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功能之进展与“诗”的圣化

《诗经》是经两次编定而成的。第一次是在周室东迁后不久 ,将“周颂”与“雅”诗编定成集。第二次是在春秋中叶将所收集到的“风”诗与“鲁颂”、“商颂”补编进去。《诗经》功能的进展 ,依次表现为抒发周人初得天下的喜悦与安定及其对“天命”易改的惶惧心理 ;建造意识形态 ;调节社会矛盾 ;为说理论证提供思想资料 ;为诸侯交往提供语言工具。孔子挖掘出了合于“诗”的本质特征的审美功能 ,以“诗”为教 ,以教为政。这样 ,《诗经》就从西周时依附于礼乐而直接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转变为政教经典 ,为汉儒将《诗经》推向“圣经”地位备足了自身条件。     

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历史转折——朱熹“以《诗》言《诗》”说申论

朱熹首倡并躬行的“以《诗》言《诗》”说是对《诗序》”以史证《诗》”以及后儒“以《序》解《诗》”的否定与批判，同时又体现了对《诗经》文学本质与诗歌创作规律的深刻认识。贯彻“以《诗》言《诗》”的原则，实现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变革，是历史的发展与时代的需求赋予宋代学者的重大使命；而文学名家与经学大师的一身兼任，历代文学与历代经学的双轨集成，是朱熹实现《诗经》学变革的主体条件怀客观基础。     

朱熹在“《诗》教”思想上对欧阳修的借鉴

欧阳修与朱熹分别是北宋与南宋最具有代表性的“《诗》教”名家,他们之间存在着思想上的传承关系。朱熹继承了欧阳修对待“汉学”的科学态度,将欧阳修“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的“《诗》教”原则体系化,对欧阳修《诗本义》的成果多有借鉴,从而实现了《诗经》研究与《诗经》教化上的“集大成”。     

欧阳修对朱熹“《诗》教”思想的影响

欧阳修与朱熹分别是北宋与南宋最具有代表性的“《诗》教”名家,他们之间存在着思想上的传承关系。朱熹继承了欧阳修对待“汉学”的态度,将欧阳修“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的“《诗》教”原则体系化,对欧阳修《诗本义》的成果多有借鉴,从而实现了《诗经》研究与《诗经》教化上的“集大成”。     

苦心立言，自成一家——王质《诗总闻》的学术创获

《诗总闻》是南宋江西学王质历时30年而编撰的学术专，该书独创“十闻”之体，对《诗经》300篇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的系统解说；自综所闻，自述己见，废序言诗，自成一家；提出“即辞求事，即事求意”，“今古虽异，人情不远”的诗歌接受命题，反对“纵横曼衍”、“遗本旨而生他辞”；对女性情诗多以“妇人”指称，缄口言“淫”；尝试比较批评，将屈原《离骚》、焦氏《易林》等与《诗经》同题材篇章并列品议，多发个人新见，富有学创获。该书被收录《四库全书荟要》，至今仍可作为《诗经》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献。     

从《论语》看孔子的诗教

诗教在我国古代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孔子以降，诗教便成为一种以今本《诗经》为范本，浸润着礼义德行教化的教育，深为整个社会所看重。本旨在对孔子诗教的形成、功用及特点作简要阐明，以期获得对“孔门诗教”的较深入的认识，从而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诗经》，对待诗教。     

对古诗教学的一点思考

我国是诗歌的王国,有着悠久的诗教传统。在《礼记》中记录了孔子的一段话：“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意思是进入一个地方,那里的教育状况就可知道。凡是老百姓温柔敦厚的,那是诗教的结果。当然诗教本指《诗经》的教育作用,后来泛指诗歌的教育功能。孔子是诗教的首倡者,《论语》中记载了孔子许多谈论诗歌的话。一次,     

贾谊《诗》学寻踪

根据新近出土文献,分析了贾谊引用《诗经》与四家诗的异同,注意到贾谊说《诗》以“雅”,“颂”为主的事实,说明贾谊的《诗》学继承了春秋官学中“以诗为教”的传统。     

孔子的《诗》教观探微

孔子非常重视《诗经》的教化作用。通过从诗教的内容，“思无邪”、诗教的手段．“兴观群怨”、诗教的目的，“温柔敦厚”等方面可以对孔子的诗教观作系统而又深层的探讨。     

儒家诗教观与魏晋诗风递变

先秦儒家诗论确定了以诗为史、以诗为教、以诗言志（情）三重功能指向,汉代偏重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强调诗歌的政教功能和知识性价值,忽略个体情感价值和主体精神;魏晋诗歌继承了先秦两汉儒家诗学观,又多有变创发展,以诗为教的诗学功能得以弱化,代之以诗言志（情）的提升,并促进诗歌知识性价值与抒情性价值的融合。在创作领域也将《诗经》由政教经典作为文学范本加以借鉴吸收,使《诗经》比兴手法得到丰富和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