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记《大公报》报业理念浅析

1926年张季鸾、吴鼎昌、胡政之共同组成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使得《大公报》成为中国历史乃至世界报业史上熠熠生辉的一份报纸。在张季鸾的主导下,《大公报》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奠定了独特的报格,承传了中国报业史上＂文人论政＂的传统,将中国现代报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大公报》“四不“方针的当代现实意义

在中国新闻史上,《大公报》是创办比较早且较为重要的报纸之一。创始人英敛之在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的第一号“大公报序”里,即为大公报开宗明义:“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大公报创刊之初即定下了敢言、不畏强权的调子。三位具有留洋学子背景的“文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1926年9月1日以新记公司的名义续刊《大公报》一举成功,不仅使一张关闭了的报纸起死回生,而且很快使其成为中国北方的舆论重镇。新记《大公报》之所以能获得成功,除了因为其资金、组织、文章以外,还因为《大公报》提出的独特的办报方针,即“不党、不卖、不私…     

重庆谈判期间《大公报》的立场矛盾与时局关系

《大公报》这份民办报纸自办报伊始素来以坚持爱国为公、民族正义占有一席之地。在对重庆谈判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关注与报导上,《大公报》重庆版却显现出显有的立场矛盾。针对这一事件,国共两党机关报均从各自立场出发,进行舆论宣传。然而,《大公报》却表现出特殊的立场——既大呼盼和平、免内战,又鲜明地站在拥蒋立场。这一特征既是中国文人传统的反映,也是重庆谈判时局下其＂国家中心论＂情结,国民党的间接压制以及中国共产党与其接触不足等综合影响的结果。     

勤奋刻苦终成才——著名报人王芸生的事迹

著名报人王芸生,1901年9月出生于天津。他出身贫微,未进过正式学校,却成为大知识分子,先后任过重庆《大公报》总主笔、上海《大公报》总编辑。他的渊博知识来自“勤”和“苦”。王芸生喜欢“书山有路勤为径,     

民本与民主的两难选择——评《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述评(1927-1937)》

《大公报》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重大。近年来,以《大公报》为研究对象的资料选编、专著和论文层出不穷。任桐著《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一书,在内容和结构上,新意迭出,卓见纷呈。该书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利用多种研究方法,系统阐述了1927年到1937年《大公报》诸多政治改良思潮,对《大公报》的政治言论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可以说,它的问世,推动了《大公报》的研究。     

民国时期史地教育问题述评

正一、民国史地教育的基本概况《史地周刊》系《大公报》一副刊,于1934年9月21日由史地周刊社主办,顾颉刚担任主编。《史地周刊》办至1937年7月23日停刊,在其存在的三年时间里,基本每周刊发一期,总共出版146期。《大公报·史地周刊》产生于特殊年代,在教育理念上,民国史地教育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强调知识教育和能力培养相结合。民国时期,大多数中学教师进行史地教学时会结     

杨刚佚诗两首

周恩来曾说杨刚是党内少有的女干部.她长期在国外工作,文学创作只是副业爱好,但却留下了不少既有时代精神又富有个人特色的作品.1984年,即她离世2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萧乾编、胡乔木作序的《杨刚文集》,她的文学成就才得以比较集中地展现人间.萧乾在编后记中记述了收集作品的艰难,声明遗漏难免.近年在翻检旧报刊时,发现杨刚两道1941年9月刊于茅盾主编的《笔谈》创刊号的抒情诗,《杨刚文集》未收入.这两首诗颇好,特抄录于此.     

1926年—1930年天津审判离婚案的特点

《大公报》从1927年设立《妇女与家庭》专栏以来,对天津1926年—1930年的离婚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报道。本文在《大公报》的基础上,分析了当时天津离婚问题的特点,并进行了一些粗浅的探讨。     

制度的否定与本能的欲望——论杨刚小说中翁媳关系的悲剧

翁媳关系在杨刚的小说中被赋予了不正常化。童养媳制度是导致翁媳乱伦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杨刚小说在翁媳乱伦的场面描写上从没像男性作家陈忠实那样高调张扬过,也不像女作家竹林那样字里行间闪烁着现实的悲哀。《翁媳》在叙事上比《桓秀外传》更成熟,更出色。无论是杨刚的《翁媳》还是她的《桓秀外传》,其翁媳乱伦的主题都是指向人类命运悲剧。     

试论新记《大公报》的人才经营战略

创刊于1902年6月17日的《大公报》至今已逾百年,在当时,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商业大报,真正让其发展、繁荣起来却是1926年9月1日续刊的新记《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上,新记《大公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代表了当时中国报业的最高水平。其经营管理模式有着独到之处,特别是在人才经营战略上大公报非常重视人才的作用。通过实施一系列用人策略,为报社集聚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创刊后的短短几年,就让新记《大公报》迅速成长为一份全国性大报,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新记《大公报》成功的人才经营战略对于当前传媒集团的经营有着宝贵的借鉴作用,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研究。     

