海碳排放强度,因此为使得碳排放强度下降,需要鼓励低碳服务业和高科技产品的消费比例;中间生产过程的碳排放系数变动影响远比生活消耗的碳排放系数变动的影响较大,更应重视产业结构调整以改变能源消耗结构;第二产业中完全需要系数高的行业更需提高效率以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潜力。     

中国能源消耗变动影响因素的结构分解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能源消耗也大幅度增加,如何有效节能降耗,实现能源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当前全人类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基本原理,推导能源消耗变动的一种前沿性结构分解分析形式,将能源消耗变动分解为能源强度变动、技术进步变动和最终需求变动3种影响因素。利用中国1997年和2002年的投入产出数据表数据首先测度不同因素对能源消耗总量变动的影响程度,然后分别测算28个行业的3种影响因素变动对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消耗变动的贡献与特点,结果发现：能源强度变动并没有使所有行业能源消耗都减少;技术进步导致所有行业的每种能源消耗之和都是增加的;28个行业中,最终需求变动的方向与四种能源消耗变动的方向完全一致。最后针对实证结果提出了节能降耗的政策建议。     

基于改进的Laspeyres分解模型的碳排放影响因素解析

在投入产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碳排放影响因素的一种SDA形式——改进的Laspeyres分解模型,对我国2005-2018年间的碳排放变动进行结构分解与剖析,定量测算出引发变动的经济效应和技术效应。结果显示：投入总量效应是导致碳排放增加的关键因素,技术进步对碳排放有显著抑制作用,最终投入结构效应对碳排放影响为正,但2013年开始逐渐转变为负向效应,投入结构效应与高耗能产业比重有着极强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为当期我国严峻减排责任下的经济发展道路提供必要的政策建议。     

需求侧视角下中国隐含能源消费量及强度的影响因素

当前中国对能耗总量和强度实行了“双控”,在需求侧改革背景下,分析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与能源强度变动的影响因素是制定有效能源政策的基础。基于最终需求视角测算了2012、2015和2017年中国5类最终需求的隐含能源消费及其强度,使用结构分解分析（SDA）和双层归因分析探究影响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强度变动的因素,并针对求解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零值与负值问题给出了两种处理方法。结果表明：①中国近一半的能源消耗是由于满足资本形成需求而产生的,资本形成和出口的隐含能源强度是全国能源强度的1.2倍以上,而消费的隐含能源强度低于全国能源强度;②能源效率效应和生产结构效应分别是导致2012—2015年和2015—2017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及强度下降的主要因素;③第一层归因分析发现各影响因素主要通过影响资本形成需求进而影响全国能源消费总量及强度;④第二层归因分析发现重制造业和建筑业是影响资本形成需求变动的主要行业。因此未来从需求侧控制能源消耗具有更大潜力,经济增长模式需要进一步从投资和出口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变,加快促进国内大循环。同时要注重优化居民消费结构,推动其向绿色化、低碳化和节能化转变。     

广东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的结构分解分析

本文以广东省1997年、2002年、2007年可比价投入产出表以及历年能源消费资料为基础数据,从碳排放系数、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强度、中间投入结构、最终需求结构以及最终需求规模等6个因素对1997年-2007年广东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进行了结构分解分析。结果表明：①1997年-2007年广东省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增加了204.50Mt-CO2,其中,最终需求规模扩张对碳排放增量的贡献率为182.8%,相反,能源消费强度的变化使碳排放减少了41.9%,其余4个因素的变化使碳排放减少了40.9%;②最终需求规模是引起各部门隐含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是在其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半数部门因其产品需求而引起的隐含排放在1997年-2007年间并没有明显的增长。     

能源消费、技术进步对江苏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完全分解模型

在对江苏省经济增长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无残差的完全分解模型进行量化分析,分解出能源消费总量、能源投入结构与技术进步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得出相应的影响效应系数;结果显示三者共同解释了江苏经济增长90%以上的原因,其中能耗的规模效应起到主导作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呈波动性增长趋势;进一步分析可知,由于在前期能源投入的提前透支及其滞后影响,高资源依赖的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起到阻碍作用,技术进步效应弱化;最后提出调整产业结构、开源节流、发展低碳经济等相关建议。     

