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废止死刑面临的障碍及对策浅析

死刑是当今世界上最为严厉的一种刑罚．又称为极刑。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死刑这种自人类野蛮时期开始的残酷刑罚方法，愈来愈受到人们的质疑．废除死刑已成为今天文明世界的共同愿望，在中国，由于其特殊国情，立即废除死刑仍是一种奢望。但是，在废除死刑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性潮流的今天，我国必须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使国内的死刑政策尽快并尽量与限制或废除死刑的国际趋势接轨。     

论死刑限制的刑罚哲学根据——兼论经济犯罪死刑的废除

中国刑法中现在还存在死刑。废除死刑是国际发展趋势。讨论死刑适用与存废问题,应该从刑罚哲学的角度加以探讨,才能把握问题的方向和本质,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刑罚的哲学根据,按照通说有报应论和功利论。从康德和黑格尔的报应论来看,死刑只能用于罪大恶极的暴力犯罪,适用死刑是出于对生命价值的重视,对于经济犯罪适用死刑贬低了生命的价值。从古典功利论发展出的刑罚个别预防论也提出了保留死刑、限制死刑的主张。为此,以刑罚的哲学根据为视角,得出经济犯罪处死刑缺乏正当性基础的结论。     

死刑的废除之惑与现行完善

从中国历史上内刑的废除之艰难和外国废除死刑之后的反复来看,废除死刑将更为艰难.尤其是,我国现行刑罚体系的不完善也证明了死刑不可轻言废除.目前,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尽力对死刑加以完善,包括三方面内容:公开死刑执行人数,提高现行刑罚等级、严格死刑执行程序,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边沁功利主义死刑观

边沁是功利主义思想的奠基者。他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为基本原理,基于以人类最小痛苦为代价的惩罚作为预防犯罪的刑罚观念,认为死刑作为一种刑罚手段不具有比终身监禁更大的边际效益,因而提出废除死刑的主张。     

死刑限制若干问题的思考

死刑是现代刑罚体系中最古老的刑罚方法。从世界范围看,废除死刑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在我国当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虽然废除死刑的条件尚不具备,但应做到极大限度地限制死刑。而在死刑限制的问题上,则应注重政策、立法、司法三维一体的协调统一。     

论死刑的司法限制

尽管废除死刑是当前世界刑罚改革的潮流,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刑法理念以及立法方面的影响,短期内废除死刑还难以实现,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在司法上通过转换观念、严格解释死刑适用的条件等方式来限制死刑的适用,为最终废除死刑做好铺垫.     

我国死刑制度完善的分析与思考

死刑作为一种刑罚制度,被人类适用几千年之后,人们开始对它的作用和存在提出质疑。目前,世界上存在着取消或限制死刑的趋势,我国政府表示,从长远来看也要废除死刑。但就目前形势而言,废除死刑还不现实,我国目前仍有保留死刑的必要。本文将通过对我国保留死刑必要性的分析,对如何完善我国现行死刑制度提出一些意见。     

死刑限制论

死刑是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的刑罚。世界上已有超过半数的国家废除了死刑，中国刑法既不能废除死刑，又要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体现慎用死刑的政策。死刑的存废是以中国的具体情况以及社会发展进步的现实需要来确定的。立法时，应顺应时代和潮流的发展，不断改革完善中国的死刑制度，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减少死刑数量。     

关于目前中国死刑制度的问题探析

死刑在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刑罚,同时也是各种处置罪犯所用刑罚当中最极端的一种,其执行方式是以法律为基础,结束罪犯的生命。如今,社会不断发展,大众的思想意识不断提升,人们对于死刑的审视角度也发生了变化,世界上的部分国家也废除了死刑。但我国结合实际情况,从自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仍然选择了保留但限制死刑的适用。本文以作者自身的相关工作经验和知识积累为基础,对当前我国死刑现状及完善对策提出了探讨性的分析、建议。     

