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含义之探索

仅把“徽商”一词作为一个商帮的称号是不全面的。从狭义上来看,“徽商”指的是徽州经商的人(们),或其经济实体,或商帮;从广义上来看,“徽商”指的是古徽州从商人群以及由他们创造的、以商业为主导的徽州地域特色经济和商人文化。     

朱熹教读书

背景链接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南宋著名理学家,世称“朱子”,是继孔子、孟子以后杰出的儒学大师。《朱子语类》是朱熹与其弟子问答的语录汇编,南宋黎靖德以类编排。     

宋代的学派与政派——从"绍兴学禁"到"庆元党禁"

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打通思想史与政治史的界线,以“科际整合”的研究方法,把朱熹思想的研究推向一新的视域。余先生提出了许多极富挑战性与启发性的问题与看法,其中,南宋之为“后王安石时代”的提法,对南宋政治及朱熹思想与南宋政争或党争关系的研究,实具全局性的意义。本文是对余先生研究的回应。认为：南宋时代的政争——党争始于“绍兴学禁”。斗争的主线,不仅高宗绍兴时期是围绕“和议”与“恢复”这一“国是”进行的,孝宗时期实际上亦是如此,不过或明或暗罢了。“庆元党禁”则是一种权力斗争,不具“国是”的路线斗争性质,也不具改革与反改革的性质。以朱熹、张拭为核心的“道学”集团,始终坚持反“和议”,主“恢复”,高举复君父之仇的三纲大义,故反功利之说、反王安石思想,成为其“内圣外王”之一体两面,亦成为南宋思想斗争的主线。“后王安石时代”,在本文看来,是意谓反王安石思想的斗争,贯穿于整个南宋时期。 从学派与政争的关系看,“绍兴学禁”关系到南宋整个时期的学派、学术与政争,它不仅凸显道学内圣与外王之一体两面性格,也成为整个南宋政派与学派斗争的新起点。因此,“绍兴学禁”不必与北宋之党争划在一起,而应看作南宋党争、政争的开始阶段。孝宗时期则是它的继续,是第二个阶段。对“绍兴学禁”的深入分析,不仅可以澄清和加深对程朱道学性格的了解,也可以加深对南宋政争与学派内在关系的了解。余先生对“绍兴学禁”未加大的注意。沈松勤先生的《南宋丈人与党争》对“绍兴和议”与“绍兴党禁”虽有专节论述,但未集中论述学派与政争——特别是程学之“内圣外王”性格与政争的关系,亦未论述其对南宋整个时代之政争所具有的意义。     

社会生活视野下的徽州人与“龙文化”

“龙文化”在徽州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传说方面,“龙”信仰是重要的传承形式,传承过程中突出了徽州的地域特征;在生态方面,重视“龙脉”的理念体现了生态保护意识;在空间地名方面,以“龙”为名的现象自唐宋时期已有,至明清时逐渐增多,这也是“龙文化”在徽州民间加速传播的重要阶段;在民俗方面,舞龙、闹龙灯、赛龙舟等活动中的仪式反映了徽州人对地方“龙文化”的记忆和传承。     

"徽民寄命于商"蕴义初探

明代中叶以后逐渐形成的“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之习俗,对徽州社会的发展影响很大。“徽民寄命于商”是对“以农为本”传统思想的新突破;是徽州人对经济、政治、文化、人才培育发展空间富于创新的新拓展;是对徽州文化最有生机活力的一种新创造。     

略谈朱熹与紫阳书院

朱熹是南宋理学集大成者。为纪念和祀奉这位大师，紫阳书院应运而生。南宋末，在朱熹故里徽州，当地人士与官员一道建成了第一个与朱熹有直接关系的徽州紫阳书院。明清时期，徽州人外出经商，为怀念故土圣贤，以表不忘根本，亦在汉口建成了紫阳书院。     

论新安理学家汪莘

南宋新安理学家汪莘为朱熹的及门弟子。汪莘初对“文词”有兴趣,后在朱子的指教下,研究儒学与理学,成为朱子在徽州的“高第弟子”。汪莘关于宇宙是有限与无限相统一的思想以及天地交泰的思想,代表了南宋自然哲学的最高成就。     

“新安四宝”

“新安四宝”指宋代产于徽州的四种文房用具精品。 南宋宝祐年间（1253—1258年）,徽州知府谢暨与宋理宗赵昀有亲戚关系,每年都要向理宗进贡“澄心堂纸”、“李延硅墨”、“汪伯立笔”和“羊头岭古坑砚”（一说为“婺源枣心砚”）四种文房珍品,被称作“新安四宝”。唐宋时期徽（歙）州地区笔、墨、纸、砚制作业十分发达。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至三十一年洪适任徽州知府时,对当地传统的文房四宝工艺品生产非常重视,积极扶持推广。     