基于结构分解分析的1980～2013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分析

利用结构分解分析方法并借助EORA数据库,分析了碳排放强度、投入产出结构、最终需求结构、最终需求规模4项驱动因素对1980~2013年中国各年二氧化碳排放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碳排放强度降低对于减缓二氧化碳排放的贡献最大;最终需求规模扩大和投入产出结构变化对于二氧化碳排放增长贡献最大。从变化趋势看,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和4项因素在1980~1986年,1986~2001年,2001~2013年3个阶段由基本稳定到变化幅度增大;从部门角度看,2001~2013年天然气生产、水泥产品、电力、建筑等部门是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的主要来源。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分析——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从多因素共生角度出发,将Solow模型中的资本进行分解,即交通基础设施资本投入、其他基础设施资本投入、非基础设施资本投入。利用1978—2009年的各种资本投入与经济增长情况的年度数据,构建反映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并把其他基础设施资本投入、非基础设施资本投入纳入研究框架与模型中,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保持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变动趋势比经济增长更加敏感,并受经济增长的影响远远大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其他基础设施资本投入和非基础设施资本投入相比,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逐年增加并持久。因此,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相对中国经济增长乃至整个经济系统来讲应视为内生变量。     

基于LMDI的江苏省能源消费总量增长效应分析

2002年以来,随着江苏省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费总量增长速度逐步加快,而省内能源供给远远小于需求,能源保障势必影响江苏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为全面分析江苏省能源消费增长的影响因素,本文从六大行业的能源消费入手,采用LMDI模型把江苏省1996年-2008年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的效应分解为生产效应、结构效应和强度效应。效应分解与分析结果表明:生产效应是促进能源消费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而强度效应对能源消费增长的抑制作用是江苏省近年来能源消费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结构调整带来的结构效应对能源消费增长的抑制作用还未显现出来;另一方面,工业尤其是高耗能行业生产效应的增长是江苏省能源消费强度增长的主要因素。因此,要降低江苏省能源消费强度,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应完善相应的法律和政策,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能源价格、经济增长与我国能源强度的变动——基于LMDI分解与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

运用LMDI乘法分解模型,将能源强度变动分解为技术进步效应、部门结构变动效应与能源替代效应;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分析驱动能源强度变动三种效应的价格与经济原因。基于我国1980~2014年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能源价格上涨、经济增长对于降低能源强度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但对技术进步效应、部门结构变动效应与能源替代效应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性。能源价格对技术进步效应影响效果最显著,对部门结构变动效应影响较小,对能源替代效应无显著影响。能源价格上涨主要是通过促进技术进步而不是通过引发经济结构调整或能源消费结构改变推动能源强度下降。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效应、部门结构变动效应呈负相关关系,与能源替代效应不相关。     

江苏省节能减排影响因素及其效应比较

文章以江苏省为考察对象,研究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能源技术进步和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对能源消费的CO2排放的影响,采用Laspeyres指数完全分解技术对江苏省6部门终端能源消费及其CO2排放的变动情况进行分解。结果显示:①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是能源消费及CO2排放逐年增长的主要原因,占68.92%;②产业结构变动的节能减排作用相对较小,且呈阶段性变化的特征,1995年-2002年间,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节能减排的作用,而其后起反向作用,其根源在于高耗能产业投资效应与前期能源投入的提前透支及其滞后影响;③高能源依赖的产业结构对能源消费与CO2排放起到推动作用,产业结构的节能减排效应弱化;④技术进步与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调整对节能减排起到了主导作用,节能减排贡献度分别达到了-15.1%、-12.3%,其中高耗能工业部门结构比重与能源效率的微弱变动都对整体节能减排产生很大的影响;⑤在产业结构调整、能源技术进步、能源结构优化和投资结构控制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     

基于Malmquist指数的国有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监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DEA模型测算了全国和各地区科技资源配置的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情况.研究结果显示:(1)2000年以来我国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呈不断优化态势,但目前投入结构尚不尽合理,市场的基础性配置作用未能充分显现,我国科技资源的配置效率尚有进一步提高的潜力;(2)我国TFP增长主要源于技术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的双重影响,北京、天津和新疆等共15个省(市、区)科技资源配置的TFP增长或下降主要受技术进步变动的影响更大,黑龙江、江苏和陕西等8个省份的TFP变动主要受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动双重叠加的影响,河北、福建和青海等6个省区的TFP增长或下降主要受技术效率变动的影响.鉴此,提出建议.     

基于结构分解的碳排放驱动因素及行业影响分析 ——以广东为例

为弥补缺乏从行业附加值视角研究碳排放强度和部门生产环节碳排放结构的不足,以更好地分析碳排放变动情况,基于消费者视角,同时考虑附加值对碳排放的影响,将引起碳排放的因素分解为能源结构效应、能源强度效应、附加值效应、投入结构效应和最终需求效应并构建研究模型,以广东为例,利用其2007年、2012年和2017年投入产出表数据,采用结构分解分析（SDA）法和结构路径分析（SPA）法对广东及其部分行业碳排放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对于广东而言,能源强度效应是碳排放减少的主要因素,最终需求效应是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直接碳强度和完全碳强度增加的部门主要是能源部门,其碳排放呈现增加状态,其中直接消耗引起的碳排放比例增加,间接消耗引起的碳排放集中在第1和第2层生产环节上;能源强度效应是非能源部门直接碳排放和完全碳强度降低的关键因素。最后,从应对最终需求高碳化对碳排放的影响、能源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以及政府调控手段等方面对促进广东碳减排提出有关对策建议。     

