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诗派”得与失

“江西诗派”是北宋后期至南宋前期活跃在诗坛上的一个名声很大的文学流派。最早以“派”指称该集团的人是南宋初期的吕本中,到了元代,方回又将该派人物努力学之的杜甫列为此派的鼻祖,因有了所谓“一祖三宗”(杜甫以及创派人黄庭坚、重要领导人物陈师道、陈与义的说法),其时以黄庭坚更负盛名。     

论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对创造诗派、新月诗派的影响

本文以比较文学的视野分别考察了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对中国现代诗坛上曾经发生广泛影响的创造诗派和新月诗派的渊源关系,并对其代表诗人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诗人在诗歌观念、创作实践方面所受的西方影响作了具体揭示。     

“长吉诗派”论

李贺的诗在中唐诗坛独树一帜,被人称之为“长吉体”。对其发展轮廓和轨迹作一勾勒,探讨其形成缘由。它的发展,首先是由李贺诗之特质所决定,而这一特质成为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抒情范式。从这个意义上审视,“长吉诗派”在后世之发展与延续,是李贺人生悲剧在后世重演的结果。     

“异军苍头突起”——论“创造诗派”的思想和艺术特征

<正> 创造社诗人所形成的“创造诗派”,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中,是十分活跃的。郭沫若、成仿吾、郑伯奇、邓均吾、黄药眠,楼建南……乃至创造社后期的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等,都创作了不少颇有影响的诗歌。与初期白话诗派、初期写实主义诗派、“小诗”派、湖畔诗派、象征诗派、新月诗派等各种不同的诗歌派别相比较,“创造诗派”的诗歌,呈现出独特的思想和艺术风貌,是任何诗派不能代替     

试论“创造叛逆”性阅读

本文针对传统的阅读方法,提出"创造叛逆"性阅读。接着阐述了该术语的来历和阅读策略。最后列举了前人对这种方法的几种论述。     

试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

盛唐山水田园诗有独特魅力,本文从三方面论述形成此独特魅力的原因。     

论“七月”诗派特质

“七月”诗派，是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为新诗现实主义传统的发展进行过有益探索的一个现实主义诗歌流派，它活跃于抗战诗歌发展的全过程中，在抗战诗坛上影响最大。“七月”诗派崛起于抗战初期，它因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而得名，并在胡风的支持与扶佐下不断发展。由于《七月》杂志本着在编辑上“尽量团结而且号召能够共鸣的作家”，从而“源源地发现从实际斗争里成长的新的同的道伙友”①宗旨，“七月”诗派一开始便拥有相对稳定的作者队伍和大体一致的创作倾向，其主要成员有艾青、田间、胡风、绿原、鲁黎、阿城、邹获帆、冀沾、彭燕郊、…     

“新边塞诗派”之我见

中国新诗在建国以来,曾经走过一段曲折艰难的路。它曾被艺术直接为政治服务的功利主义,逼入“公式化”、概念化”、“口号化”的岐途。从1958年的“民歌运动”,到70年代末整整20年,中国新诗处于停滞时期。1978年以后,中国新诗才再次崛起。在这种诗派林立为标志的大崛起中,“新边塞诗派”异军突起,引起评论界的极大关注。同时,评论界对     

唐代的“吴中诗派”

“吴中诗派”的活动时期是在唐朝中期的大历、贞元年间,代表人物为皎然、顾况,此外尚有秦系、灵澈、朱放、陆羽、张志和诸人。这七位诗人有以下一些共同特点:一、他们或世籍东吴,或早年即寓居吴会,其主要活动地区都在三吴两浙,有鲜明的地域性。二、他们均未显宦,受过挫折,经历了从有志用世到遗世隐逸的历程,但内心并不反对进取,只是以佯狂自高,于放荡不羁中显露奇崛不平之气。三、他们从大历至贞元一直保持着较密切的关系。尽管他们的作品散佚严重,但七人今仍存相互赠答唱和诗40多首,并常在诗文中互相引为同调,还组织过诗社。     

谈谈“大学生诗派”

“大学生诗派”同“非非主义诗派”、“星期五诗派”等一样,都是继“朦胧诗”之后出现在中国诗坛上的诗歌流派。曾有人用“后朦胧诗”概括他们,可又不得不取消这个名称,因为它是以反“朦胧诗”为目的而涌现出来的,它也不具备朦胧诗的任何特点。“大学生诗派”于1985年成立于成都,主要成员大都来自正在高校念书的莘莘学子。其中代表人物有尚仲敏、燕晓冬等。他们创办了《大学生诗报》,发表他们的诗作和理论。作为一个探索中的青年诗人群     

