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与宋代诗学“活法”论

唐代诗学主要侧重对声病、对偶、句势等作诗之"法"的层面上的讲求,而宋代诗学的新变则在于形成有定法而无定法的"活法"论。宋代"活法"论的直接内涵在于"意"对"法"的超越,正和宋代诗文书画的"尚意"之风相表里。但矛盾之处在于,宋人尚"意"的同时又反复强调"无意",这就超越了"意"的诗艺层面而进入更根本的修养层面。"意"的根本即在于"气"。"活法"论的本质就在于宋人超越诗艺层面,而进入对于诗人修养功夫的"气"的层面的思考和重视。     

从宋代士人对柳永词评价的矛盾态度看宋代词论发展

宋代士人对柳永的词是又爱又恨,爱他词句通明词律新,恨他俚俗不能登大雅之堂。宋代大多数的士人对柳永的词都持有这种矛盾态度,恰恰说明了宋代词论的发展,其中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士人的这种品评之风从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宋代词论的发展与完善。本文从苏轼对柳永词的矛盾态度出发,论述宋代词论初期的发展历程。     

宋儒境界论－以儒释道会通为视角

宋代儒家在现实生活的压力下和佛道学说的刺激下，进一步转向内心，融通佛道，建构起精致化、理论化的境界说，铸就了其承续先秦儒学而又超越先秦儒学的新儒学特色。它在以下重要关节点上得以具体展现：重建道德形上学；高扬自由之乐；强化直觉体验等。这些“关节点”作为宋儒境界论的具体表征，都可以说是儒释道会通互融的结果。     

宋代柳宗元诗歌接受新论

柳诗在宋代的接受与宋代的诗学思想有着紧密关联,诗学思想与人格境界之＂平淡＂追求,深深的影响了柳宗元诗歌在宋代的传播过程。宋代对柳宗元诗歌的接受主要从＂陶柳＂诗风异同论、＂韩柳＂诗风不同论、柳诗深得＂骚学＂论等三条路径展开的。     

论宋代皇帝与论体文之关系

宋代皇帝与论体文相关的活动有皇帝作论、士人进论于皇帝及皇帝书论三种。比之前代,宋代皇帝作论较多,内容专以发明政事,典谟色彩浓厚。这些论体文各有价值,如讨论朝政、引导公议、和乐君臣、绍述家法等,非一般士人之论所可比。宋代皇帝以论进退士人,成为进论繁荣的原因之一,而皇帝作为接受主体,也影响了一些士人进论的用字、风格。宋代皇帝书写前人之论以赐臣下的行为,无论出于书法之赏还是藉以寓意,都具有接受与传播意义。     

《邵氏闻见后录》中的文学观念

《邵氏闻见后录》中有丰富的文学思想,包含文学创作论中的人格论、源流论、文体论和批评观等内容。其用文化生态视野角度来观照宋代文学兼容并包、经世致用的思想特点,并且能从文人日常生活唱和交往及戏谑中窥探宋代文学的发展变化,对了解宋代文学思想的发展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与西方传统主体性哲学

笛卡尔开创了近代西方哲学,同时也是以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理性主义为特征的二元论的创始人,贝克莱 休谟从彻底的经验主义立场出发,发展了笛卡尔的主体性思想,宣告了客观知识的破产,颠覆了理性,最终以怀疑论告终,康德则综合了二者的思想,开辟了超越论的主体性哲学。但是,他们的主体性思想都是不够彻底的,始终夹带着心理主义的痕迹,从而贬低了自身的价值。胡塞尔认为,真正的哲学是纯粹超越论的主体性哲学,这就是他自己的超越论现象学哲学。超越论现象学批判地继承了传统的主体性思想,同时不仅解决了认识的超越问题,而且在认识论上大大超越了它们。     

浙东文派文章批评与宋代文章学的成熟

宋代浙东文派是北宋中叶至宋元之际流衍于浙东地区的散文流派。该文派在文道论、文用论、文体论、文风论、文意论、文势论、文法论等文章批评核心范畴上,都有比较成熟的观点,具有比较完备的体系。与欧苏古文派、道学文派、江湖文派等宋代其他文派相比,浙东文派的文章批评理论,更为周全,更为细致,更成体系,也更为成熟;同时,在文章批评体式的丰富性和创新性上,浙东文派较之其他文派也更为突出。浙东文派文章批评体系的完备、体式的丰富,分别从内核和载体两个维度共同推动着文章学的成熟。文章学在宋代的成熟,浙东文派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     

作为艺术思维方式的体验

作为艺术思维方式的体验，是艺术理论中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范畴，体验论有两大特征：一是其向内的心理活动特征，即通过“向内”最终在更高层次上感悟外在世界甚至最高本体；二是其强调主体能动创造性的特征，中国式的“体验”由老庄奠基，辗转发展，成为了中国哲学思维和艺术思维的普遍方式。田园诗人和山水画家很好地完成了将体验由哲学思维向艺术思维的转化，现代西方体验论明显区别于中国式的体验论，前者强调“自我观照”及操作技术；后者注重超越个体身身之体验，力图体语最高本体，具有玄虚瓢渺性。19世纪俄国式的体验论介乎二者之间，它将体验与道德反省进行了有机整合。     

