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国史纂修研究——以档案文献编纂学为中心的考察

国史纂修是清代官方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史纂修包含史料征集、编纂长编、拟定凡例、纂修稿本等几项步骤。档案文献是国史纂修的重要史料来源;纂办长编为稿本编纂提供了便利;凡例为国史纂修之纲;稿本初纂后再次复辑。全面广泛的档案史料基础,保障了国史纂修的质量。     

康熙朝纪传体“三朝国史”纂修考

国史纂修是清代官方档案史料编纂的重要组成部分。康熙二十九年,基于从文化上构建新王朝政治谱系的目的,清圣祖谕令臣僚议定纂修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国史”,开辟了清代国家主持编纂纪传体国史之先河。“三朝国史”纂修设立了纂修机构和人员,确定了史料编纂体例;拟定了纂修方法,并且终康熙一朝,纂修不辍,从组织、实践上为清代中期国史纂修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陈登原《国史旧闻》史料遴选编排浅探

本文通过对陈登原先生生平、研究现状的粗略梳理及就其《国史旧闻》史料选择之丰富、编排之得当、案语之精确略加评述,以期有助于对《国史旧闻》研究的深入展开。     

清国史本纪史事探源

清代官修国史成果卓越,国史馆史臣在对诸帝本纪的纂修过程中,采撷史料并非仅仅限于《实录》,各部院、衙门提供的原始材料亦是国史本纪的重要史料来源。国史纂修不单单是国史馆一个部门的个体行为,而且始终是由朝廷统筹安排、各部门协同合作,史料征集是多方面的,体现了官修史书的中央集权意志。     

清国史本纪史事探源

清代官修国史成果卓越,国史馆史臣在对诸帝本纪的纂修过程中,采撷史料并非仅仅限于《实录》,各部院、衙门提供的原始材料亦是国史本纪的重要史料来源。国史纂修不单单是国史馆一个部门的个体行为,而且始终是由朝廷统筹安排、各部门协同合作,史料征集是多方面的,体现了官修史书的中央集权意志。     

起居注小考

起居注属于编年体文献。本文针对起居注演变轨迹、职官设置、编撰方式进行剖析,指出起居注具有原始档案的性质,是古代国史和正史的重要史料来源,其史料价值仍然对当今历史研究有着重要的作用。     

清朝纪传体国史十帝《本纪》纂修考

清朝官修史学繁盛,纪传体国史纂修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国史纂修以《本纪》为纲,有清一代,国史馆史官先后为十位帝王纂修《本纪》.《本纪》的史料来源有历朝《实录》及各部院衙门提供的档案文献.国史《本纪》的纂修经历了征集史料、拟定《凡例》、纂修成稿等几个步骤得以告竣.其史料收集广泛,纂修方法完善,文辞简洁,内容详略得当.     

家谱的协作采集法——以东阳市图书馆为例

家谱与国史、方志构成了中国历史研究资料的三大支柱,尤其是它在研究地方人物方面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因此,要十分重视家谱的采集工作. 一、目前家谱采集工作中的困境 (一)由于历史的原因.家谱在县级图书馆留存较少.     

《太平御览》引“唐书”为国史《唐书》考论

北宋初官修类书《太平御览》所引"唐书",按类书编纂体例,不可能是不同文献的通名,从引文关系上看,也不可能是刘昫《旧唐书》,而只可能是唐代修撰的国史《唐书》。据现存史料可证,唐国史修撰不止于代宗,而应当远及晚唐僖宗以前,这些国史"唐书"文字,按照《唐书》的编修体例,相继补充附录于前代《唐书》之中,成为北宋所见之国史"唐书",即《太平御览》所引"唐书"。     

国史知识的语义揭示与组织方法研究

深入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教育和研究一直是各方高度重视的工作。将国史知识进行语义揭示和组织,对于国史的教育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参考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向下挖掘,向上组织”的国史知识语义揭示与组织方法。这一方法以国史本体为基础,在对隐藏于国史资源文本条目中的国史知识对象和相关事实进行语义挖掘和揭示的基础之上,通过国史知识对象的关联,构建国史知识网络,并基于时间、类属、层级及统计等关系,对国史知识内容进行更高层次的多维组织展示,并基于这一思路开发了相应的系统平台,实现了国史知识的揭示、重组和其他创新应用。本文所提出的国史知识语义揭示和组织方法对其他类型知识的开发利用具有参考价值。图7。参考文献12。     

