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壤丘陵区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变化特征的研究

以中国科学院千烟洲试验站为例,定量地研究了红壤丘陵区不同土壤类型开垦利用为水田、旱地、桔园、马尾松、湿地松、杉树、天然林、枫香、牧草、荒草、竹丛林等多种土地利用系统物质循环的定位观测,建立了千烟洲土壤信息系统（QYZSIS)和土壤变化数据库,方面而有效地进行了不同土壤类型和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变化的定量评价、监测和制图。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模拟和预测了研究区C、N等养分含量以及降雨、林冠透雨、树干流、径流和淋溶引起的元素输入和输出。提出了相对土壤质量指数（RSQI)的概念,并且依据土壤RSQI的变化值△RSIQ较好地研究和评价了研究区土壤质量变化。     

塔里木河上游典型绿洲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质量评价

以塔里木河上游阿拉尔垦区为靶区,选择8a棉田、30a棉田、人工林、天然林、荒草地、撂荒地及盐碱地等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样地为研究对象,综合考虑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性质,选择土壤含水量、容重、pH、有机质、全氮、速效磷、速效钾等7个理化指标和过氧化氢酶、多酚氧化酶、碱性磷酸酶、脲酶、转化酶等5个酶活性指标进行实验室分析并解析其分异规律;基于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法评价绿洲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质量的差异并划分等级。研究表明,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的土壤的理化性质和酶活性均存在一定差异;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的土壤质量的评价结果显示：天然林〉人工林〉8a棉田〉30a棉田〉撂荒地〉荒草地〉盐碱地;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性质影响的空间差异有助于解释人-地关系的复杂性。     

中国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土壤呼吸及其气候影响因素

通过收集国内关于农田、森林、草地土壤呼吸研究的相关数据,结果表明,农田、森林、草地的土壤呼吸年平均值分别为5.809、7.086和7.671t·C·hm-2·a-1,三个土地利用方式土壤呼吸与经度呈正相关关系;农田土壤呼吸与纬度呈正相关关系,森林和草地与之相反;农田和森林土壤呼吸与海拔呈负相关关系,而草地相反。森林和草地土壤呼吸随年均温的升高有增大的趋势,而农田的趋势相反;农田、森林和草地土壤呼吸都与年降水量呈显著正相关。     

中国亚热带红壤丘陵区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CO2排放规律初探

以千烟洲试验站为例 ,对亚热带红壤丘陵区杉木林、柑桔园、玉米地、水稻田四种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下的土壤CO2 年排放总量、排放速率的年变化和日变化进行了详细的比较。 4种土地利用方式下CO2 年排放总量从高到低依次为玉米地 5 799kg·m- 2 、柑桔园 4 1 76kg·m- 2 、水稻田 3 388kg·m- 2 、杉木林3 1 1 9kg·m- 2 。研究发现 ,4种土地利用方式下的土壤CO2 排放速率均是夏季高于冬季 ,白天高于夜间。此外 ,本文还分析了土壤温度、土壤湿度和人类活动等因子对土壤CO2 排放速率的影响 ,发现土壤二氧化碳排放速率与 5cm地温存在显著的指数正相关关系。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土壤-作物镉含量积累及其健康风险分析

镉(Cd)是一种剧毒重金属元素,可引起呼吸系统、肾损伤等多种疾病,对人体毒性极高,可通过多种途径暴露于人体,危害人体健康。土壤-植物-食品-人的迁移途径在人类对环境镉的暴露中占主导地位。近年来,Cd通过饮食途径对人体健康造成的风险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本文在对研究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土壤和作物进行大规模采样调查的基础上,对其蔬菜、水稻、旱地、果园等4种土地类型土壤及其种植作物中镉含量积累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菜地和水稻地有明显的污染超标现象,其中菜地土壤镉含量最高。根据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各作物镉富集系数,进行聚类分析,比较其对镉富集能力的差异,结果表明水稻地稻米镉的富集能力最高,单独划为一类。利用定性风险分析技术,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土壤镉对人体健康的风险商值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不同土地类型下,作物镉风险商值为水稻>深色蔬菜>浅色蔬菜>水果>玉米。镉对个人致癌年风险的计算结果表明,水稻个人年致癌风险为0.6270×10^-4/年,高于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年风险水平0.5×10^-4/年,为不可接受水平,居民面临较大的致癌风险,应采取积极措施对研究区土壤镉污染进行治理和修复。     