1946年“制宪国大”期间《大公报》的民主诉求

在1946年11月至12月"制宪国大"召开期间,《大公报》连续发表多篇社评,就制宪中许多问题进言献策,呼吁制定一部民主宪法。《大公报》的部分建议得到了大会采纳,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从条文上看是一部比较民主的宪法。然而,国民党并无真正还政于民的诚意,《大公报》呼吁的民主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论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文学

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十年之久,报纸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以救国启蒙为己任,这一新闻特色也影响到其文学风貌。《大公报》诗歌不仅改变了诗歌传统的传播方式,其文风也明显受到诗界革命的影响,有了新的视野新的境界;《大公报》小说讽时讥世,发挥着报刊谴责小说的功能;《大公报》积极倡导女学,鼓舞和催生了女性写作群体。《大公报》以文学表达改良社会的愿望,表现出清末民初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新质和特色。     

论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文学简

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十年之久,报纸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以救国启蒙为己任,这一新闻特色也影响到其文学风貌。《大公报》诗歌不仅改变了诗歌传统的传播方式,其文风也明显受到诗界革命的影响,有了新的视野新的境界;《大公报》小说讽时讥世,发挥着报刊谴责小说的功能;《大公报》积极倡导女学,鼓舞和催生了女性写作群体。《大公报》以文学表达改良社会的愿望,表现出清末民初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新质和特色。     

一战时期的中国外商广告——以《大公报》为例

广告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以独特的方式记录了历史的发展进程.《大公报》作为一份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商业报纸,广告是其除了新闻之外最主要的刊登内容.研究《大公报》上的广告,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本文以《大公报》刊登的外商广告为例,探究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商在中国商品市场上的竞争,以及华商广告与外商广告的比较等问题.     

1926年《大公报》对毕业生就业问题的探讨

1926年9月至11月，天津《大公报》就毕业学生就业1＂3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毕业生就业困难的严重性及其原因，并提出改良政治、提高学生素质、改良教育、发展实业等各种解决办法。     

论新记《大公报》的“四不主义”办报方针

在整个中国近代报刊史上有较大影响力的当属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公报》了,而把《大公报》推向中国报刊史乃至世界报刊史前端的应该是1926年9月1目由昊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驾马车”舍组新记公司接办的《大公报》时期。这个时期《大公报》实行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即“四不主义”办报方针和经营策略,才真正使《大公报》深得民心、名震中华、响誉世界。这种巨人的办报精神,对当今的媒体而言也有一种很好借鉴作用。     

批评对《日出》经典性地位的确立及意义

曹禺的《日出》在文坛上被公认为成功的收获,对它的评论也有很多。但《大公报·文艺》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副刊,是最早对其作出批评的刊物。本文试从1936年12月份与1937年1月份《大公报·文艺》对《日出》的集体批评,以及曹禺对这次集体批评的回应出发,来探究《大公报·文艺》集体批评对《日出》最初面世经典性地位的确立作用。作家与评论家之间良性的互动,对于当今这个不太纯粹的文学批评界,建立起一个良好的评论环境,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与价值。     

金庸与夏梦的未了情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出身于浙江海宁的名门望族。他在大学主修英文和国际法,毕生从事新闻工作。曾在上海《大公报》、香港《大公报》及《新晚报》任记者、翻译、编辑,1959年创办香港《明报》,任主编兼社长历35年,其间创办《明报月刊》等。     

辛亥革命期间的《大公报》 ——以“君主民主立宪问题之解决”征文为中心

《大公报》是中国迄今为止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1949年以前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还是联合国推选的全球最具代表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大公报》由英敛之于1902年创办于天津,除在当时国内大中城市外,在南洋、美洲、日本等地也有代销点。平时销量约四五千份,是当时华北最引人注意的大报。1941年4月,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选《大公报》为当年最佳外国报纸（全亚洲获此殊荣的也只有两家,另一家是日本的《朝日新闻》）。季羡林先生曾说：“《大公报》的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     

《（大公报）新论》序

《大公报》庆贺创刊100周年之际，贾晓慧博士的博士学位论《(大公报)新论》恰在此时出版，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巧合。《大公报》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私营报纸，曾获美国最负盛名的新闻学府密苏里新闻学院颁发的荣誉奖章。《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首创为具有维新思想的英敛之，继由王郅隆接办，1926年9月由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合作以“新记”名义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