最终需求视角下我国碳排放总量地区分解研究

碳排放总量控制是减排的必经之路,在我国区域差异大的背景下,分区减排又是急待解决的核心问题。从投入-产出法的核心思想——最终需求出发,优先满足公平性,其次兼顾效率性,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探索碳排放总量地区分解方法,通过满足消费需求碳排放权保证代内公平、通过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碳排放权保证代际公平,不仅使地区居民生活和经济发展必须的碳排放权得到满足,又从碳排放权使用效率最大化上考虑使减排的经济代价尽量减少,解决碳排放总量目标区域分解的难题,为我国从碳强度控制最终转向碳排放总量控制奠定坚实的基础。结论表明国家应从地区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碳转移以及能源生产力的差异上分配差异化的减排考核目标,使各个地区愿意并且能够完成任务。     

最初投入推动型IOCM的构建与分析

本文根据投入产出表二三象限之间的交叉平衡关系,构建出最终需求拉动型投入产出交叉模型(Input and output cross model),同时结合福建省2002年、2007年和2012年投入产出表,构造价格换算指数编制可比价投入产出表,并从最初投入角度对最初投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应进行动态比较分析。研究表明:福建省经济发展中存在着:技术进步对提高消费需求的推动作用不太明显;固定资产折旧对投资需求的推动作用较小;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低等问题。本文提出政府应提高居民收入以扩大消费需求,优化出口结构,调节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比例,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合理调整。     

产品创新、供求互动与中国经济内生增长研究

产品创新及其与需求的内在互动,能够促进产品创新、创造新需求和提高产品附加值,帮助企业消化过剩和渡过成本上升危机,是当前中国经济实现内生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基于S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表明,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新产品开发投入与新产品销售收入或新产品市场需求之间具有一定的互动作用,新产品销售收入或新产品市场需求的增长能对新产品开发投入产生显著的拉动作用,并且拉动作用能由强到弱地持续三年时间;新产品开发投入的增长则在两年后能对新产品销售收入和GDP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同时,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增长能对GDP产生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并且作用能持续五年。但通过分析也能发现,GDP增长对新产品开发投入和新产品的销售收入或需求存在一定的抑制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粗放性。基于SVAR模型的方差分解表明,新产品开发投入变动来自新产品销售收入的贡献率达到44.6%,进一步表明产品创新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很强的互动关系;GDP的变动来自新产品销售收入的贡献率达到40%左右。当前,加快企业产品创新及相关技术进步,应当是中国加快向内生性增长转变的一个重要的政策着力点,政府应当通过科技政策和科技投入有效推进企业产品创新及服务于产品创新的技术进步和设备升级,同时配合以积极的财政和收入政策来提高消费能力,从根本上促进产品创新及其与需求的内在互动。     

中国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对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沿海11省市的面板门槛效应回归分析

产业结构变动影响要素的流动与配置,要素配置效率决定着经济增长的质量与速度。本文基于VES生产函数建立了以海洋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的估计模型,探究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对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为推动中国海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对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性。海洋第二产业占GOP比重在越过门槛值时对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显著,对海洋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结构红利",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海洋经济增长;海洋第三产业占GOP比重对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则不显著;海洋产业结构高度化对海洋经济增长具有负向效应,会制约海洋经济发展。(2)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引起了海洋资本、海洋劳动力和海洋科技投入对海洋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并呈现阶段性特征。传统海洋投资结构在海洋经济发展初期会促进海洋经济增长,但越过门槛值后,将会抑制海洋经济增长;海洋劳动力对海洋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均比较显著;海洋经济增长对科技投入的依赖,更多的需要智力支持而非单纯的体力供给。     

1999年经济增长预测分析

谈经济增长,首先要对经济增长各贡献成分作一分析。一般来讲,经济增长的贡献成分主要有三个,即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国外需求。三者在不同时期、不同经济情况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同的。表１给出了９０年代各贡献成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构变动情况。表１９０年代经济...     

FDI持续流入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的驱动效应研究——基于LMDI模型的再检验

基于2001~2015年中国31个省份FDI与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样本数据,采用LMDI分解模型对FDI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动态驱动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变动总效应分解后的活动效应、结构效应和效率效应呈显著差异性特征,即FDI的活动效应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变动的总效应贡献最大,整体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是造成总效应显著为正的主要原因;FDI的结构效应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变动的总效应贡献不够显著且呈微弱的非显性正相关关系,地区投向结构不尽合理现象依旧凸显;FDI的效率效应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变动的总效应贡献显著为负,多数省份仍处于外资低效率利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