满文国史档选译

在我馆所存满文档案中,有天聪朝七、八、九年及崇德元年以后各年的满文国史档。这些档案史料,记载了清入关前皇太极执政时期的政治活动、经济状况、军事制度、民族关系、阶级矛盾、对外关系,乃至宫廷生活、社会习俗、天文、地理、气象等内容,多为清《实录》、《东华录》所不载,或载而不详,或有出入。因此,它是研究清初社会性质,早期满族历史,和我国东北地方史的珍贵文献,同时也是研究我国满族语言文字发展史的重要资料。当前我馆正在翻译这些档案史料,准备于数年后全文公布。现选译天聪七、八两年的部分史料发表,以飨读者。     

《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评介

<正> 徐有富主编、程千帆校勘的《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一书,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拓展了史料学新的研究领域。这不仅是由于该书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填补了文学史料学研究的空白;而且在于该书除了象通常的史料学著作那样详尽介绍重要史料外,还把史料学研究拓展到了史料搜集、鉴别、整理和检索利用的新领域。史料学著作需要评判史料价值,展示史料原委,讲述史料工作方法,更要以详实的史料来说明问题。书中对每一类古典文学史料从起源、种类、体例到史料价值,详加论列,对重要史料和检索、参考工具详注版本,对鉴别史料、整理和利用史料的规律和方法详举实例来说明。全书正文有615条脚注以及书后所列94条“参考书目”,足见其翔实。     

但使存“真”性:从《定命录》看唐代小说对国史的吸收

通过文本比勘,本文确认以《定命录》为代表的唐代小说中的许多故事均不同程度地从其时的国史中取材,并进一步根据取材程度之不同划分了唐代小说吸收国史的四种方式,为今后利用小说资料来研究唐代历史划分了简单的判别标准。此外,本文认为对作为小说资料来源的国史本身,也应当检讨其史实的可靠程度。     

王隐《晋书》初探

东晋史家王隐所撰纪传体《晋书》,是在东晋建国之初奉命撰修的国史,历时二十几年方才告成。然由于该书早佚,其史学价值及史学特色未为后世学者所充分认识。本文试从史书体例、史料来源、史料价值、编纂方法等几方面对王隐《晋书》予以探析,以明确该书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所做的贡献及在史学史上应占有的地位。     

《四库全书总目》对《国史经籍志》的利用与考订

焦竑的《国史经籍志》是明代一部十分重要的目录书,四库馆臣虽对其多有诋毁,但在撰写四库提要的过程中却往往参资引证。本文对《四库全书总目》征引《国史经籍志》的具体数量进行了统计,并从书籍之真伪、存佚、名称、作者、卷数五个方面,细致论述了《四库全书总目》对《国史经籍志》的具体利用和订证,以期对《国史经籍志》产生更为全面的认知和评价。     

《明朝没有沈万三》:顾诚笔下的“明朝那些事儿”

明史向来是国史研究领域的"显学",不仅是因为这是五千年中最后一个汉族封建王朝,也是因为朱氏王朝276年的国祚,遗留下的史料可谓汗牛充栋,其中有太多的故事可供后人想象或演义。君不见,那套《明朝那些事儿》常年高居历史类图书榜单之首,就连方舟子这样的网络红人都要"戏说"一把明史,以显示一下自身的学识。然而,殊不知浩如烟海的明史资料,或由于作者立场各异,或由于为社会现实考量,各种史料文献的记载间有     

民国时期阅读推广史料分析

整理民国时期阅读推广史料能够为民国时期阅读推广研究提供资料和线索。在文本梳理和统计的基础上,简介不同类型史料的利用方式,基于不同侧重点归纳史料内容,并分析其特征：史料来源上,类型多样化,分布区域广;史料内容丰富,为该时期阅读推广研究提供图文记录;史料利用方面,不同来源的史料可以互补互证,并呈现出数字化利用增强的趋势。表２。图１。参考文献４９。     

《武功县志》《朝邑县志》

在明代,方志得到较大的发展,各省、府、州、县普修志书,正如张邦政在万历《满城县志·序》中所说：“今天下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在陕西,以被称为“尚简派”代表作康海的《武功县志》、韩邦靖的《朝邑县志》影响最大,史料参考价值最大。     

有关多尔衮史料选译

多尔衮是清朝入关前后的一位重要人物,生前地位显赫,尊称“皇父摄政王”,死后不久,地位一落千丈。因此,关于他的一些记载,各史书或有回避,或有不实。现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顺治朝国史院满文档中记载多尔衮猝死前后一些情况的三件史料译出,以供研究多尔衮及顺治时期政治斗争等问题参考。此稿由本馆屈六生审定。     

论档案史料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运用

追求真实是历史研究的首要价值,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而言,档案史料在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研究者广泛运用档案史料,其间也产生一些不尽合理的利用倾向。本文以中共党史研究为视角,着重分析运用档案史料在深化和规范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探索问题歧异之所在,并注意档案史料与史实的关联,在此基础上探讨与思考中共党史研究中运用档案史料的合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