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八年管理民人出入山海关史料选

有清一代山海关外一直被视为“龙兴之地”，为满洲根本重地，不允许流民杂处其间。但由于关内土地兼并的加剧、自然灾害的影响等种种原因，直隶、山东等地许多民人仍纷纷前往。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直隶、河南大旱，流民出关日多，经时任山海关副都统德福奏请，准许“无业平民出关觅食”。嘉庆初年，为避免流民私垦土地影响东三省旗人生计，对“携眷民人出口之处永行禁止”。现从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及上谕档中选发部分相关史料，供研究参考。     

乾隆朝盐务“三案”对盐官和盐商的处理

清代,商人是经济权的执行者,皇帝是专制皇权的代表和执行者。彼此的利益关系,使两股权利纠合在一起,形成了历史上经济权与政治权同流的现象。本文所涉乾隆朝盐务"三案"指分别发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的"两淮预提盐引案"、乾隆五十一年的"盐法策案"及乾隆五十九年的"交结联宗案"。"三案"中对官、商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反映出清代盐商与皇权间     

从《西域地理图说》探析清代早期新疆私修史志的编撰意义与影响

《西域地理图说》是清乾隆初年由永贵主撰的一部私修回疆史志,被视为清代新疆史志开山之作。作为《回疆志》的底本,它对清代新疆史志的撰修有着积极的意义和影响。它记述了乾隆时期丰富的回疆史料与风土人情,创制了清代新疆史志的基本体例与规范,开启了清代履疆边臣私修史志的先例,引领了清代新疆史志撰修的第一个高峰。作为私修史志,它不仅为《大清一统志》等官书的编修积累了史料,是内地士林了解西北边塞的重要媒介,它还以浓郁的经世致用精神力推乾嘉之学走向转型,其治边守边的思想成为道光以降解决西北边患的应世良方,促进了西北史地学的萌芽与发展。     

乾隆四十二年山东峄县私盐贩拒捕伤差案

有清一代,清政府的主要税收来自四赋和盐税,盐不仅作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而不可或缺,盐税也是清廷财政的一个重要支柱。因此,请入关后,立即对盐业管理进行调整,逐步加强政府对盐业的控制,同时针对走私舞弊等情况,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条例。尽管“盐法莫急于缉私”,但场私、商私、枭私、邻私、官私仍不绝于时。这里刊出的一组史料选自馆藏军机处上谕档、军机处录副奏折。记载了乾隆四十二年山东峰县盐枭走私、拒捕伤差的情况,以供研究参考。     

江西旧方志存书书目订补(七)

[乾隆]会昌县志三十四卷首一卷(清)戴体仁修吴湘皋等篡清乾隆十五年刻本按:卷数当无“首一卷”。是志有台湾成文影印本行世,其版心、目录、内容均无卷首之标识。纂者当录为:吴湘皋纂。是志纂修姓氏列吴湘皋为“纂修”,戴体仁《序》云:“修纂则原任江宁溧水知县吴湘皋。”版本项当录为:清乾隆十六年刻本。是志戴体仁等所作序均为乾隆十六年,记事亦止于乾隆十六年(见卷十七职官第10页)。[道光]会昌县志三十二卷(清)蒋启扬纂修清道光六年刻本按:卷数当另录有:首一卷附一卷。是志纂修人名页之版心有“卷首”字样,凡例也题有卷首;卷三十二之后附…     

乾隆朝参务史料

清代,东北出产人参的山林皆属禁地,非有清政府许可,不得入内采参。最初,采参系包给商人组织,采参人执官方颁发的参票入山,由参商接济米粮及各项必需品。所得人参,先按一定额数交官,又按一定数额交商,再有多余,归采参人所有,可以自行贩卖。后来,改由政府直接管理,采参人须直接向各该衙门请领参票,自备粮食及各项用品,入山挖采。所得人参除按定额交官者外,其余自行贩卖,不足交官数额者,交银赔补。在清代参务中,“黑人”和私参是两大弊端。黑人是指采参人超过参票规定人数多带的帮手。交官参按票计数,票少人多,则采多交少,利颇大焉。私参即走私人参。黑人和私参严重影响了官参数量。此外,乾隆中期以后,由于连年过度挖采破坏了参源,人参产量迅速下降,更使官参数量剧减。为了维持官参数量,清政府一方面频繁修订对采参的管理办法,一方面增设卡伦,加强巡缉,试图杜绝“黑人”和私参,这就使参务成为当时东北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事务。人参挖采又与乾隆朝内地人民移民东北及东北地区的商业发展、经济开发密切相关。故现将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中有关乾隆朝参务的史料选编发表,以为研究者参考。本专题史料中凡原件无具奏日期者,即标明朱批日期,并于其后加“*”,以资区别。     

传统媒体流量的变现路径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广告主流量与真实用户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传统主流媒体曾经站在流量的顶峰,但是逐步被网络自媒体私域流量瓜分,在内容、用户和现金流方面,主流媒体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一变化过程中,目前以媒体微信号作为私域流量变现主要手段的方式,受到了其他渠道的影响。这就要求传统媒体进一步优化应对之策,以纾解私域流量规模化变现的困局。     