关于我国死刑存废论争的理性思考

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是刑罚体系中最具特色的、也是最古老的刑种之一。对于死刑存置与废除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我国死刑制度的现状,从经济背景、政治背景、人文背景及维护社会秩序需要四方面阐述我国现阶段死刑存置的合理性,接着以刑罚的效益性、公正性和人道性作为价值取向,指出了在不废除死刑的前提下,限制死刑的适用应该是合理且现实的选择,并预言在将来条件成熟时,死刑必然会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论死刑司法限制中的法官理念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更新死刑观念已成为死刑制度改革绕不过的问题,也是我国死刑制度改革的难点问题。崇尚死刑报应和迷信死刑威慑力的观念根深蒂固,阻碍着死刑观念的提升和现代化。死刑观的转变法官首当其冲。法官适应限制死刑的新理念的内涵应当包括：严格把握死刑适用标准;重新审视死刑案件公开审判的重要性;适应死刑复核案件裁判方式的改革,确立新型死刑复核的新理念;严格把握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树立死刑新理念在实践中遇到了人为的死刑束缚和体制内的羁绊,主要有三种错误观念：人为干扰,导致死刑的案外标准;漠视程序正义价值;司法中对死刑的依赖。法官死刑观念的更新直至定型化和成熟化,将有力推动我国死刑制度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论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死刑复核程序作为独立于两审终审以外的特别程序,是中国司法制度之特有。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死刑复核程序之弊端日益凸显。在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之际,重新认识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从程序的启动及具体审理方面完善死刑复核程序。     

略论宣告死缓后的刑种变动

死缓是我国刑事立法的创举，但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具有相对不确定性，刑法第50条规定了缓期二年后死缓将变成相应确定的刑种，并有三种可能结果。文章对死缓刑种变动的三种情况逐一进行了研究探讨，并提出了新的见解。     

死刑的成本分析

死刑是剥夺犯罪人生命的一种刑罚方法,无论在理论上关于死刑的立法设置,还是司法实践中关于死刑的适用范围,都争论得如火如荼。从经济学的角度着眼,利用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来研究死刑的效用问题,并对死刑的成本进行剖析,从而探求死刑的成本及死刑效用的最大化。     

死缓发端考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是我国独有的一项刑罚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旧刑法典中均有明确规定。死缓作为一种思想和制度,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处,一直为学界所关注。通过从卷帙浩繁的古今中外典籍中查找有关记载,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进行实证分析,证明死缓设想系托马斯·莫尔于16世纪最先提出,死缓制度则确立于我国20世纪50年代。     

功利主义视角下的死刑新论

人道和报应的死刑观对死刑的存废各执一词,代表的是两种应然的观点,与现实会有偏差.功利主义则可以有效克服这一点,是一种贴近现实的死刑考察方法.功利主义从广义上还可以涵盖人道和报应,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也是功利因素.本文从犯罪预防和社会影响两方面来考察死刑的利,认为死刑是一种必要的恶,应予以留存,但仅限于必要的程度,而不能作为滥刑的工具.     

论唐代杖刑制度的发展变化

杖刑是《唐律》规定的五种法定刑罚之一，《唐律》对杖刑制度作了具体规定，但是 唐代杖刑制度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首先是杖刑被广泛用做附加刑；其次，唐供许多死罪被以杖杀的方式执行，杖杀成为绞，斩以外的又一死刑方式，第三，唐供中后期又出现了新的决杖方式即“一顿杖”及脊杖。杖刑在唐代名轻而实重。宋代基本上完全沿用了唐代杖刑制度。     

从保留、限制到废除死刑——中国刑罚改革的必然走向

死刑作为一种刑罚有其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它只能顺应规律而不能跨越其中的任何一个阶段。文章分析了中国当前的立法趋势,指出死刑还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并发挥一定的作用,现在最为理性的选择就是进一步限制死刑的运用,在将来条件成熟时废止死刑。     

The Collateral Consequences of “Criminalized” School Punishment on Disadvantaged Parents and Families

The “criminalization” of school discipline has contributed to a number of negative outcomes for students and scholars have noted important racial, ethnic, and class disparities in school punishment. Yet, prior work provides little information in which to understand how the effects of criminalized school punishment may move beyond the student and impact parents and families—especially parents and families most likely to experience school discipline. By drawing upon what we know about the collateral consequences of criminal justice punishment—such as arrest and incarceration—on families more generally, the goal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is to explore how school punishment affects disadvantaged parents and families. Interviews with primarily poor, single, Black mothers, reveal that as a result of school discipline, parents reported important collateral consequences including negative financial outcomes such as losing their job, negative emotional consequences including depression and emotional turmoil, and a decrease in future expectations for their child. Respondents highlighted that these consequences were largely attributable to social disadvantage and a lack of social capi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