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的会通思想和求实创新精神

在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和实践过程中,南宋的郑樵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他鲜明地提出了“会通”思想,这在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史上是独树一帜的。他对“会通”思想的阐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他在当时空谈义理、不重实学的社会风气和学术氛围中、大力提倡“求买”的学风,并将其付诸修史实践．是难能可贵的。而他强烈的创新意识,使中国史学研究的内容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从而为史学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开拓从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基础。     

论张舜徽先生文献学与史学思想之会通特征

张舜徽先生，当代著名史学家、文献学家，学识渊博，贯通四部，近世而来少得之通人大师。其治学气象弘阔，力倡会通之学，慨然将推广郑樵会通之志，继承《通志》之业引以为己任。本文仅就盘献学、史学浅析先生学术之会通特征，并见其受郑樵之影响。     

“会通适变”——《文心雕龙》“通变”观辨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评论家刘勰在其著作《文心雕龙》中提出"通变"的概念,历代学者对"通变"观的理解持不同观点。基于此,详细解释"通变"的概念,从"通变"观的溯源《周易·系辞》和韩愈的古文运动主张两方面深入地阐释印证"通变",即"会通适变"的真正含义。     

试论司马迁史学思想

在历史研究中，动情往往与失真同义，而司马迁站在各个传主的立场观察世界，理解历史，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众多的角度观察世界，其总和也就成为一个更接近真实、更有立体感的历史形象，在他笔下，每个人物都免不了人的劣根性，都摆脱不了在社会中所面临的因境。一部《史记》读到今，深深吸引人们的东西，还是其中所体现的人性。     

论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在司马迁看来,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其任务是"成一家之言"。历史学是属于政治性的学问,其功用就是政治教化与鉴戒。历史是人类自身的活动,尤其是那些杰出人物的活动。但是人并不能完全主宰历史,人在活动中必须遵守其规律,必须考虑时势、经济、仁智与传统等因素,否则终将受到历史的处罚,被历史的滚滚洪流所淘汰。历史是可以认识的,其形式有文献、考察与口述等,其范畴为"天人""古今"与"始终";衡量历史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为历史事实和历史文献。司马迁以仁义为核心价值,其研究方法主要展现在历史类比、文明史观和理论分析三个方面。在史料编纂方面,遵循宗法政治、仁义与智慧的编纂原则,采用"述而不作""雅驯"和"论其轶事"的编纂方法。凡是有专著传世的学者,都可以看作是历史学家;史家的伟大是基于论著中历史规律的揭示,从而指导人们的历史活动,尤其是政治行为。整体上看,《史记》具有官方史学藩篱中的社会史学性质。     

简评刘氏父子、郑樵、章学诚目录学思想

对刘向父子、郑樵、章学诚三家目录学思想进行了概述和简要的评论，并简略地阐述了他们对当代目录学工作的启示。     

司马迁经济思想简论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地位突出，它的形成有其家世渊源，时代思潮、经济背景等方面的条件和原因，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内容包括“经济人”思想，“善因论”、“本”“末”并重思想等，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司马迁史学思想中的变与常

司马迁著《史记》,力求“通古今之变”。作为一位古代史家而能重视历史上的变化和发展,他自然地受到了许多近代学者的赞赏。司马迁不仅重视历史上的变,而且重视历史上的常,尤为重要的是,他也重视历史上变与常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论司马迁的货殖思想

司马迁货殖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天道自然观：人性自然、物性自然、 经济自由放任。本文从三个方面揭示了司马迁货殖思想的主要内容：农业生产“丰欠循环说”与“待乏”原则；治生之术－知时、知人、奇胜；合理利润率与商业资本运营理论。本文旨在阐明司马迁的货殖思想独具特色，对现代商业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政行简易 礼让为国——论司马迁的“争”、“让”思想

《史记》一书中,反对争利,倡导谦让,不只是个体修身处世的问题,而是与天下“治平之道”紧密相连。无论在材料取舍、体例安排,还是人物评判等方面,都贯穿着司马迁政行简易、礼让为国的主张。禅让天下的最高政治理想,谦让简易之政的现实施行,犯颜直谏、举贤纳言的君臣之道等方面的思想,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政治观念,构建成司马迁的“争”、“让”思想体系。今天,我们当借鉴这些闪光的思想,寻求通向和平幸福的康庄大道,方不负太史公“述往事,思来者”的深心。     

司马迁的"士人"思想

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通过一大批文化精英体现出来,司马迁无愧于文化精英这一称号。他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从《史记》中对于孔子、屈原、贾谊及李斯等古代“士人”的述评,可以看出他的知识分子观。     

试论司马迁的人学思想

司马迁作为史学家和思想家,有关人的生存和人的价值的论述,以及以人为本的著史方法的运用,构成了他独特的人学思想体系,有待于我们去发掘总结和研究。     

从关注“为人”到“心灵”大师——司马迁对人心人性的探究

从司马迁关注传主“为人”的角度可以寻绎《史记》在写人上获得非凡成就的根源。司马迁关注传主“为人”的自觉,在了解人上具有优势,他也付出了艰巨的努力,因此他在人心人性的探究上获得了实绩并达到一定高度。     

孔子之真与司马迁之真的比较

以往的一些学者只是从书法的不同去理解孔子的真和司马迁的真,而没有从他们政治理想的角度去理解,这是不得要领的。通过对孔子、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背景以及他们的著作中透露出来的政治理想的分析,可对他们的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二者的精神是一致的:二者都坚持了儒家的真精神,即拨乱反正的救世精神。     

试论孔子儒家“礼”的思想

中国因为周公＂制礼作乐＂而被称为＂礼仪之邦＂,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非常重视＂礼＂。＂礼＂起源于保证人类生存繁衍的现实生活,是人类精神特性的产物,是文明和文化的表现。在孔子看来,＂礼＂不仅是外在的规范,更是＂仁＂,也就是人性的要求。通过＂礼＂,人开展各种社会活动,成就自我。＂礼＂既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又引领人们走向更美好的生活,追求更高的生存境界。     

论司马迁对屈骚传统的接受

司马迁写作《史记》时,明显接受了屈原及其作品的传统。他不仅接受了屈原浓郁的抒情色彩,而且接受了屈原的文艺思想和其独具魅力的人格。     

司马迁民族相处原则评议

在民族问题上,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可归结为民族相处的三条原则:民族平等,无优无劣;互相尊重,礼尚往来;和平共处,互不侵扰。它超越了前人狭隘的民族观,对今人仍有启示价值。     

司马迁哲学史学思想述略

司马迁是著名的史学家,也是一位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在哲学史学方面颇有造诣.从司马迁对哲学流派的评判态度、论孔子的历史地位、论先秦哲学流派的起源与演变,以及哲学史的写作方法等情形,可知:用通变的观点观察学说的兴衰史,将学说的兴废同政治环境的变化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是司马迁哲学史学的一大特色;<史记>创立了评传体的哲学史写作体例,成为史论结合的先驱.     

融通与超越--评《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

《史记》问世以后，《史记》研究便成为一门显学，然而，考察《史记》研究的现状，真正具有高水平的、有独特见解的著作并不多见。近读张强教授的《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40万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耳目为之一新，这部专著的重点是探求司马迁学术思想的来源及构成，本着这样的原则，著者在研究问题时，始终注意从先秦到西汉的大学术文化背景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