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制类型与创新能力差异的测度比较

针对部分学者认为国有企业创新能力最低的判断,在探讨国有企业范围的界定、剖析其他学者论证过程与其研究结论的关系、重新探讨“经济人”这一前置假设之后,选取2007-2015年中国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这一竞争性行业中的微观企业数据,使用Malmquist Index对比分析了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上市公司的创新情况,样本测算结果表明,整体上国企比私企的创新能力反而更高,细分企业对比也是各有千秋,但国有企业更胜一筹。最后进一步认为产权属性未必必然导致创新能力优劣。     

企业发展谨防"陷阱"

市场经济为中国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会。但是,企业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利用好这个机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们自身素质的提高。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谨防多重“陷阱”。 谨防“青春期过度症” 企业的快速成长常常掩盖了内部毛病,如果企业经理不注意改进内部管理,过度扩展就会导致企业运行成本急剧加大。目前国企在深化改革中有众多机会。但这些机会抓不好也可能是“陷阱”。企     

管理中的“管人”与“激人”

<正> 近年来,举国上下殚精竭虑,穷经皓首,努力探索国企致困原因,精心设计国企解困良方,然而,多年过去了,国有企业三分之一亏损,三分之一潜亏,三分之一微利的三三制局面并设有多大改观,就象“斯芬克斯之谜”一样,它的谜底就是人,我国国有企业效益普遍不佳,最主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企业管理,最重要的是人的管理。作为企业领导最关键的管理活动就是需要“激人”。 一、激人与管理的关系 人的潜能只有在人处于边际状态时才能发挥出来。一条大沟,平时很少有人能跨越;但若有一群饿狼追     

我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实现驱动力研究——基于内生性视角

履行社会责任是国有企业的与生俱来的属性。国有企业背负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使命与责任,其社会责任履行既影响企业自身发展,也影响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社会责任具有内生性。本文首先基于一般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剖析了国企社会责任内生性内涵,认为国企承担社会责任需要统筹兼顾,同时考虑自身发展和社会稳定,作用于经济、环境和社会领域。然后将国企社会责任驱动力来源分为企业发展愿景和履责使命两个层面,发展愿景体现在长期目标下,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逐渐从“被动”转向“主动”,实现企业和社会间“双赢”;履责使命体现在国企受企业性质和政治地位影响,在国家监管下履行社会责任,实现企业和社会间“互利”。基于内生性视角,结合三重底线原理,本文运用系统动力学思想,按照商业一类、商业二类和公益类国有企业分类,从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环境绩效三个维度构建国企社会责任系统间结构和联系动态模型。通过分析2016-2022年间七家代表性央企的社会责任水平和企业发展能力变化,衡量不同维度下的社会责任贡献与损失,探究驱动不同类型国企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维度。结果显示,不同类别下的国企由于性质和业务不同,对社会责任履行各有侧重,存在差异化的社会责任实现模式。基于研究分析提出：按照不同途径进行分类改革,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内化为国企转型发展的基础构成,有利于推进国企履行社会责任愿景与使命相统一,提高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科学性,帮助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升级。     

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模式的探索研究

我国国有企业目前普遍存在两权不分、政企不分、社企不分、党企不分的“四不分离”困境,公司治理结构行政化趋势明显,“内部治理的外部化、外部治理的内部化”使得人事任免、薪酬激励等本应由内部治理的决策职能往往上收于外部治理主体（实践中往往是地方国资监管机构）,这种框架设计严重干扰企业积极性和企业治理的有效性,长此以往将严重削弱国企未来发展潜力,如何破局？混合所有制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国企改革之路,将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将国有资本的融资优势、资源禀赋优势和非国有资本灵活的市场机制优势结合起来,产生“1＋1〉2”的效果。     

资产剥离对国有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管理层“意愿—能力”的视角

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越来越受重视,合理配置现有资源对企业加大数字创新非常关键。通过对2003—2021年A股国有企业上市公司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资产剥离可以提高国有企业的数字创新水平,划分剥离类型后发现关联性资产剥离和战略性资产剥离可以提高企业的数字创新水平。基于管理层“意愿—能力”视角发现资产剥离可以分别通过缓解内部信息不对称程度和提高数字创新注意力来提高企业的数字创新水平。并且通过建立有中介的调节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发现非国有股东派遣董事对资产剥离和数字技术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的中介效应实现,高管信息技术背景正向调节资产剥离提高管理层数字创新注意力这一中介路径。另外,对国有企业这一研究主体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地方国企、高科技型国企、技术密集型国企和商业竞争类国企中资产剥离影响数字技术创新的关系更为显著。     

"责任导向型准市场化企业"改制思考

文章分析了国有企业的多元化目标,提出了“责任导向型准市场化企业”概念。在对“责任导向型准市场化企业”的自然和组织经营特征进行详细讨论的基础上,确认其发展的瓶颈在于产权制度安排模糊。文章客观分析了私有化和国有资产流失的本质特性,提出“责任导向型准市场化企业”的出路在于进行“国有资产理性流动”和确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     

MBO、民企和外资承担国有经济调整的可能性分析

在新一轮国有经济调整中,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用两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民营资本和外资重组国企实现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领域"的国资改革政策。本文通过考察我国企业资本的所有制结构,论证了上述政策的不可行性。本文认为在管制措施将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居民排除在国资转让市场之外的条件下,推行国资退出势必造成大规模的国有资产流失。而杠杆式收购和MBO并不能够使非公有制资本具备承接国资退出的实力。     

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

现代企业制度的财务管理涉及到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主要包括企业的投资决策、融资决策和经营管理三个方面。由于市场经济不够成熟、信息不对称及国有经济产权的先天性缺位等原因，国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定数量的不实资产。这类资产在客观上成为企业制度转型、提高资本运营质量和进一步创新发展的障碍，已影响了国有资产的真实与完整。因此，在国企转制过程中如何加强对不实资产的处理和财务监管，已成为国资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职失业大军：敢问路在何方

在我国，国有经营性企业“非生产性资产”比重占30％以上；全国国有企业的冗员超过3000万人，少数企业冗员率达30％；1994年1～9月份全国享受失业救济的人数达130．1万人，比1993年同期增加145．1万；当前，企业改革已进入最后关头——国企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