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路尊商贾穷愁独缙绅——论道光、咸丰时期传奇小说主人公的转换

文学作品是时代的反映,清中后期,随着科举制度的日益衰落和重商思想的兴起,小说中反映书生生活的题材逐渐为反映商贾生活的题材所代替,如果说清中叶以前的传奇小说是书生构建的世界,那么此后的小说则是商贾遍布的天下.     

道光咸丰时期传奇小说的社会折射

经济的发展就像一把双刃剑,既会带来繁荣,也会带来浮靡腐败等负面影响。道光、咸丰时期的传奇小说充分展示了当时被繁华外表所掩饰的浮靡世界,传奇小说中对城市生活的描写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城市生活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论封建末世城市生活的浮华——道光、咸丰时期传奇小说的折射

道光、咸丰时期的商业较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城市手工业的发展,二是商品流通的活跃.商业的发展带动了城市的繁荣,这在传奇小说中有生动的描述.然而,从道光时期起,清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城市表面的繁华难掩末世的浮靡,此际的传奇小说中弥漫着一股江河日下的社会气息.在这个"千古变局"的动荡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以及社会风俗都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之中既有传统的牵扯,又有现代的色彩;既有进步的嬗变,也有病态的痼疾.     

隋唐时期的文化教育政策探究

隋唐学校制定了以儒为主干课程,统治者根据需要不断调整儒道佛三者关系,出现了儒道佛三种教育思想杂糅趋势,很多教育家都是出于佛老而归结于儒家。     

略论道咸同时期的理学复兴及其原因

从学术史的意义而言,晚清道咸同时期是一个由汉学一统到多种学术流派纷呈的学术转型时期,本文以此为背景探讨了程朱理学的复兴.道咸同时期程朱理学的复兴是在批判汉学和王学的过程中进行的,而唐鉴进京讲学与京师理学群体的形成,以及他们的学术史编纂活动,不仅培养了一批理学骨干中坚,重建了程朱理学道统体系,而且倡导了一种崇尚“正学”的社会风气,正面倡扬了程朱理学.这是程朱理学复兴潮流的自然奔涌.本文除从传统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探寻理学复兴的原因以外,还特别强调学术之外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背景、即内忧外患的社会政治危机与文化危机的刺激,就此而言,理学复兴可谓是回应时代“变局”挑战的产物.     

现实悲凉与人生幻梦的双重映像——论康、乾时期才子佳人小说的大团圆结局

康、乾时期才子佳人小说绝大部分以大团圆作结。但才子佳人们最后的终成眷属难掩之前故事所展示的现实悲凉;辞官归隐或修道成仙结局的大量出现,映射的却是小说中普遍存在的人生如梦思想和虚无观念。这种矛盾而复杂的文本状态,与早期同类小说中简单明朗的爱情喜剧特质迥然有异,却真实反映了康、乾时期才子佳人小说作者对叙事操作的调整及创作思想的渐变。     

黄庭坚黔、戎时期诗歌研究

曲折的政治遭遇使黄庭坚黔、戎两地诗歌具有浓郁生活气息和独特地域内容,表现出诗人儒释道交融的思想和内刚外柔的性格。分而观之,黔州诗歌数量较少,以抒发愁苦为主;戎州诗歌数量较多,注重阐述佛禅智慧,后期也表达出政治考量。诗人潜心自省,总结诗歌创作,呈现出不同于早期生新瘦硬的平淡诗风,进入诗歌创作新阶段。两地诗歌体现出北宋末年愈加激烈的党争文祸下士大夫的思想心态以及诗歌创作的一些共性特征。     

论清代乾、嘉、道时期骈散之争的演进历程

清代乾、嘉、道时期,骈文派和散文派围绕着文章正宗地位问题展开了长期论争。其争论经历了三次演进：第一阶段从乾隆初年至嘉庆中期,倾向于骈文的作家们力求骈文与散文并尊、对等;第二阶段从嘉庆中期至道光初期,骈文家和汉学家谋求骈文的正宗地位;第三阶段是道光中后期,一些文学家主张骈散融合、奇偶不拘,骈散合一成为文章思潮的主流。     

清康雍时期川、滇、藏行政分界的两个问题

清代川、滇、藏行政分界是康熙雍正时期加强藏区治理,确保川藏大通道畅通及区域稳定的重大措施之一。清中央政府决定川、滇、藏行政分界并推进其实施,是康熙雍正时期西藏、相邻地区及全国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分析史籍文献记载,可以认为清代川、滇、藏行政分界实际始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川、滇、藏行政分界的计划并非在短时间提出,也并非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实施。此次行政分界有一较长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至雍正十年才最后结束。雍正《四川通志·西域》、《西域全书》、《西藏志》、张海《西藏记述》及陈克绳《西域遗闻》等清代早期西藏地方志的有关记载,可补实录等记载之不足,其资料价值值得注意。     

唐、五代时期中原与契丹、奚的互市贸易

唐、五代时期中原与契丹、奚的互市贸易发展很快。唐代,互市主要集中在缘边城市如营州、幽州、易州等地及长安进行。五代时期,契丹的势力渐强,地位也得到提高,成为中原王朝的主要贸易伙伴。五代时期互市的主要地点转到边境的云州、内地的汴京等处     

明、清时期云南文化发展概况

明、清时期,云南的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本文从此时期中央政权推行的政策,云南的经济发展的推动和个人因素三个方面,论述了云南文化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概况.     

