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中国与现实中国--近代日本作家中国之行的想象与误读

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角度分析近代日本作家的中国游记文本，诠释他者眼中的中国形象。对现实中国的亲身体验破坏了日本近代作家们通过汉文学经典所构筑的近于完美的中国幻象，他们在殖民主义思想的支配下对现实中国产生了新的误读。     

明治、大正时期日本文人的杭州游记研究——以内藤湖南、河东碧梧桐、青木正儿、村松梢风为中心

明治、大正时期的日本文人内藤湖南、河东碧梧桐、青木正儿、村松梢风游记中描绘了他们对杭州的印象。总的来说,他们游记中的杭州形象是矛盾的,一方面对杭州的历史文化爱得深沉,一方面又对当时杭州落后、衰败的景象感到悲哀。他们的话语中经常流露出自己作为先进国家国民的优越感和自豪感。这样一来,杭州就成了衬托日本文明和强大的他者。     

中国作家笔下的日本女性形象

从目前中国作家对于日本女性形象的认识上面来看,可以将日本女性的形象划分为以下几个类型:丧失自我,宁愿作为男性的点缀形象;温柔贤惠、大方无私的贤妻形象;超越现实、夸张变形的女性形象。文章结合中国作家对于日本女性形象的分析,总结了中国作家眼中的日本女性形象的特点。     

在审美中做裁判人——二论新寓言小说家的创作观

新寓言小说作家有意间离艺术和生活是与美学中的“距离说”有关系的。他们认为真正美的事物是远离现实生活的,是虚幻的。现实生活使他们心理压抑,于是新寓言小说的作家向往着与现实世界迥然不同的理想世界,而这又是产生创作的动力。他们还认为创作的符号———理想的世界是因时而变的。     

钟嗣成周文质散曲创作之比较

钟嗣成和周文质都是元后期杭州市民作家,他们的作品有某些相同之处,但又同中有异,各具特色。在代言体作品中,钟嗣成多塑造风流不羁的乞儿形象,而周文质多塑造孤寂怀人的女子形象;另外,钟曲的风格是豪而俗,而周曲的风格则是清而雅。     

家的隐喻与拯救梦想的无奈——易卜生、曹禺人生际遇及其对生命终极关怀意识之比较

易卜生和曹禺都对现实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与逃避,他们对家有一种本能的渴望,而他们的生活经验使他们在内心深处清醒地意识到生活的无奈与理想的飘渺。在他们的剧作里,家的寓意有了极大的象征意义,家是他们渴望的幸福温馨的港湾和生活的理想,家又是他们极力逃避的、令他们人生窒息的噩梦般的现实,理想与现实都在家的逃避与追寻中显现,人生的寻梦也因此显得更加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痛苦与无奈。这种拯救的梦想与无奈的背后是他们因为传统文化的不同而形成的差异和因为共同的人文关怀而形成的相近表达方式。     

二十世纪初英国文学里乌托邦中国形象的复兴

二十世纪初,不少英国作家塑造了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中国是历史、文化、美学意义上的中国,与当时中国的现实无关。实际上这些形象是对自身文明危机进行精神救赎的一种"文化利用"策略,对今天的中国仍有一定借鉴意义。     

浅谈作家理想在少女形象上的体现

人物形象塑造是是小说创作中的重要一环,本文试图通过对几部文学作品中的少女形象的分析,探讨作家理想在人物形象上的寄托。京派作家沈从文的《边城》和《长河》,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红字》,日本新感觉派作家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几部作品虽然题材不同,风格各异,但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共同之处,即三位男性作家都在其作品中的少女形象上寄托了自己一定的社会理想。     

点石成金 脱胎换骨——蒲松龄对传统题材的继承沿革一览

蒲松龄“雅爱搜神”,犹如吴承恩酷好稗史。他们一个写猕猴王,一个写狐狸精,都继承两千年来的文学传统,在不同的现实条件下取得了各自的成就。拿蒲松龄来讲,他的《聊斋》描写的生活面之广与形象之多,与他涉猎群书,从“残丛小语”和名篇佳作中汲取题材,锐意创新有关。不同的题材,固然会引起作家不同的艺术构思,相同的题材,也会因不同的处理而表现作家的创作个性。蒲松龄对传统题材的处理较常见的是撷取梗概,加以扩展。象《三国志·魏志·庞     

