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公民行动群体MoveOn反战运动中的电子抗争研究

通过对美国网络公民行动群体MoveOn反战运动中的电子抗争进行研究,考察新媒体对人们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探讨新媒体之于运动群体的价值,以期对当前中国的公民行动提供些许借鉴。     

政治文明视野中的公民政治参与

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出现了许多积极的发展趋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价值取向、目标模式和制度框架日益明晰。公民政治参与的价值取向与模式选择必须依据国家与社会的实际不断更新。就当前来看,参与模式的选择不能脱离开现代化进程中"超大规模社会"的既定背景,这不仅影响着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水平,也影响了我国政治参与的性质。公民政治参与的自身发展有其规律性和相对独立性,在充分肯定党内民主发展对公民参与示范作用的同时,也要从公民参与发展内在规律性的角度思考提高公民参与有效性的路径选择问题。     

政治文明视野中的公民政治参与

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出现了许多积极的发展趋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价值取向、目标模式和制度框架日益明晰.公民政治参与的价值取向与模式选择必须依据国家与社会的实际不断更新.就当前来看,参与模式的选择不能脱离开现代化进程中"超大规模社会"的既定背景,这不仅影响着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水平,也影响了我国政治参与的性质.公民政治参与的自身发展有其规律性和相对独立性,在充分肯定党内民主发展对公民参与示范作用的同时,也要从公民参与发展内在规律性的角度思考提高公民参与有效性的路径选择问题.     

中国场景下网络抗争政治的逻辑理路

从抗争政治到网络抗争政治的理论化谱系存在着很强的进化色彩。在此基础上,官民矛盾下的"倒官"热潮、道德情感诉求的价值优先、抗争剧目的传统拓展与不确定性创新,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情境下网络抗争政治图景的基本要素。而将研究视角定位为"生存之上,生活之下",可以视为网络抗争政治有别于抗争政治谱系对一贯底层视角取向的修正,这也是实践变化和现实经验使然。最后,将网络抗争政治的未来走向作为一个试错过程,即面临着如何避免继续游离于体制之外以及如何升华为公民理性维权新方式的挑战,也是符合逻辑性的预判的。以上这些要素的综合叠加,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场景下网络抗争政治的逻辑理路和基本图景。     

试论网络化时代公民的政治参与困境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网络化、信息化迅猛发展的时期,信息在网络上交互流动正在使社会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公民政治参与在网络上也迅速发展起来。它在积极推动社会发展地同时,也出现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困境。要摆脱公民政治参与困境,政府是主导,调整政府职能是关键,同时还应该建立网络政治参与和应对机制,消除"信息鸿沟",为公民提供平等的参政机会。     

论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权利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农民经历了政治公民、半政治半社会公民和社会公民三个阶段。当代中国农民的平等权、自由权、人身权、参政权、自治权等政治权利的保障和实现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旧体制的制约。农民的维权活动从日常抵抗上升到以法抗争,给农民以宪法关怀是解决农民问题、保持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     

从抗争性政治到回应性政治:中国政治秩序再生产的逻辑分析

当前流行的抗争性政治理论,在有效解释中国民众的上访、群体性事件等行为的同时,也存在"遮蔽国家"的嫌疑,忽视了政府为应对社会抗争而进行的政治秩序再生产。基于此,笔者转而关注和回答政府是如何回应社会抗争的,并将这一政治秩序再生产的逻辑概括为回应性政治,它是以政治稳定为目的,以"社会需求—政府供给"为过程,政府通过不断的调适、学习、回应来满足社会需求,并在"社会有需求,政府有回应"的国家与社会互动过程中推动政治发展的一种制度变迁过程。回应性政治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它在彰显政府较强的学习、适应能力的同时,也暴露出了政府在应对危机上的滞后性、被动性、改革目标不明确性以及局部性调整等缺陷。     

互联网与中国社会抗争的离场介入——基于“乌坎事件”的实证分析

在互联网时代,社会抗争的行动者已呈现多元化,包括直接参与者、在场旁观者和离场介入者,离场介入者尚未引起国内研究者的注意。通过对"乌坎事件"的个案研究发现,离场介入者并不是被动的旁观者,而是同在场抗争者具有互动关系的行动者。离场介入者对抗争事件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离场介入者借助多元信息渠道获取话语权,对在场社会抗争诉求与议题产生影响,在横向和纵向上扩展抗争空间影响社会抗争进程,从而具有间接塑造抗争剧目、避免过激行为、平衡在场抗争各方力量的作用。研究表明,离场介入是现阶段中国社会抗争的一种新动向,同时也是研究社会抗争事件不可或缺的新视角。     