清代新疆货币档案(上)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在平定北疆的准噶尔及南疆的大小和卓叛乱,重新统一新疆后,为了体现主权的确立和维护新疆社会的安定,开始对新疆实施"军府治理"和"建省治理"。同时,为了解决征税、发饷和进一步发展新疆地方的商品经济,清政府开始实行新的货币制度,在收缴销毁原准噶尔普尔钱的同时,对原有地方货币采取改造政策。从乾隆二十五年始,陆续在新疆的叶尔羌、阿克苏、乌什、伊犁、库车、喀什噶尔、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相继开设7个铸钱局,仿照内地方孔制钱式样,行铸正面为汉文清帝年号,背面为维文(或满文)记局的新普尔即红钱。这些新型货币的使用和流通,对新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维护社会的安定曾起到积极的作用。现从本馆所藏宫中朱批奏折和军机处录副奏折中选辑有关档案,其中对新疆各地方钱局的开设、铜矿的探寻、铜斤的筹措、工匠的调派、铸币的数量、咸丰年间大钱的行铸、对私铸钱的查禁、钱局的管理、局员的奖叙及南北疆货币的流通等情况均有详尽的反映,对研究新疆货币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四库全书》杂谈

《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官修书中最伟大的一部。现将关于四库全书馆开馆时间、《四库全书》第一份钞本成书时间、各阁抄本情况等问题有代表性的提法辑录,并提出个人的一些看法。一、四库全书馆开馆时间,提法有二: 1、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馆纂修,经十年开始成。”(1) “爱新觉罗弘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借‘稽古右文’之名,设立四库全书馆,广征古今图书,进行严密审查。”(2) “清乾隆三十七年设立四库全书馆     

关于巴县档案起始时间

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清代巴县档案是我国现存时间较长、内容完整、数量较大的县级地方历史档案。最早确定巴县档案起始时间的是四川大学历史系教师伍仕谦同志,他认为巴县档案“由清代乾隆二十二年(1757)起,至民国三十年(1941)止,共184年”。此后,四川省档案馆、局的一些同志认为该档案始于康熙九年,但根据不足。目前一般认为巴县档案始于乾隆二十二年。1988年10月中旬,笔者在翻阅清代巴县乾隆朝档案时,发现了两件乾隆二十二年前的文件,即“乾隆二十一年三月十一日巴县正堂给发孝里四甲民杨尔菴认充乡约执照”,“乾隆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巴县正堂给发孝里四甲民王星一认充保长执照”。这两件文件之所以能成立有如下理由:其一,此文件不是抄白或拓片,文件所标年月即为文件制作时间;其二,此文件起始及末尾处都经朱笔标批,并在朝年处盖有方二寸一分、文曰“巴县之印”满汉各半垂露篆朱     

谈乾隆迅速处理豫省土地兼并案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历史档案中，记载着在乾隆处理其五十一年（1786年）豫省土地兼并案的经过。乾隆五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1786年6月21日）河南巡抚毕沅在紧急奏折中奏道：“豫省连岁洧饥．收成歉薄，今年仰沐圣庥．吴苍垂祜．丰收……可望”，但“惟是频年民豪耗换，穷黎生计艰难．凡有恒产（土地）之家渐多变卖糊口．而本地富户绅衿亦多无力置产．被外来商民人等垂贱收买．核其价值不及平时十分之二三。近更有因青黄不接，需用孔亟，将业经种麦将次成熟之地贱价准卖．以应目前之急。而山西等处豪强富户．闻风赴豫．举放利债”，农户以价值十成即将收获地亩出让，“得价尚不及二三”。乾隆接到奏折，立即于二十九日谕内阁．称赞到任不久的毕沅“所奏实属可嘉”、“实属尽心民事”。他说：“豫省频岁祐饥，间阎元气消耗，全赖业农之民。家有恒产，一遇丰年．口食即可充裕。乃山西等处豪强富户，越境放债，贱准地亩．且将麦收在望之田，乘机图占．一经准折，即据为己有，此更酷于王安石之青苗矣。     

奏本用印问题考辨

明初,京内外大臣皆以奏本具奏,但因奏本用细字,字体必须用洪武正韵,又要于末幅标明字数及用纸张数。所以,永乐年间出现了书写较为方便的题本。自是题本、奏本并行。奏本自明代洪武年间定制至清代乾隆十三年废除,行之近三百八十年。对奏本是否用印问题,长久以来,学术界一般认为“清承明制,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题本用印,奏本不用印”。清代典籍认为这是沿自明代的规定,如《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042《通政使司》载:“乾隆十三年谕:向来各处本章,有题本、奏本之别。地方公事,则用题本;一己之事,则用奏本。题本用印,奏本不用印,其式沿自前明。”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23亦载:“顺治二年,命各衙门皆缮本章,而有题本、奏本之别。公事用题本,一己之事用奏本。题本用印,奏本不用印,沿明旧式也。”但据笔者考证,明代奏本不但可以奏公事,且规定必须用印,而公题私奏和奏本不许用印的规定,是雍正二年才开始实施的。     

