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论语》的异文汇校看写本文献的若干问题

笔者以敦煌《论语》的经文为研究对象,以张涌泉《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四·群经类论语之属》为底本,以李方《敦煌〈论语集解〉校证》为校本,以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为参校,并以传世的版刻《论语》及诸家校记为佐证,发现：1.敦煌《论语》未有定本,写卷异文较多,包括异体字、假借字、古今字、同义字、避讳字、讹字、羡字、夺字、乙字九种,可据此管窥当时当地的语言面貌。2.敦煌《论语》的校记已出,但以敦煌写卷《论语》为基础,以传世版刻《论语》为辅助,既可互证张氏校记之已言,亦可补注张氏校记之未言,尤其是乙字与同义虚字(词)方面。     

论《礼记》的文学文献价值

从文学文献的角度来看,《礼记》有其独到的价值,首先,该书保存了大量的人物形象与故事素材,为后世文学再创造提供了历史真实的依据;其次,该书保存了很多上古文学思想、文体范式,为后世文学创作与研究提供了厚实的理论依据与丰富的实践经验;最后,该书所援引的《诗》《书》、古歌谣等资料,为后世文学文献的整理提供了史料真实的依据。质言之,《礼记》有着独到的文学文献价值,值得后人给予更多的关注。     

文学与仪式的关系——以先秦文学和敦煌文学为中心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化还呈现一种混沌状态下的文学,敦煌文学以民间应用文学为主,属于原生态文学。先秦文学与敦煌文学共同的特点是:以口耳相传为其主要传播方式,以集体移时创作为其创作特征,以仪式讲诵为其主要生存形态。本文通过对先秦文学和敦煌文学的研究和比较,认为文学起源于各种社会仪式。仪式是人类社会生活高度集中的体现形式。     

敦煌唐人祭祀鲁班神风俗与《周易》

本文从三方面论述敦煌唐人祭祀鲁班神风俗与《周易》的关系:敦煌道教行业保护神——鲁班祭祀风俗及其巫术流变,敦煌道教行业保护神——鲁班与《周易》卜卦,敦煌唐人祭祀鲁班崇尚其德与《周易》及瑶族信仰鲁班之比较。这些研究有助于推进敦煌鲁班神文化的研究与开发利用。     

丝绸之路国际研究一瞥

2014年6月23日，原名为“丝绸之路”的“‘长安-天山廊道’路网”文化申遗项目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丝绸之路在长达3000年的时间中，人员和货物不断交流，由此带来知识、思想、信仰、风俗传统的传递和交流。20世纪初，敦煌文献文物被外国人大量带到国外，丝绸之路的国际研究得以发轫。     

汉字与东亚文学——读张哲俊教授《东亚比较文学导论》

汉字作为东亚文化圈的基本要素之一,对东亚文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极大促进作用。张哲俊教授在其著作《东亚比较文学导论》第一章中清晰地论述了汉字在韩国、日本零散传入及系统传入的历史等问题。《东亚比较文学导论》中《汉字与东亚文学》一章为东亚文学、文化中汉字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对于东亚文学、东亚文化的研究具有指导、借鉴意义。     

从《就职演讲》看理雅各的汉学思想

理雅各出任牛津大学汉语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讲》,标志着汉语言文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在牛津大学的确立,同时也标志着英国汉学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演讲词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是我们研究理雅各汉学思想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19世纪英国汉学和欧洲汉学的珍贵文献。本文以理雅各的就职演讲词为研究对象,解读演讲的主要内容,探讨理雅各的汉学思想。     

浅谈日本和歌中的“鹿”和“萩”

动物鹿和植物萩本是自然界较普通、常见的动植物,然后它们却深受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和歌歌人的喜爱,它们在《万叶集》等和歌中常被吟唱、歌颂。本文尝试从鹿、萩各自的特性以及两者组合之后的象征意义等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探讨。     

《中国敦煌学史》简介

自从1900年5月26日敦煌藏经洞被打开和千佛洞遗迹被再发现以来,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敦煌发现的各种历史资料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逐渐形成一门“因地名学”的新学科——敦煌学。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从敦煌发现的数万卷用古汉文、古藏文、梵文、古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古突厥文等各种文字书写的经卷文献,广泛涉及到古代中国、中亚,乃至世界的人文、社会、自然和应用各个学科。研究这些文献资料,不仅对中国史,而且对世界文化史的研究,都会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大批优秀学者和著作不断涌现,在国际学术界形成了所谓“敦煌热”。敦煌学也就成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     

近三十年来《聊斋志异》中的“侠”形象专题研究综述

以侠义为主题的文学是我国文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的侠客形象多来自下层群体,蕴含着传统的世俗观、伦理观和情感观念。《聊斋志异》中的"侠"形象融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蒲松龄作为清朝中下层文人的侠义心态。近30年来,关于《聊斋志异》的侠义故事的研究逐渐增多,为《聊斋志异》中的"侠"形象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