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黄宗羲《柳敬亭传》的写作意图

黄宗羲《柳敬亭传》的主旨,既非颂扬柳敬亭的说书技艺,更不是表彰柳敬亭的“民族气节”或“爱国情操”;黄传的深层意蕴,在于通过柳敬亭的一生遭迹,写出自己作为亡明遗民的怀念与怅恨。     

以文人之笔,行学者之文——《东坡志林》中的史评谈略

苏轼晚年本想写百篇史评,却只写了十三篇。这些史评,后人评价或褒或贬,意见不一。究其原因,是苏轼把以严谨笃实为规范的史评写得恣肆纵横,富于文学色彩。苏轼这种史评风格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随机生发的论说技巧在科举考试上的成功及追捧效应对他这种技巧的强化,经学疑古风气的影响和自由表达思想内容的作文追求。     

国变伤痕与情怀寄托——论明清易代之际文人传、赠柳敬亭之作

柳敬亭是明末清初有名的说书艺人,他技艺卓绝,胸襟过人,曾为明末名将左良玉所赏识,历尽兴亡,晚年流落东南,为当时名士所推重。文人亦多为其作传、赠诗。在这类作品中,柳敬亭是作为"沧桑的见证者"出现的。这种传统的优伶身份可以上溯至唐朝,而柳敬亭处于明清易代的独特历史时期,集名优、幕客、豪侠于一身的他,带有明亡的公共记忆,故文人在为他作传赠诗时,往往借以抒写国变的伤痕,亦寄寓重振士风的期望。     

陈忱《水浒后传》的文人英雄观——以《水浒传》为参照

《水浒后传》是文人独创型小说,它不再像世代累积型小说《水浒传》那样,为迎合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一味地以夸张手法来塑造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类型化草莽英雄,而是显示出文人特有的英雄观。具体说来,不再以夸饰笔法渲染英雄们的力与勇,而是侧重写其对生活的诗意追求。他们不再像《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那样不食人间烟火,排斥儿女之情,而是变得更有人情味,对女性和婚姻采取了欣然接纳的态度。同时,其中的女英雄的性别意识也开始复苏。这些在海外建国的英雄们不再夸示武功,而是笃信儒家礼制,推崇文治。     

中国文人的悲歌——论《阳谋》与文人之“癖”

励双杰的小说《阳谋》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角下,对抗战前夕中国旧式文人的一种特殊癖好——“藏书癖”作了生动形象的文学呈现。小说深刻与独特之处,不在于以“阳谋”的施行过程去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而在于揭示“阳谋”与“文人之癖”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诠释主人公“藏书癖”背后深刻的文化意蕴,从而充分肯定了这种带有悲剧意味的特殊癖好之于一个人的精神价值乃至社会意义。     

六朝杂传与文学——以《曹瞒传》为例

魏晋六朝时期杂传的创作极为繁盛,作为一种史书著述体例,其一方面与魏晋六朝史学的发展有直接的关联;另一方面又与文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杂传蕴含了丰厚的文学价值,对六朝文学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为六朝时期文学的自觉、文史分野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古代文言小说中的“精神之恋”——以《任氏传》、《聊斋志异·娇娜》为例

古代文言小说中的爱情小说大多以婚姻为结果.《任氏传》和《聊斋志异·娇娜》却很好地诠释了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同时两个故事中“精神之恋”建立过程的曲折复杂,体现了特殊时代背景下作者的写作意图.     

易代之际地方笔记的苏州文人书写与文化精神——以《吴中故语》《觚剩》《苏州五奇人传》为中心

《吴中故语》《觚剩》和《苏州五奇人传》三部作品的作者都是苏州文人,有着相似的书写意图、书写内容与文化内涵。三部作品都将书写的重点放在易代之际的地方史实与人物上,都用大量的笔墨对苏州文人在易代之际的生存状态和思想情感进行了细致的描绘,这些描绘对深入探究易代之际苏州文人的心路历程、进一步考察传统苏州文人的精神风貌有着独特的价值。     

《金云翘传》与越南汉文小说《金云翘录》的异同

我国学术界对于中越《金云翘传》的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往往并不客观,亦不为越南学者所认同。越南汉文小说《金云翘录》的发现,为进行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基础。《金云翘传》和《金云翘录》在故事框架、人物设置、主题意蕴和叙事形式上存在相同点,同时由于语体和篇幅长短的不同,导致了它们在情节内容的详略、人物塑造的主次和语言风格上的差异,《金云翘录》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抒情气息。     

两班阶层道学假面的撕破——朝鲜汉文小说《乌有兰传》《钟玉传》中的女性形象

崇尚儒教的朝鲜朝,其日常伦理意识也同样作用于男性,特别是两班士大夫们。他们往往将对女色的渴望隐藏于内心,以示自己儒士之风范。朝鲜后期的汉文小说中出现了泼辣狡诘、率性大胆的女性形象——如幼妓玉香兰（《钟玉传》）、妓女乌有兰（《乌有兰传》）。她们极尽所能,施展性魅力。撕破了伪道学的不近女色的假面具,将这些士大夫的真面目公布于众。     

