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元伦理学范畴——从先哲的定义说起

元伦理学对象可以归结为三大范畴:"善"、"应该(包括正当)"和"事实"或所谓"是".善亦即正价值,是客体事实所具有的能够满足主体需要、实现主体欲望、符合主体目的的效用.应该是行为善,是行为事实符合其目的的效用性.正当则是行为的道德善,是行为事实的符合道德目的的效用性.正当、应该和善都是客体事实对于主体需要、欲望、目的的某种效用,都是客体的依赖主体需要、欲望、目的而存在的属性,因而都属于价值范畴;反之,事实或"是",则是价值的对立范畴,是客体的不依赖主体的需要、欲望、目的而独立存在的属性.事实与价值构成客体的全部外延而与主体相对立;主体及其需要、欲望和目的既不是价值也不是事实,而是联接二者的中介物.     

浅论康德的“以德配福”

康德把"道德"和"幸福"的关系称之为"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他的"道德学"正是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依他的观点,道德和幸福完全可以在"至善"中实现统一,一个有道德的人最有资格配享幸福,以此,他高扬了德性的旗帜,提升了道德的崇高性。     

论实践哲学中的意志自由与道德至善

在实践哲学领域中,特别是在康德的哲学思想中,其运用纯粹理性的方式对意志自由和至善做出了深刻的论述.而在近代以来,人们充分挖掘理性的同时,依然认识到追求至善是人的自身的目的所在.对道德至善与意志自由的关系进一步分析,得出意志自由是实现道德至善不可缺少的前提,并且实现道德至善又是意志自由的终极目标.     

论《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及现实意义

亚里士多德对幸福观进行了深刻的描绘,把幸福看作是合乎德性的至善的欲求。认为幸福不是先天安排好了的,而是一种现实活动,因此,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力。同时,亚里士多德结合当时城邦式生活,强调城邦或集体的幸福。亚里士多德幸福观对加强人们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把个人幸福与集体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才会使大多数人获得幸福。     

“罪恶笼罩下的至美”——漫谈中外文学中美与善的对立

老子云:"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综览古今,在很多神话传说和文学作品中,都把至美与罪恶联系起来,把对美的孜孜追寻看作是渐渐背离善的过程。故而,本文从中引申出这样一个结论:"人越是追求外在美,则越远离潜在的善",进而告诫诸君在追求美时,要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切勿对其过分流连沉迷。     

恶的消解--阳明心学如何导致儒家道德教化的全面危机

教人为善去恶是道德教化的核心,儒家将此分为理论层面上探讨恶的来源问题与实践层面上践行去恶的功夫问题。阳明提出气是性的表现,抛弃了理学家主张的气是恶的来源,从而在理论层面上取消了恶的来源;他又以致良知的简易功夫取消了去恶功夫的独立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儒家道德教化的全面危机。     

舒克申短篇小说中的道德探索

舒克申的艺术创作生涯虽短暂,却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文学评论界的赞赏.以舒克申短篇小说中的人物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舒克申对人性、道德的思考与探索.舒克申所赞美的善是源自心灵的美的感受、爱的关怀和牺牲的精神;同时作家也揭露了人的盲目与恶,并通过对道德感源头的探索表达了实现个人对善的回归作为社会道德使命的理想.     

论孔孟之善何以可能

善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是道德思想和行为的具体落实。孔孟之善何以可能问题,是孔孟道德学说的基础。人们效法天,畏惧天,构成了天的权威性,为善提供了外在本体规范;人具有善的本性,追求功利的需求,构成了人为善的意愿,为善的可能提供了内在主体性保证;仁义礼智信的可操作,构成了善的具体途径,为善的日常实践提供了路径保障。此三者保证了孔孟之善是可以实现的。     

儒家人性善恶论新诠

就人类整体而言 ,善是最根本和伴随人类始终的。恶则是非根本的 ,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才产生的。孟子先天性善论有合理性和深刻性 ,但过分理想化 ,轻视了现实之恶 ;荀子论证了现实之恶产生的根源 ,又设计出控制的方案 ,但却以牺牲人的道德自律为代价 ,忽视了人“神性”的一面。宋儒用“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调和孟子和荀子的理论 ,弥补了他们各自的不足 ,虽有神秘主义成分 ,但对自律道德和他律道德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不同运用有借鉴意义。     

论善恶原则

无私利他是最高且偶尔善原则 ,它只应该且只可能指导每个人的偶尔行为 ;其作用是使每个人在自我利益与社会或他人利益发生冲突而不能两全时 ,能够无私利他、自我牺牲而不会损人利己。为己利他是基本且恒久善原则 ,它应该且能够指导每个人的恒久行为 ;其作用是使每个人在自我利益与社会或他人利益一致的情况下 ,能够为己利他而不致损人利己。单纯利已是最低且偶尔善原则 ,它也应该且只能指导每个人的偶尔行为 ;其作用在于使每个人在与社会和他人无直接利害关系的行为领域 ,能够单纯利己而不致纯粹害己     