ICP-MS等离子体质谱法测定土壤中铬镍铜锌砷镉铅元素含量

建立ICP-MS等离子体质谱法一次进样同时测定了土壤中重金属Cr、Ni、Cu、Zn、As、Cd、Pb元素含量.实验表明,该方法的线性范围宽,线性相关系数在0.9994～0.9999范围内;元素检出限低,7种重金属元素检出限范围为0.0218～0.405mg/kg;精密度良好,测定7种重金属元素含量的相时标准偏差均＜4%...     

红壤丘陵区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有机碳储量的比较研究

以中国科学院千烟洲试验站为例，通过实测对比分析了红壤丘陵在开发14a后，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有机碳储量的变化。结果表明，在湿地从松和杉木林地系统中有机碳储量较高，主要储存于植物活体和凋落物；受人为活动干扰强烈的农田及人工草地系统有机碳储量较低，主要储存于土壤。土地利用方式对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有重要影响，调整土地利用方式成为人类调节大气含碳温室气体的一条重要途径。     

广东省黄埔港土壤中铬的价态分析研究

采用化学浸提技术对广东省黄埔港土壤中的铬进行了分析,研究了浸提条件及其对测定结果的影响,并运用GF-AAS法定量分析Cr（Ⅵ）。检出限为0.03μg/L,相对标准偏差（RSD,n=12）为1.52%,加标回收率在95.6%—103.6%。     

拉萨河下游河谷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有机碳储量格局

以拉萨河下游河谷宽谷区达孜农场为例研究了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土壤有机碳储量的垂直空间格局,并讨论了农田退耕为弃耕地和人工林等土地利用方式的碳固定功能。结果表明：拉萨河谷土壤有机质含量普遍较低,其中沼泽草甸、人工杨树林有机质含量相对较高。沼泽草甸、杨树林和灌丛草原类型在浅层土壤积累了相对较多的有机碳,而耕作类土壤如农田、弃耕地和苗圃的有机碳垂直分布则相对较均匀。农田退耕为弃耕地、苗圃和建立人工林网后有利于有机质积累和土壤有机碳密度的提高,具有碳固定功能,其中,农田退耕还林积累有机碳的碳固定能力最强。达孜农场土壤有机碳储量为10.71×103 Mg, 其中草甸土和灌丛草原土是达孜农场土壤碳储量最大的土壤类型,在51.9％土地面积上储藏了有机碳总量的77.6％。     

不同土地利用模式与管理实践下的土地经济效益响应探讨

一般情况下,农户土地的使用要素具体表现在土地利用模式和管理实践的差异上,不同的土地利用模式与管理实践不仅是对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和当地政策的响应,而且还是导致土地质量变化最直接的外部原因,本文根据不同土地利用模式与管理实践下的土地经济效益作相应的分析研究。     

基于用地竞争力的潜在土地利用冲突识别研究——以北京大兴区为例

潜在土地利用冲突识别是因地制宜地预防和破解用地冲突的基础和前提。本文以北京市大兴区2012年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以150m×150m格网为识别单元,基于建设、农业和生态用地竞争力评价识别了该区潜在土地利用冲突,并针对冲突类型特点提出了相应的管理政策建议。结果表明:1该方法更准确地体现了潜在土地利用冲突的本质内涵,可辨识出潜在土地利用冲突类型及其特点和预期土地利用变化趋势;2大兴区11种潜在土地利用冲突类型中,建设用地优势区主要分布在现状建设用地及其周边,农地优势区在中部和南部集中连片分布,生态用地优势区主要位于永定河沿岸等维护区域生态安全的核心区,三者分别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52.85%、28.12%和0.83%,反映了当前建设用地急剧扩展、农地空间不断被压缩和生态环境亟需改善的土地利用现状,而其他8种潜在冲突分布均介于上述三种优势区中的两种或三种之间;3大兴区在优化提升用地效率、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的同时,建设用地优势区、建设与农业激烈冲突区、农业用地优势区和三类用地激烈冲突区内的优质耕地应优先划入基本农田加以重点保护;其他应宜农则农,宜生态则生态,通过差别化补贴政策,引导农业生产向特色高效现代农业发展,并促使边际耕地退耕还林。     