心灵的没落与人格的分裂之痛——吴伟业《过淮阴有感》（其一）赏析

吴伟业经历明清之际朝代更替的变故,在仕隐的选择中艰难徘徊,终因性格软弱等原因而出仕新朝．成为一生悔恨痛苦的根源。《过淮阴有感》（其一）传达了个体没落心灵难以言传的痛楚,具有一种摄人魂魄的情感力度。     

元明之际吴中文人雅集方式与文人心态的变迁——以《听雨楼图卷》、《破窗风雨卷》为例

<听雨楼图卷>、<破窗风雨卷>展示的是元末吴中文人的一场诗歌盛会.它们的形成是元末吴中文人雅集结社的变相延续,是继"玉山雅集"、"北郭诗社"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文人题咏活动.但和前二者"同时同地"的方式相比,它又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异时、异地、同题题咏,即"异地同调".这种题咏方式的出现,既折射了时代变迁下吴中文人雅集方式的新变,也表征了吴中文人心态的新变,以及不同心态影响下文学思想的变迁,具有独特而丰富的诗学意义与审美内涵.     

中日佛教思想的变异——以《三七全传南柯梦》与《南柯太守传》为例

日本读本《三七全传南柯梦》是曲亭马琴受唐小说《南柯太守传》的启发而创作的。虽然两篇小说都具有佛教思想,但其在小说中的地位和具体阐释不同。笔者试图通过两者的比较,凸显不同时期中日佛教思想因本土固有思想文化的互融而产生的差异。     

试说修辞的求“信”功能——以郭锡良《古代汉语》对文、互文为例

对文、互文等特定辞例,在古书词义求证中有特定作用。立足相关辞例,可以补正郭锡良本《古代汉语》文选注释中因不明对文、互文而导致的误注、失注。     

论唐传奇与梦——以《南柯太守传》为例

唐传奇中不乏写梦的作品,但在写梦题材的作品中,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它把人的一生浓缩到梦里,不但写梦、论梦,还寻梦,使得梦与现实交相辉映,耐人寻味。     

元代文人别集校勘释例——以杨亮《袁桷集校注》为例

袁桷及其《清容居士集》五十卷在元初文坛占有重要地位,杨亮先生校注是集全帙前后凡十年,取得了极大成就。仅就其中之校勘情况而言。成果详核、方法多样、材料丰赡。实有必要对其具体校勘情况予以归纳总结,在为读是书、用是书者提供方便之同时,也期望对别集类文献之校勘有所裨益。     

浅谈季布故事的变更与发展——兼论《捉季布传文》对《史记》中季布故事的拓展

敦煌本《捉季布传文》的故事原型来自《史记》、《汉书》中的季布故事,由于时代的变更,社会的发展,文体文风以及受众视角的转变,使得季布故事在流传中不断加以丰富,至唐代敦煌变文其情节更加完善,人物更加丰满,不仅一改汉代史传文学简略质朴的叙事风格,而且整体变化尤为明显。探讨《捉季布传文》对《史记》中季布故事的拓展,进而探究唐代俗文学的创作视角。     

试论歌唱与艺术实践——以歌曲《祖国之恋》为例

歌唱与艺术实践是声乐教学中相辅相承的两个重要环节,艺术实践环节可以提高演唱者的演唱技巧与艺术表现才能,演唱是艺术实践成果表现的重要载体。文章以歌曲《祖国之恋》为例,从艺术实践在声乐教学与歌唱技巧培养中的重要性、艺术实践与歌唱的有机结合等方面对歌唱与艺术实践的结合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艺术实践对歌唱技巧培养、艺术实践与声乐教学有机结合的基本方法。     

萧红小说的启蒙意识——以《呼兰河传》为例

＂五四启蒙意识＂是新文学作品中的经典话语,它以其欧化批判传统,让文学领域迎来了一场凤凰涅槃式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革命。萧红作为一位优秀的新文学作家,其所创作的小说自然承载了时代的话语,蕴含启蒙味道。《呼兰河传》完成于1940年,是萧红创作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呼兰河传》一方面承载启蒙传统,进行国民性批判;另一方面又过度启蒙,责之过切。这种矛盾,构成了《呼兰河传》复杂的启蒙内涵。     

黄宗羲对17世纪中国军事制度的反思与改革构想——以《明夷待访录》为例的解读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一书,不仅包含了黄宗羲对中国古代尤其是明代以来的君主专制、官僚制度、法制、土地和赋税制度的深刻反思与批判,还有对中国古代军事制度的深度思考。其中,《方镇》《兵制》篇提出的关于将权、文武之道、军队体制建设等的改革见解,是在考察军事制度史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总结提出的,虽然个别评论与建议有失偏颇,但在明末清初的特殊时代作为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一部分,其对军事制度相关方面的改革建议依然值得重视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