女伴角色在东西方古典主义戏剧中的价值——以迦梨陀娑《沙恭达罗》和莫里哀《伪君子》为例

迦梨陀娑和莫里哀是东西方古典主义戏剧创作的典型代表,他们都塑造了一些"女伴"形象,不仅推动了戏剧情节的发展,承载了作家的理想,亦折射出东西方戏剧的不同审美品格。     

李杜诗歌中自我形象的比较

李杜诗歌都有多处表现自身的形象。两相比较,他们的自身形象同中有异。一是两者有着相同的胸襟：坦荡开阔;二是不同的性格：从洒脱到深情;三是不同的气质：从张扬到内敛;四是不同的艺术风格：从理想到现实。总之,从李白到杜甫,唐朝正好经历了一个从繁盛到衰落的过程。盛唐朝气蓬勃的时代特征造就了他们共同的博大胸怀。而唐朝从盛到衰的社会变迁,又明显地表现在他们的不同之处。     

世俗女性与纯净美人——中日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比较

张爱玲和川端康成的小说中都描写了大量的女性,而两人都擅长描写女性。他们的代表作品《半生缘》和《雪国》中,都存在着在强大的男权社会中挣扎着的女性形象。分析这两部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追问作家的女性意识和作家性别以及民族文化在两个作家创作中的影响,从而可以挖掘出两个作家不同的女性观。     

清纯下女、“藐姑仙子”或“畸形的恶兽＂——中国现代留日作家小说中日本女性的三个类型

1912至1936年间,尤其是1920年代,中国现代留日作家小说中塑造了大量个性复杂多样的日本女性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是第一次大规模地塑造以日本现实为基础的日本人形象,并占据了日本题材小说创作的主流地位,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     

面对现代文明的京派、海派作家

北京和上海有着两种不同的城市文化形态。前者凝聚着传统文化,因而处处显露出凝重典雅;后者重视物质、趋新求异,因而具有通俗性、先锋性。北京和上海城市文化的巨大反差,孕育出了不同的接受主体和创作主体,使得他们面临中西文化撞击时对现代文明所持的态度各异。面对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京派作家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疑惑甚至排斥,而海派作家对都市文明则怀有留恋多于批判的心态。这造成了两派作家切入现代文明的角度不同,京派作家偏重于对乡村中国理想人性的挖掘,追求和谐、静穆;而海派作家则偏重于对都市文明喧哗骚动美的刻划,追求奇俏、突兀。     

夏目漱石笔下的知识分子

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小说中塑造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形象:迷茫的求学者,清醒的“多余人”,随波逐流的小知识分子,还有独自一人在内心深处苦苦探索的学者。他们的生活经历和境况不同,性格各具特色,但他们都体现出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一些共同之处:不断思索,憎恨不公,但又无力改变,只有悲观失望,痛苦彷徨。     

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奥斯丁、福克纳作品中的悲情女性形象研讨

简·奥斯丁和福克纳都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文学家,他们的文学思想在社会上有着深远的影响。两位作家在自己创作的作品中塑造了大量的女性形象,其中绝大部分均为悲情女性形象,这与作家所处的社会现实状况及作者的经历紧密相关。从关注女性角度,对不同作家塑造女性形象的原因进行探究,对于更好地解读经典文学具有积极意义。     

黄色的眼泪

漫画家,歌手,画家,作家,勤奋青年。5个颜色各异的梦,5个怀揣理想的年轻人。自由与现实,在六十年代日本开始高度发展的时期,为了理想他们坚持着奋斗,在一个夏天,诉说着生活里泛起的丝丝酸涩。由日本人气偶像组合岚的5个成员联袂主演的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关于生活与自由的故事。     

沉思在女性形象美的园地里——浅论男女作家塑造女性形象的比较研究

当我们徜徉于中国现代文学画廊时,对男女作家塑造的婀娜多姿的女性形象作些比较,就会发现,由于男女作家在生理、社会地位、文化修养、伦理道德观念、审美心态和情趣上都有着差别,这就使他们塑造的女性形象,有着鲜明的各自不同的特色。     

《金石记》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男性作家总是依据自己的文学想象和价值取向来塑造自己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因此,他们笔下的女性形象身上几乎都带有一定的男权色彩。当代作家马玉琛在《金石记》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身上都有着浓郁的男权意识,这一方面使得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也使得他对理想女性形象的探寻有了一定的困惑。     

“性”世界中的探寻者——大江健三郎与井原西鹤的“性”观比较

大江健三郎和井原西鹤是日本不同历史时期的两位作家,但他们都继承了日本传统的性文化观,热衷于在"性"这片领域上培育自己的文化果实。尽管他们的历史背景、文学创作观以及价值取向迥异,但殊途同归,他们都表现出一种人道主义倾向,即关注人,关注人的存在价值。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来窥视日本的社会、文化以及作家的审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