老庄之道论及其异同

老子的道论包含有本体论、宇宙生成论,也包含有体验、把握“道”的智慧与方法,人生修养的工夫与境界论。庄子的“道”是宇宙的本源,具有超越性、普遍性、整体性,其特性为“通”,是“自本自根”的。庄子的道论包含了破除成心,跳出藩篱,超越彼此是非,把握“道枢”的方法论与通过“心斋”“坐忘”“齐物”等工夫,达到“无待”“与道同体”“寥天一”的精神自由的境界论。     

宋代官府对坊肆刻书的管制

宋代,坊肆刻书数量多,且流布面广,社会影响极大。在宋王朝各个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不断变化,官府对民间坊肆刻书的管理与控制,其侧重点有所不同。边事紧张时,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对涉及时政朝章、边事军机的文字的控制较为严厉。党争时期,当权者对持不同政见者实行打压政策,对相关的著述文字予以禁毁,各地书肆的有关印版也多遭毁劈。至于谣言邪说,蛊惑人心,是社会动乱的一大诱因,必在禁毁之列。总之,宋王朝对坊肆刻书进行严厉的管制,有关的禁令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     

宋代印刷传媒与诗分唐宋

雕版印刷作为图书传播之媒介,崛起繁荣于右文崇儒之宋代。印刷传媒挟其＂易成、难毁、节费、便藏＂,化身千万,无远弗届之优势,初与抄本、写本竞奇争辉,终则印本取代写本,成为知识传媒之新宠,促使宋代士人之阅读接受更加多元与丰富。印刷术在两宋之传媒效应,传世文献征存不多,笔者拟借镜谷登堡发明活字版印刷术,在中古欧洲改变了阅读环境,影响了接受反应,同时加速古老变革,重组文学领域,征存传统典籍,催生创新体类。凡此,两相对照,皆攸关印刷文化史之探索,堪称创新研究之课题,值得开发讨论。     

浅论北宋前期的图书事业

在五代战乱对图书造成严重破坏的背景下,北宋前期将发展图书事业作为重要的政府职能。发展图书事业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各种方式丰富国家藏书,编纂出版各类文献,重新编辑佛藏和道藏并将佛藏刻版流通。北宋前期大力发展图书事业,促进了北宋政权的迅速稳定和巩固,奠定了宋朝思想文化繁荣的文献基础,保护和传承了中国古代文献资料。     

北宋的幼帝教育与儿童图画书的诞生

世界儿童图画书的诞生可以追溯到北宋的幼帝教育。有证据表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儿童绘本读物的国家。宋代儿童图画书的诞生过程,展示了宋代版画及图书出版的盛况和政治教育功能。该论题的探究,对当代图书出版的政治功能和儿童教育颇有启发意义。     

论清代乾隆时期的辑佚书活动

中国古籍散失惊人，从宋代起重视辑佚，然而以清代辑佚贡献最大，清乾隆时期，征求天下遗书和纂修《四库全书》为最主要的辑佚活动，对后代影响很大。其辑佚活动，主要包括四库馆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和对《四库全书》所收书籍进行大量考证及有关学术活动。其中最突出的成果有：1．清代辑佚本《旧五代史》，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纂。     

建本书籍与宋代闽北书院

宋代的闽北,书院教育兴盛,甚至取得了全国领先的地位。与此同时,以闽北建阳为主要代表的刻书业也发展迅速,异常繁荣,形成了以建本书籍传播为主流的建本文化。通过对这两种文化现象的考察,我们发现建本书籍的传播与发展对宋代闽北书院的兴盛以及理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建本”与“建安版画”研究中几个地名的误解

福建建阳古代被誉为“图书之府”,刻书印业宋至明清兴盛之风延续六百多年,是中国古代刻书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雕版印刷中心,刊印通俗书籍的数量与品种名列前茅。由于闽北古代建置沿革复杂多变,在建本与建安版画的研究中为名所困,经常出现了很多错误的表述。     

宋荦承刻“御书”探析

宋荦乃康熙之宠臣,康熙三年筮仕黄州府通判,此后仕途通坦。康熙三十一年,调任江宁巡抚,驻节苏州0直到康熙四十四年迁任吏部尚书。在吴十四年,宋荦依托苏州刻书之地利,刊刻了大量精品图书。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其承刻的“御籍图书”,成为内府刻书的有益补充,开创了清代臣子替内府刻书的先河,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康版书”风格的形成。而宋荦之所以能承刻御书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康熙皇帝平定天下后,致力于文化建设,冀营造一种稽古右文之盛景,并以弘扬文治来收买人心。但当时天下初定,内府刊刻能力有限,不能满足康熙皇帝之文治需求。而宋荦刊刻图书之能力及其风格甚合康熙帝之需求,同时宋荦自祖辈起即得康熙皇帝之恩宠,宋荦为官及学识为世人称道。鉴于此,康熙皇帝敕宋荦刊刻御书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朱熹与漳州官私刻书

宋元时期的漳州刻书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其中所涉人和事大多与朱熹学派有关,二是以个人之力刻书最多的就是大儒朱熹。由此可知,朱熹任漳州知府时间虽然不长,但对漳州地区的图书出版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台州宋刊本厘正

宋代台州的刻书业，不仅因为诸如有刊刻精良的大字本《荀子》传世而使历代藏书家垂青，而且因为有尤袤、陈振孙等目录学家曾守台郡而使版本学家注目，更因为有朱子劾唐仲友刻书公案而使台州宋版书名声大振。所以，整理、研究台州宋刻本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