土地利用规划中“迁村并点”的公众参与——以北京市海淀北部地区为例

论文探讨了土地利用规划中村庄迁并工作的公众参与方法、结果和结论。首先,运用自助法(Bootstrap)抽取了北京市海淀北部地区15个村的150家农户,然后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让农民参与到土地利用规划中村庄迁并方案的制定之中。问卷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到了农村村民的基本情况、居住现状,村民对土地利用规划中村庄迁并模式、房屋拆迁安置方式的看法等几个方面的内容。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①64.67%的农民对于目前的居住现状表示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表示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只有12.00%; ②38.90%的农民表示愿意居住楼房,而不愿意居住楼房的农民比例则达到61.10%;随着文化程度的增加、年龄的降低、收入的降低,农民愿意居住楼房的比例逐渐上升; ③农村房屋拆迁后,希望得到货币、房屋和另行审批宅基地安置方式的农民比例分别为20%、32.94%和44.71%;假如农民失去耕地,56.94%的农民希望政府帮助解决社会保险,25%的农民希望解决就业,其他选择较少。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村庄的迁并工作应该谨慎进行; ②村庄的迁并模式应该多元化,不应过分强调居住楼房; ③房屋拆迁安置方式应自主化,征地应社会保障先行。     

四类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影响因素研究

了解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背后的驱动机制是理解城市空间形态和城市结构演变的关键,也是制定城市规划的基础。本文选取北京市昌平区为研究区域,利用2001年和2010年昌平区土地利用现状数据,采用AutoLogistic模型研究地形、区位、可达性、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影响因素对土地从非建设用途转变为住宅、工业、采矿、商业用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不同建设用地类型扩张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同;②有关影响因素对于不同类型建设用地的作用力大小和方向有所不同。具体地,地形和规划对各类建设用地扩张均有显著影响,其他因素对不同类型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有所差异;住宅用地扩张受地铁站点影响比较明显;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是工业用地扩张的推动力,临近村委会和道路对工业用地扩张有利;采矿用地扩张以矿产资源的赋存位置为基础,空间自相关因子和规划因素对其扩张的影响并不显著;商业用地扩张则主要受人口增长等因素的影响。     

山区土地利用统筹的途径研究

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出要统筹区域土地利用，相关研究的缺乏给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出了挑战。山区是中国用地情况复杂、人地矛盾非常突出的区域，研究山区的土地利用统筹问题具有典型意义。本文以北京市山区为例，首先提出以流域和集中发展区域为切入点，统筹山区土地利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继而用水滴模型和其他ArcGIS方法将北京山区划分为拒马河-大石河、永定河、温榆河、妫水河、白河、潮河、河等八大流域，并用逐步筛选法选出燕房新城、韩村河－张坊、门头沟新城外围、斋堂、南口、延庆新城外围、永宁、怀柔新城外围、汤河口、密云新城外围、太师屯、金海湖、大华山等13个集中发展区域，最后分别从空间模式和组织模式两方面，并分流域内部中等及其以上强度开发区域、低等强度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八大流域之间、北京大流域、京津冀山区流域等四个层次探讨统筹山区土地利用的途径。     

灌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分析——以内蒙古河套灌区为例

从渠系空间分布和土壤类型空间分布两个方面探讨灌区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 ，对于理解和揭示灌区土地利用变化的原因和机制具有积极意义。本研究以内蒙 古河套灌区为例，应用GIS的空间分析模块，利用1985与2000年2期土地利用数据 ，通过计算不同土地利用类型距离渠系的平均距离以及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在不同 土壤类型上所占面积百分比，分析了渠系及土壤类型的空间分布对灌区土地利用 格局变化的影响。在距离渠系较近处，由于长期灌溉，再加上灌排设施不配套， 地下水位逐渐抬高，导致盐碱地比重明显增加；在距离渠系较远处，受到水源与 水量的限制，主要表现为耕地比例的下降和荒草地比重的上升。土壤类型对土地 利用变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原本质量不高的土壤，经过长期的耕作等人为干扰， 又没有合理的保护措施，部分耕地逐渐退化为荒草地及盐碱地。     