黄庭坚谪居黔、戎时期的词创作研究

谪居黔、戎时期,是黄庭坚词创作的重要阶段。较之其他文类之写作,词更能全面细微而真实地描述黄庭坚的精神世界。远赴西南的悲愁、谪居黔、戎的心态、亲朋之间的交往是黄庭坚这一期间词作内容的基本面向,而贯穿其中的是谪居心态的演进之迹。由此形成的凄婉、疏快、豪荡与自然等多种审美品质,则拓展了山谷词的内容,丰富了山谷词的风格。     

试析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女性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英国女性文学写作的传统源远流长.而真正意义上的英国女性文学则始于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意识得以凸显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觉醒.简·奥斯汀开拓了女性主体意识的那方蓝天,给女性以智力和性格魅力上的肯定;勃朗特姐妹传达出确立女性独立的人格呼声,变女性依附性为男性对女性的依赖;盖斯凯夫人则把女性意识从个人感情天地扩展到广阔的社会领域,强调女性的社会意义和作用;乔治·艾略特从心理道德的角度寻找着女人作为与男性平等而又有区别的特质,力求女性不被自身消解,最后走向人格的独立.     

试论"五四"时期小说创作中的外因影响

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中国小说创作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过程中,从鲁迅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到其他作家、流派、团体的小说创作,几乎无不受到外国文学的深刻影响。正是在这种冲击、吸收、融合、创新的情况下,中国小说创作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此走上了它的现代化发展进程。     

言说空间的折叠：日据时期台湾小说中的隐喻——以赖和、杨逵、吴浊流为例

隐喻是日据时期台湾小说中的一种重要书写策略和修辞方式。通过以赖和、杨逵、吴浊流三位台湾作家的代表作为研究对象,从作品命名、文本情节、小说人物和事物等角度阐述日据时期台湾小说中的隐喻形式,并对这一修辞行为的历史语境作了考察。     

拓新·杂糅·渗透——关于嘉、道时期章回小说类型问题的思考

清代嘉庆、道光时期不少章回小说都存在着或归类混杂或难以用传统小说类型来框定的现象,究其原因,既是由此期小说题材内容的拓新、不同小说类型的杂糅引起的,也是由章回小说与其它文体的沟通、渗透而导致的必然结果.从中也可看出此期作家力图突破既定审美规范和企望改良传统章回模式的革新精神.这也决定了此期的小说类型在小说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与贡献.     

觉醒中的焦灼与苦闷——五四时期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形象

五四时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在东西方文化的夹缝中举步维艰,在他们身上表现为反抗与妥协的两重性.一方面在觉醒的自我意识的推动下,他们对中国的旧传统、旧道德以及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展开激烈抨击;另一方面几千年来封建道德的残存与积淀,溶化在他们的日常行为规范中,使他们不同程度地向社会传统妥协.     

从小说描写看明清时期济南的风景名胜——以《醒世姻缘传》、《老残游记》为例

通过比较小说<醒世姻缘传>、<老残游记>中对济南城风景名胜的描写,得出以下几点认识:小说中所描写景点景区是真实存在过的;小说中所写的游览路线也正是当时的主要路线:济南景区重心发生变化,千佛山的地位逐渐上升,取代了华不注山的地位,成为与趵突泉、大明湖并称的济南三处"绝胜";到清末,济南城西、南等处的金线泉与黑虎泉等景点也发展成为主要景区.     

论康、乾时期辞赋创作中的赋、颂互渗现象

赋的产生伊始便具有浓重的政治品格。唐代以诗赋取士，更是刺激了“赋的颂赞”与“颂的铺陈”的同趋同归。这种趋向，到了清代的康、乾时期发展到极致。这一方面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文化政策所致，同时也与文人在政治体制夹缝中的两面性和矛盾性的心态息息相关。这种态势使赋的创作出现了片面的繁荣，同时也对赋作的多元化发展造成束缚。本文即从赋、颂的历史溯源中对清代康、乾时期的赋、颂共作现象及其成因与走向作解析。     

19世纪俄罗斯史剧的“混乱时期”书写与喜、悲剧世界

喜、悲剧色彩的混杂是19世纪书写“混乱时期”历史剧的重要特征。戏剧中的丑角形象是喜剧色彩发酵的重要因子,这些丑角形象主要有三类：一为小丑、民间逗笑艺人等传统丑角形象,一为行荒谬事的普通人,一为以倒置的形象出现的处于高位的权势人物。他们在“醒世”和“丑陋”之间、在“否定”与“颠倒”之中建构起了一个“尚未生成”的喜剧世界。丑角和其他戏剧人物构成相互对峙的两种世界,从而形成“复调式”的戏剧结构。最终,在酒神狂欢与“笑”的疯癫中刺穿虚伪,挞伐丑陋。至于悲剧因素和悲剧效果,主要由与诡变命运和无限王权抗争的英雄体现。而“抗争”中的终极“败北”以及败北所承载的“受难”使得英雄建构了一个“即将解体”的悲剧世界,既道出旧世界即将解体、势必解体、也终将解体的真相,亦流露出新世界取代旧世界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