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风范与《竹林七贤》画像砖

魏晋间以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成为代表的风流名士，因不满暴政，乃逍遥山林，谈玄醉酒，不与统治者合作，世称“竹林七贤”。后世画家顾恺之、陆探微等仰慕他们旷达不羁的风采，作有《竹林七贤》，可惜今已不存。所幸1961年在南京地区的南朝墓室中出土了《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图中的荣启期是春秋时代的名士，他与七贤有共同之处，故被画在一起。     

论魏晋名士的形成

东汉以来，田庄经济的发展是魏晋名士孕育生成的经济条件；汉魏之际险恶的政治环境是形成魏晋名士的政治原因；与这种经济、政治形势相呼应，在学术思想界出现了儒道合流的趋势，广大知识分子在行为方式上既追求人性自由，又恪守封建礼教。形成所谓双重人格。至曹魏，一批人的这种双重人格特征已十分明显，它标志着魏晋名士的正式形成。     

《正始名士传》辑校

晋袁宏《正始名士传》三卷,上卷曰《正始名士传》,中卷曰《竹林名士传》,下卷曰《中朝名士传》。盖佚于元。是书尚无辑本,今从《世说新语》刘孝标注、郦道元《水经注》、《北堂书钞》、《文选》李善注、《职官分纪》诸书,采得佚文三十节,事涉十七人,分卷仍原书之旧。并考佚文史实、文字之正误。     

闺中名士——林黛玉与魏晋风度

飘逸的容止、敏慧的才华、清贞的品格、纯挚的情怀,这是读者熟悉的黛玉;崇尚自然、崇拜人之天性,任情执性、遵循内心自我,这是人们津津乐道的“魏晋风度”。字梦阮的曹雪芹让笔者决意对二者之间的关联作一翻探究,也许读者从而更加了解黛玉形象塑造所深蕴的良苦用心。     

刘向《列女》、《列士》、《孝子》三传考论

刘向作《列女》诸传，其实是对司马迁所创立的纪传体作了创造性的运用。正是这种具有创造性的做法，不仅使杂传体得以形成，也使刘向成为第一个大量创作杂传的作家。刘向所作《列士传》、《列女传》、《孝子传》三传，不仅是杂传之“始作”，而且其中鲜明的小说品格，又开启了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化之路，汉魏六朝杂传由此成为唐人传奇的重要源头。     

从《世说新语》中谢安形象看魏晋名士风范

《世说新语》再现了魏晋风度。谢安是《世说新语》重点记述的人物之一,本文通过分析谢安的形象来领略魏晋名士风范,并对谢安的隐居与出仕行为所反映出的魏晋士人心态作了初探。     

是真名士自风流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说起陶渊明,人们便想到了《桃花源记》,那样美丽多姿的世外风光多么让人向往啊! 陶渊明一生任性而为,拥有着飘逸潇洒的“魏晋风度”：他主动要求做官,却又主动辞官归隐;他可以读书“不求甚解”,也能够弹奏奇妙的“无弦琴”,甚至还不拘小节,“取头上葛巾以漉酒”…… 在最黑暗的年代,陶渊明保持了一颗天真的赤子之心和一份恬淡的情怀。就让我们透过那些灵动的文字,去捕捉他生动的侧影吧——[编者按]     

戴逵《竹林七贤论》探微

戴逵的<竹林七贤论>两卷是研究"竹林七贤"的一部专门著述,其中不仅保留了大量关于"竹林七贤"的原始文献,也对"竹林七贤"的精神实质加以准确的揭示和评价,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但学界对此书一直未予应有的关注.综合戴逵<竹林七贤论>与孙盛<魏氏春秋>关于"竹林七贤"的著述情况来看,<竹林七贤论>应是最早的关于"竹林七贤"的专门著述,其文献价值及研究价值均应高于<魏氏春秋>.由于<竹林七贤论>的缺佚情况较为严重,该书全貌已无由观览.但从现存佚文的细致论析中,仍然可以看出戴逵对"竹林七贤"精神实质的精当评价.戴逵评价嵇、阮诸贤时不仅以事实为依据,力求可信,而且对七贤有褒有贬,公正客观,特别是能透过表象,把握精神实质.这些应是戴逵<竹林七贤论>具有重要事实依据和思想深刻性的重要体现,由此也确立了戴逵及其<竹林七贤论>不容忽视的学术地位和价值.戴逵还曾指出竹林之放达是"有疾而颦",这不仅是阮籍、嵇康辞世百年之后的相知之言,也是最早准确而深刻地揭示出魏晋风度精神实质的不易之论.     