大都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研究——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

本文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利用1993年、2008年两期土地利用现状图,从数量结构、空间格局和类型转换三个角度对平谷区土地利用的动态变化情况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①15年来,平谷区耕地面积锐减,园地面积大幅增加,城乡建设用地逐年增加;②土地利用变化的强度和方向在不同地貌分区存在明显差异,山区、半山区受农业结构调整和生态退耕政策影响,耕地流失最严重,主要转为园地和林地,而在平原区,主要是建设占用导致耕地减少;从山区、半山区到平原区建设用地面积增加量依次增大;③在土地利用类型转换上,主要表现为耕地转为园地、林地和城镇村及工矿用地,林地转为园地,以及草地转为林地;园地的增加主要来自农业结构调整,新增建设用地主要分布在平原区,来源于耕地。因此,协调经济发展与农地保护间的矛盾,是平谷区社会经济发展中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问题;继续加强生态保护,以保障平谷发展服务首都北京的功能,实现自身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大都市区土地整理与农田水肥管理模式探讨——以北京市为例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除生产功能之外的大都市区农田的生态服务和景观文化功能也日益突显.为此,根据北京市水土资源短缺的自然禀赋和改善生态环境建设"宜居城市"的要求,本文构建了以中心城区为中心的,自中心向外围的城市美化农业区、景观绿化农业区、规模农业区和山区生态农业区四个区,以及景观廊道农业带和山前林果农业带两个带;并分别根据这四区两带的自然资源特点和区位条件,确定了它们的功能定位,提出了充分考虑城市生态环境和景观美化要求的土地整理模式.基于城市水资源质量保护的原则,根据地貌部位、水资源保护区划和区位等,划分了优化培肥区、培肥区和限制培肥区,并提出了相应的农田土壤肥力水平调控模式.论文还提出了实施土地整理与农田肥力调控的政策建议.     

北京风沙源区土地退化及其趋势分析

人类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和程度是导致土地退化的主导因素,北京风沙源区土地退化动态变化直接影响我国北方地区沙尘暴的发生发展的频率与强度.基于1991年～2002年两个时相遥感数据提取近10年来北京风沙源区土地利用退化的动态变化数据,采用相应的土地退化评价指标和土地退化结构相对数与比较相对数,分析北京风沙源区土地利用退化动态变化的空间分布特征.北京风沙源区不同生态区内土地利用退化结构差别较大,内蒙古高原干旱草原生态区、坝上高原农牧生态区和阴山山脉农牧交错生态区以沙化退化为主,燕山山脉农业生态区和大同盆地及周边地区则主要是水蚀退化.分析表明,土地利用退化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针对不同土地利用退化现状,草地沙化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农牧交错带的土地退化具有相当强的政策和区域利益痕迹,在国家重大生态环境工程建设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协调.     

土壤类型对三江平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影响

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和淡水湿地集中分布区,三江平原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区域生态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人类活动的剧烈影响,过去50年期间,三江平原土地利用/覆被发生了显著变化。本文在分析1954年～2005年三江平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过程的基础上,深入探索了土壤类型对土地利用/覆被变化过程的影响。结果表明,过去50余年中,三江平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剧烈,其中耕地增加了2.25倍,增加面积为385.55×10⁴hm²。与耕地面积相对应的是湿地、林地和草地的大幅度减少,减少面积分别为256.72×10⁴hm²、66.92×10⁴hm²和57.65×10⁴hm²。草甸土、白浆土、沼泽土、暗棕壤和黑土为土地利用变化最为剧烈的几种土壤类型,农业开垦活动和耕地面积的增加是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特征和主导因素,湿地、林地和草地减少区域的土壤类型与耕地增加区域的主要土壤类型一致。三江平原耕地开垦对土壤类型的选择顺序为：草甸土、白浆土→沼泽土→暗棕壤。这一现象表明耕地开垦首先从自然条件相对优良的土壤资源草甸土、白浆土进行开发;随着草甸土和白浆土面积的迅速减少,沼泽土于1986年～1995年和1995年～2000年期间成为耕地开发最多的土壤类型;随着以上3种土壤类型中可开垦的土地资源减少,暗棕壤于2000年～2005年期间成为耕地开发最多的土壤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