公民意识与政治参与

中国正由人治向法治社会转变,法治的社会需要的是有公民意识并积极参与政治的成熟的公民.而中国的"公民意识"和"政治参与"都是从西方舶来的名词,舶来品扎根中国走过了漫长而复杂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为"提高公民意识,扩大政治参与"做了不懈的努力,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公民政治参与和公民文化建设探论

政治参与是伴随着公民社会的培育、公民文化的构建以及公民意识的养成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是衡量社会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尺度。公民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对政府决策和公共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有力地推进了政治民主化。公民政治参与和网络政治参与的良性发展,有赖于公民文化建设。当前,要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以及公民文化建设,必须加强立法,从法律上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保障;重视制度和机制建设,构筑科学的公民政治参与制度与良性运转机制;推进技术创新,打造公民政治参与更便利和更安全的平台;培养高素质的网络人才队伍,引导公民合法有序地政治参与;提高党和政府执政能力和网上执政能力,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善治视阈下大学生社团有序政策参与行为的培育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善治"是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平等地分配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利益的保证,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笔者认为,我国公民社会还处于起步阶段,培育民众政策参与的行为应从培育大学生社团政策参与入手,在党和政府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框架下,政府及高校等公共组织应掌握现阶段大学生社团参与行为的特点,采取多方面的有效措施积极培育大学生社团有序的政策参与行为,推动公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实现"善治"的均衡状态.     

公共服务中的公民参与问题分析

政治上的民主及其发展必然要求公共服务的民主参与。政府自身的缺陷、社会主义市场的发展以及政治现代化是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原因,而“治理与善治”理论、公民社会理论和行政民主化理论则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使公民有效地参与公共服务,需要建立起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显示机制、聚合机制、选择机制和评价机制。     

从农民抗争到农民维权——当代中国农民利益表达模式研究

关于农民为"权利而奋斗"的行动方式,学界往往不加区分地运用"抗争维权"来描述.严格说来,农民抗争和农民维权表征着不同的涵义.农民抗争意味着农民在社会对抗中处于弱者地位,对权利的争取带有悲情的反抗色彩.农民维权则意味着农民主体性地位的取得,对权利的获取是在互惠规范的前提下,采用合法手段进行的."农民维权"是当今中国农民利益表达的理想模式,我们应该通过完善农村土地权益制度、改革户籍制度、畅通权利救济渠道等来促使农民转变成公民,以确保农民利益表达的维权模式出现.     

对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思考

对处于深度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催生社会和谐与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政治前提。实践中,我们必须探求建构一套保障与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机制。     

社会治理视阈下西方警治模式的演变

西方警治历经的武力升级、协商管理、策略瓦解三种模式变迁,折射了西方国家抗争治理的理念转变.西方警治模式的发展既与西方社会"街头政治"的兴起密切相关,又深受警察因素、抗争者因素、威胁性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中国社会的抗争治理虽然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经验,但其警治行为中的模式演变、警察群体的角色定位、警治行为的法治保障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公共政策制订中的网络参与

网络的出现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参与方式,网络逐渐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工具,在信息时代公众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并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正如政策学家约翰·托马斯所言:公民参与是信息时代社会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政府和公共管理者必须面对的环境和情形,公共管理者对公民参与行动的任何回避和无视态度都是不现实的.公民参与必然深度地影响甚至改变公共管理者制订政策和从事管理的方式[1].     

论西方社会中的“争议政治”:一个分析框架

西方社会中存在两类政治参与方式:一类是受一系列法律、法规的规范和保护的"常规政治";另一类是具有非常规性和非制度性特征的"争议政治"。争议政治产生的原因包括社会差异、怨恨表达、制度缺陷和社会网络推动等,它对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具有相当程度的危害,但可被看作是弱者表达价值和诉求的被迫性举措,对政府有某种警醒作用;也可能引发公共讨论,促进社会进步。消除争议政治的方式有两种基本思路:保守型的分析框架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     

和谐社会视野下拓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渠道之路径探析——以云南省昆明市为例

拓宽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渠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近年来昆明市在这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现有的参与渠道仍满足不了市民的政治参与需求。因此,要进一步完善昆明市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基本制度;健全和规范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社会组织渠道;加强网络政治参与平台建设;转变相关部门工作作风,保证现有政治参与渠道畅通;继续开辟新的政治参与渠道;等等。     

论和谐社会视阈中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有序化程度不高,这直接影响着和谐社会的构建。在新时期,我们应按照和谐社会构建的要求,从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各个层次扩大有序的公民政治参与。     

扩大我国公民有序化政治参与的模式建构

当代中国,政治参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仍然存在着无序参与的状态。这给政治参与的有序化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扩大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最佳模式是以＂均衡、合范、可控、稳定＂为内容的有序化的政治参与发展模式,即建立在公民主体意识确立基础上的均衡的政治参与主体、政治参与规则与政治参与控制的和谐内在的统一,这是扩大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