“新安四宝”

“新安四宝”指宋代产于徽州的四种文房用具精品。 南宋宝祐年间（1253—1258年）,徽州知府谢暨与宋理宗赵昀有亲戚关系,每年都要向理宗进贡“澄心堂纸”、“李延硅墨”、“汪伯立笔”和“羊头岭古坑砚”（一说为“婺源枣心砚”）四种文房珍品,被称作“新安四宝”。唐宋时期徽（歙）州地区笔、墨、纸、砚制作业十分发达。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至三十一年洪适任徽州知府时,对当地传统的文房四宝工艺品生产非常重视,积极扶持推广。     

论徽州文化的儒学特质——兼论地域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

南宋以降，徽州被誉为“程朱阙里”、“东南邹鲁”。儒学是徽州文化的实质，徽州文化是儒学的实践表现形态，二者的关系是地域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又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即地域文化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生动体现；而中华文化又影响和指导着地域文化，二者呈现出互动式发展。     

野草:在“说”与“不说”之间

鲁迅的作品<野草>晦涩难懂,其原因并非只是外在社会环境的残酷所致,而是有着更为重要的语言学原因:鲁迅深切体悟到了语言的困境,为了突破困境,他不得不寻求新的言说方式,采用沉默、话语的正反并置和象征三种表达策略辗转在"说"与"不说"之间.     

“需”与“虚”：“农校对接”多赢模式构建释读

＂农校对接＂供应链接模式发展前景广阔,积极有效地促进了农校双方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基于＂农校对接＂多赢模式的释读与运行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困境分析,提出＂农校对接＂模式良性循环发展的具体建议。     

逻辑学：从“是”到“蕴涵”

“是”是逻辑学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探究“是”这一系词所表示的明晰的逻辑关系一直是逻辑学家们所努力的工作。本文通过对于“是”与“蕴涵”之间联系的历史探索,试图澄清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的历史连续性和内在一致性。     

"过程写作法":重访"学友评价"

首先对学友评价的最新研究予以综述，重申学友评价在写作教学中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其次突出研究了影响亚洲课堂教学实施学友评价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最后提出了排除或减少困难的建议与做法，希望学友评价的教学与实用优势能够在中国外语课堂教学中得到充分利用。     

教育创新:从"存储"到"生产"

教育创新需要一个与之相应的社会现实环境,现行的教育较大程度上是一个“存储式教育”,这是社会文化与传统思维的长期模塑的结果。建构起教育创新的社会现实需要在教育观念上不断地从制度化到人性化、在教育过程上从传递消费到生产共享、在师生关系上从隔离到共享。     

课程:从"圈养"到"游牧"再到"传记"

人在课程中所遭受的不同境遇直接影响着课程思想的变迁.自西方近代以来,"圈养"式课程与"游牧"式课程企图用不同的方式关照人的命运,都难以真正与人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传记"式课程为我们理解课程及其与人的生活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启迪:课程即人生传记过程,课程就在生活中.课程只有回归生活本身,才能促成"人"的意义.     

程度副词“稍微”和“多少”的句法语义比较

程度副词"稍微"和"多少"既有很多共同点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从语义角度看它们都既可以表示比较义,也可以表示非比较义,区别在于"稍微"是单纯地侧重于表现程度量级的轻微,而"多少"还可表示对某事物具有属性的肯定.从句法功能角度看,它们都能修饰动词性成分和形容词性成分,区别体现在:(1)对呼应成分的依赖程度不同;(2)修饰名词性成分情况不同;(3)用于已然、未然情况不同;(4)修饰否定形式情况不同;(5)与能愿动词共现时,位置有所不同.     

“张力”抑或“张力”论:一个值得省思的问题

在时下诸多人文社会科学论著中频频可见"张力"一词,也常见通过揭示某种内在张力来展开论题的论述方式.这一思考进路与整个现代性反思传统显然有着直接关联,因而后者内在的某些理论缺失不可避免的附着在这种思虑方向之上.及时的省思其中存在的问题,显然有着积极意义.     

“偷”与“学”：写作门径管窥

本文将“偷”与“学”的关系即借鉴和运用关系展开，指出“偷”与“学”的方法，也从古今名家的“偷”中阐明其重要性。     

素质教育:从"广度说"到"深度说"

本文从素质教育的“广度说”,即认为素质教育是培养学生复合的知识结构的角度论述了实施素质教育的必然性。从素质教育“深度说”,即认为素质教育是使学生将知识内化为本能的过程的角度论述了教育应将知识传授、能力训练、情感培养以及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的养成等五个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内容统一于教育的过程中。并结合以上五个层次内容的阐述,论述了“应试式”“灌输式”等教育方式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