杨慈湖之"毋意"道德修养论刍议

杨慈湖反对从主观之外寻找道德恶产生的根源,认为“人心本正,起而为意而后昏”,道德修养的根本途径就是由“毋意”而展开的“毋必”、“毋固”、“毋我”,他在认同儒家所倡导的道德修养的过程即成人成圣的理论前提下,提出了独具特色的道德境界说,认为“意虑不作,澄然虚明”的“永”之境乃是一切道德践履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杨慈湖伦理思想在陆王心学伦理思想史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     

休谟的同情观

休谟认为,德行之所以对他人和自己有用,令他人和自己快乐,是因为人们身上的人性原则或同情原则。由于人们感官知觉中都有快乐和痛苦,作为“明智的旁观者”时,人们会对好的行为或品质感到快乐,反之感到痛苦,继而作出赞成或者反对的表示。此时,其在道德判断上就能够与来自任何时代与地域的人达成一致,感官的苦乐也会经由情感的苦乐而升华为道德性的苦乐。     

论马克思主义的善恶因果律

善恶因果律是人类道德生活的基本规律。随着社会环境变化和人类理性思维水平的提升,传统善恶因果律不断地遭到祛魅和解构,人们对善恶因果律的认知与信仰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善恶因果律,其对传统善恶因果律的揭露和批判,意在将人们从宗教的虚幻中唤醒,将人的本质还给人本身,从而使人们建立起科学的、反映人类道德生活普遍规律和价值期待的善恶因果律。秉承传统善恶因果律的合理因素,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传统善恶因果律进行科学改造和重新阐释,既是破解当前道德失范与道德冷漠难题的突破口,也是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彻底性与感召力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善恶因果律的有效运行,既需要体现公平正义的制度规范的引导和保障,也需要个体的道德自律和群体的道德自觉,更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本身,为新的善恶因果律提供精神动力。     

开拓与创新：词学美感特质研究之路——评钟锦《词学抉微》

钟锦的《词学抉微》把词体美感特质作为词学研究的核心对象,以康德哲学作为基准,融会其他哲学之后,确定了一个关于美感研究的基础,认为“士大夫们在小词中迷恋的并不是言志载道不予许诺的色情魅力,而是言志载道不能给予的作为完全自由愉悦的超越性美感”。他以先验研究作为基础,尝试从关感的基本心灵机能出发对词体美感特质进行剖析,认为词体表现的是超越性的美感,在词中则具体表现为艺术关、自然美和德善之美,其中德善之美是《词学抉微》在词学上最重要的创获。作者不仅区分了“益善之美”和“德善之美”,在叶嘉莹先生“弱德之美”的基础上提出了“德善之美”,并且重新解读了“诗言志”的内涵,认为词上接了先秦儒家的诗教传统。     

道德的优劣之辩——国民总体品德培养方法(3)

如果一个国家奉行义务论和利他主义以及专制主义道德,那么,该国所奉行的道德,就其基础或核心来说,便是最恶劣道德,因而不论其余道德如何,该国所奉行的都是最恶劣的道德:一方面,它对于国民的压抑、限制和损害必定极大,而给国民的利益和快乐必定极少;另一方面,它必定背离行为的客观本性而难以被每个人实行。于是,人们遵守这种道德从而做一个有美德的人的动力、欲望、动机和意志便必定极其弱小,因而他们的品德必定极其恶劣。反之,如果一个国家奉行功利主义和己他两利主义以及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道德,那么,该国所奉行的道德,就其基础或核心来说,便是最优良的道德,因而不论其余道德如何,该国所奉行的都是最优良道德:一方面,它对国民的压抑、限制和损害必定极少,而给予国民的利益和快乐必定极多;另一方面,它必定符合行为的客观本性因而易于被每个人实行。于是,人们遵守这种道德从而做一个有美德的人的动力、欲望、动机和意志必定极其强大,因而他们的品德必定高尚。     

直观与美

主体与客体具有多重关系。有认识关系，有价值关系，还有审美关系。审美关系是主体心灵与客体形式间的蝓快或不蝓快的情感关系，它与认识关系，价值关系是不同的。直观是审美的基础。直观具有三个特点和三个层次。在真、善、关的世界里，美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连贯前二者的桥梁，人们通过审美，从必然走向自由。     

以善为美：藏、汉戏曲共同的审美理想

以善为美是我国藏、汉戏曲共同的审美理想,也是藏、汉戏曲思想内涵的共性。汉族戏曲中的善恶观主要表现于：对民族气节的礼赞;对“义”的肯定和推崇;对象征正义的清官形象的歌颂。藏戏中的善恶观表现于：对善的同情、赞美,对邪恶的批判、鞭笞;对躬行利他主义的施舍行为的礼赞;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尽管由于藏、汉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异,戏曲的审美理想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质,但“扬善”,始终是藏、汉戏曲内容的核心,美的本质。     

中西传统人性论的分野及道德教育的共同主题

中西传统人性论关注的中心有着明显的差别.中国传统人性论关注的核心概念是"善恶",西方(古希腊)传统人性论的核心概念是"幸福".不同的人性论导致了不同的道德观乃至不同的道德教育观.然而,中西传统人性论的分野并非不可逾越,它们共同反映了道德教育面临的几对永恒的矛盾:个体与社会、理性与情感、知与行,而理想的道德教育就是要促使这几对矛盾内部保持适度的张力,从而达到人性的至善和人生的最大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