“民惟邦本”，何解？

天下不是某个人、某部分群体的私物,天下乃众人之天下。“天下为公”,“民睢邦本”,是尧舜以来的中华道统精神之所在     

从戒得堂到四知书屋——康熙乾隆为政之道

承德避暑山庄有康熙三十六景、乾隆三十六景,而且每景都有一首御制诗,合称康乾七十二景或康乾七十二景诗。康熙三十六景多以四字命名,如烟波致爽、芝径云堤;乾隆三十六景多以三字命名,如丽正门、春好轩等。然而避暑山庄苑景区之“戒得堂”、宫殿区之“四知书屋”虽是三字或四字题名,却非康乾七十二景范围。但从“戒得堂”、“四知书屋”题名可反映康熙乾隆为政之道。     

网络社会管理的困境与突破——“艳照门”解析

2008年2月以来,香港“艳照门”事件在全社会引发了巨大震动。窥私者有之,谩骂者有之、喟叹者有之,网民自发的相关讨论更是汗牛充栋,其中也不乏对网络社会管理的批评及诘问。显然,在一个网络传播力量如此巨大的时代,“艳照门”所造成的广泛社会影响是难以忽略的。在事件逐渐平息之后,管理者及学术界的任务都是要对此做深刻解析、认真反思。     

清代扬州的官私藏书

扬州自隋唐以来即为我国东南重镇。入清以后,扬州经济发达,文化昌盛,读书之风盛行,藏书风气也空前浓厚。当时,扬州藏书家众多,册籍充栋,且多秘笈,与常熟、南京、苏州合称为江苏四大藏书“重心”。［１］为全国重要的藏书基地之一。 官府藏书：清代扬州官府藏书首推文汇阁。乾隆二十一年（１７５６）,扬州盐商为迎接高宗南巡于拱宸门外天宁寺右侧“恭建行殿数重”,［２］作为驻跸之所。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又于行宫御花园正殿大观堂旁建藏书楼,赐名文汇阁,用以贮藏雍正版《古今图书集成》。文汇阁与前后建成的镇江金山寺…     

乾隆年间运河官眷船只遭劫案

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十八日 ,新任山东学政刘权之的家眷乘船经过直隶静海县时 ,于曹家堤遭到抢劫。案尚未破 ,次年四月十八日 ,新任江苏藩司奇丰额的眷属又于山东峄县台庄被劫。两次行劫官宦眷属的案犯 ,全部是运河纤夫。运河官宦眷属船只遭劫案的发生 ,反映了像直隶、山东这样的清朝统治腹心地区社会治安的恶化 ,是乾隆末期清朝盛极而衰的历史过程中 ,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一个写照。本组史料选自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特此刊布 ,供研究参考。——编选者　吕小鲜     

《四库全书》编纂时间

《四库全书》是我国著名的一部大型丛书。每当谈到这部丛书时,少不了要提及它的编纂时间。编纂此丛书的时间,有多至四种说法: 一、清乾隆三十年“清乾隆三十年救辑。”(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1)》P962) 二、清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73年) “……到清代乾隆三十二年(1773年)编《四库全书》的时候,更加确定了。”(杜定友《〈图书分类法〉史略》) “到清代乾隆三十二年即公元1773年编《四库全书》也是采用这四部的分法。”(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图书分类学》) “到清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73年)编《四库全书》时,进一步确定了‘四部’分类法,使其完备。”(白国应《图书分类     

军机处成立时间考订

办理军机事务处,是清朝雍正年间设立的中枢机构。关于其成立的准确时间、名称演变等等,官私著述历来众说不一,归纳起来,可按年分为如下四种观点: 1.七年说。清人王昶的《军机处题名记》内称:“先是,雍正七年,青海军事兴,始设军机房……后六年,上即位,改名总理处。乾隆三(二之误——引者)年,王大臣请罢之,诏复名军机处。”今人张德泽先生的《军机处及其档案》、《清代国家机关考略》认为,雍正七年六月在内廷设立军机处。季士家先生认为军机处的设立经历了军需房、军机房、军机处三个发展阶段,并指出:“军机处成立于雍正七年六月初十日(1729年7月5日),当时的名称谓军需房。”南炳文先生认为“军机处设立于雍正七年,可能在二月十八日至五月十日之间。”庄吉发先生的《清代奏折制度》一书,旁证博引,论述军机处设于雍正七年,并考证了军     

满洲神杆祀神考源

清代满洲的堂子、宫廷和民居,都竖有神杆。这是满洲敬神观念物化的表征。它的象征性之朴素内涵,被裹饰以模糊性之神秘外衣。致其缘起难辩,祀神不明,诸说纷呈,譌疑传信。鉴此,兹对满洲神杆,略作稽考探源。满洲神杆之缘起与神杆所祀之主神,乾隆十二年(1747)满文《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和乾隆四十五年《钦定满州祭神祭天典礼》俱未载明。大学士阿桂、于敏中关于《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之《跋语》,虽称本书“详溯缘起”、“稽考旧章”,但于满洲神杆,亦无溯考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