"名士情结"的形成与消解--从《李娃传》、《杜十娘》、《占花魁》看名妓从良取向的嬗变

名妓从良是被学广为关注的一个话题。本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入手,通过对三篇富有代表性的古代小说作品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认为历代名妓的从良取向经历了一个由“名士情结”的产生－－挫败－－消解－－新的从良取向诞生的自然嬗变过程,并由此导致了三位名妓的不同命运结局。     

尤物论——由《莺莺传》说开去

唐传奇元稹的《莺莺传》中,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并于朋友前大发议论,称莺莺为尤物,而自己能够忍情,及时抽身,遂免遭祸患,并赚得“善补过者”的好名声.“尤物”一说,竟有如此大的魅力.翻开历史画卷,尤物论一直存在于历史的长河里,有它独特的时代内涵和意义,并引起后人深深地思考与探索.     

中华“神格人”传统的人文意蕴及当代启示

中华民族性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创世神话。与张扬个性的西方"人格神"传统迥异,中华"神格人"传统崇尚悲天悯人的道德情操和经世致用的献身精神,其差异根源于中、西神话赖以产生的不同经济模式。准确把握中华"神格人"传统蕴涵的人文价值,并加以现代转化可以弥补西方现代文明的不足,推进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     

试论《胡雪岩全传》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确立一部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上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应该从文学本体、价值取向、方法论等几个方面考察。在中国文学史上，从古到今，尽管有很多长篇小说，但从题材内容、塑造的人物形象和表现的题旨来看，还没有哪一部长篇小说是以商界生活和官商关系为题材内容的，还没有哪一部长篇小说塑造了商人的典型形象，还没有哪一部长篇小说明确地表现金融题旨的。高阳的长篇历史小说《胡雷岩全传》正是从这些方面为中国文学史作出了突出贡献，从而确立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别地位。     

关于竹林七贤的艺术史

文章分析了中国历史上关于竹林七贤艺术长盛不衰的原因,概括了竹林七贤艺术品的基本面貌,重点介绍了二十七件艺术品的具体特征,详细阐述了这些作品不同时代的艺术氛围,最后指出了欣赏这些文物艺术品的重要意义。     

感受真善美的生命力：红岩艺术现象研究

以红岩故事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层见迭出,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具有经久不衰的美。红岩文学艺术作品可以统称为＂艺术红岩＂,真善美是艺术红岩的审美价值追求。红岩文化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光彩,人们需要红岩文化,艺术红岩使红岩文化得到了充分的张扬和展示。艺术红岩旺盛的生命力有利于人们理性地对待当下的＂戏说红色经典现象＂。     

"竹林七贤"及其贤与不贤

“竹林七贤”是曹魏中后期的一个饮酒清谈的文人群体 ,得名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 ,肆意酣畅”。本文考察和阐述“竹林七贤”的主要活动时间 ,他们的政治倾向、人生态度等的相似之处 ,以及后来在司马氏强权统治下政治态度、处事作风的分化等几个问题 ,以明“竹林七贤”之“贤”与“不贤”。     

竹林七贤的精神境界

竹林七贤的精神境界有不同内蕴：嵇康、阮籍都仍以儒学为精神内核，表面上却采用玄学和自然主义形式；山涛、王戎徘徊于儒学与玄学之间，随时俯仰，是功利主义的代表；阮咸、刘伶借纵欲来达到性灵的苏醒，与儒学无关，略有玄学的自然迹象；向秀已经实实在在地走进了玄学的范畴，他同样放弃了儒家的操守，但目的不是为了功利，而是玄学的自然和自由。     

论《高僧传》的神异叙事

<高僧传>的神异叙事,既具有类型专设的形式特征,又构建了文本多维渗透的格局.佛性体认和高僧们悲人救世的人文情怀一起昭示了其神异叙事的精神依据.     

论宋代三大长篇行状

行状，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中的一种文体，它萌芽于汉代并不断发展，至宋代开始出现了长篇的行状作品，其中以苏轼的《司马温公行状》、朱熹的《张魏公行状》和黄干的《朱子行状》为代表。该文通过对这三大长篇行状的分析，着力探讨行状写作在宋代的成就和发展原因。     

先秦史传文学作品中的文体萌芽与雏形

先秦史传文学作品中孕育着多种文体的萌芽。后代文论家论述文体，涉及先秦史传作品者多达四十余处，涉及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誺碑、哀吊、谐讠（隐）、史传、诸子、论说、檄移、章表、议对、书记各体。其中以《左传》一书出现的文体样式为最多。文章以《左传》为例进行逐项分析，以展现各类文体发生期的状况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