江西诗派“不问兴致”辩

南宋诗论家严羽曾批评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不问兴致”。本文从“兴致”的内蕴、从黄庭坚及江西诗派诸多中坚的有关论说及创作实际出发，进行辨说。作者的结论是：“有兴致，确实是江西诗派的艺术追求。”     

论象征诗派与“五四”

中国19世纪和20世纪中叶接受了象征主义，产生了象征主义诗派；象征诗派产生也有它自己的土壤与环境，它不是逆时代而动，而是“五四”时期的产儿。“五四”初期，在中国诗坛上出现了象征主义新诗的萌芽；“五四”低潮时，象征诗派兴起，反映了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共同苦闷与怅惆的情绪。到了二十世纪中期，象征诗派成为“异军突起”的一支劲旅，那是新诗发展的必然。特别他们注重诗歌本身的艺术性，合乎诗歌的艺术规律。自然有些诗过于晦涩难解，荒诞怪异，防碍了它的发展。到了三十年代，象征诗派被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诗派所代替，也是新诗发展的必然。     

毛诗派“言志”理论辨析

毛诗派＂诗言志＂理论,导源于先秦诗学＂言志＂核心观念,认为诗产生于人的＂言志＂冲动,但是毛诗派又提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发乎情＂、＂吟咏情性＂,开拓出＂情＂作为诗歌表现的重要内容,为后来的缘情说的奠定了基础。     

“九叶诗派”研究述评

对“九叶诗派”的研究,越来越受到理论界重视,它成为一个研究热点。本文对80年代至今的“九叶诗派”研究进行了理论梳理,认为这一研究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史实性问题的描述考证到文学本体层面的深入探讨,最后是诗论、理论体系的评价的渐趋深入的过程。并试图从现代主义和语言维度这两个重要方面对九叶诗派研究进行探讨。     

“他们诗派”的语言策略

"诗到语言为止"是"他们诗派"具有代表性的诗歌主张。其意在摆脱诗歌对意识形态的依附,使诗歌在语言上彰显自身从而获得独立性。"他们诗派"对口语及方言的使用让诗歌便于呈现真实的生活场景,使日常生活"陌生化",令人重新注意到诗歌语言符号本身。此外,口语的使用还具有消解中心的意义和生动真实的美学品质,让其诗歌与"口水诗"相区别。     

清代湖州“南浔诗派”试探

在清代湖州诗坛上,诚如[清]戴璐在《吴兴诗话》中所言,“康熙中叶后,吾湖诗派极盛.”(卷十五)主要有乌程的“南浔诗派”,获港的章氏诗家,德清的俞樾诗家及“月泉吟社”,归安的“双溪诸子”(包括“竹溪唱和”在内共56人),武康的“前溪三子”等.其中为数最多的是章氏诗家,而时间最长、影响较大的则为“南浔诗派”.     

试论九叶诗派的诗学理论

九叶诗派以艾略特的诗歌主张为参照系,推崇“新诗现代化”的诗学理论,探寻并确立了“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这一新的诗美原则,在特定的战争年代建构了中国式现代主义的诗歌与诗论,他们是“新诗现代化”自觉的提倡者和实践者,有力地推动了新诗的现代化进程。     

钱钟书“桐城亦有诗派”续说

从清代桐城籍诗人的实际创作看,不仅文在桐城,诗亦在桐城。桐城派诗人谨守家法,有较为自觉的流派意识,以“正雅祛邪”为己任。姚范诗学观深刻影响了桐城诗派,以姚范为诗派的发端者,有合理一面,又不尽合理。重道不废文,唐宋兼取,刚柔并举,融通的诗学观,使得桐城诗派影响甚大。     

“法国体验”与早期象征诗派

主体体验对于文学创作具有能动作用和原点意义。从“法国体验”这一角度人手,可以历史地还原出以李金发为代表的早期象征诗派与法国象征主义诗学的关系。富于异域色彩的早期象征主义诗歌,既有文化交流、影响的烙印,又有创作主体接受、过滤、自我调适的痕迹,而且,后者往往更为重要。     

杨维桢与元末“铁崖乐府诗派”

以杨维桢为代表的元末铁崖诗派,是中国文学史上规模最大、诗人最多、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乐府诗派。由杨维桢与李孝光于元泰定帝泰定五年所倡导的＂古乐府运动＂,前后持续达30年之久,是乐府诗史上继中唐＂新乐府运动＂之后的又一次更大规模的乐府诗革新运动。这场以＂宗唐复古＂为标帜的＂古乐府运动＂,不仅使元末乐府诗的创作,成为了乐府诗史上的一座无与伦比的高标,而且还开阔了人们的＂古乐府＂视野,更新了人们的＂古乐府＂观念,加深与加强了人们对于新的文学思潮下的＂古乐府＂的认识。并对明代初、中期刘基、高启、李东阳等人的乐府诗创作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