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白话”讲活“大道理”——读《理论热点面对面·2009》

事先预订了《理论热点面对面·2009》一书,拿到手我就一口气读完,不禁击节称赞：“耐读、过瘾,真是用‘大白话’讲活了‘大道理’。”当时的感觉正像卢梭所说“我口袋里只要有一本新书,我的心就怦怦跳了起来,恨不得一口气把它读完”。这的确是一本对大众可以直接“照本宣科”的书,是能够让人知事、明理、释疑、益智的书。     

远看董桥

远看董桥孙郁对董桥，知之甚少，惟其书常放于案头，用来一翻，常生幽情。远远地看一个人，不知其容，但用具声，从文字间飘来的声音，让我有种亲切的感觉。远看也是一种境界，虽朦朦胧胧，恍恍惚惚，但却成了一道风景。“书话”受到明清小品的影响而产生，这大约是准确的...     

评《国情教育手册》

由于曾分管过职工“基本路线”、“基本国情”教育的关系,因而对有关基本路线、基本国情的书,就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寻寻觅觅之中,遇到了华夏出版社出版、伍杰主编的《国情教育手册》(以下简称《手册》)一书,读来颇有爱不释手的感觉。     

“拉赞助”出书的书外行为

“拉赞助”出书的书外行为殷靖华当今社会流行“拉赞助”，其名目繁杂，新招迭出，往往令人瞠目结舌！而“拉赞助”出书就是其中的一种。如果说，拉赞助出书有优良型与恶劣型之分，那么本文评析的只是后一种。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意在书外、功在书外的非出版意识的出版活动。...     

出“名人书”与“名人”出书

这个题目并非在“绕口令”。它指的是一种文化现象中的两项内容。出“名人”的书由来已久,而“名人”出书形成“气候”,则不过是几年前的事。出“名人”的书,内容相当丰富:写老一辈革命家的书,写反面历史人物的书、写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理论家及各个领城内名家的书。但作者都是“其他”人,而非“名人”本人,是别的人写“名人”,“名人”被人写。这类书往往有     

品读名书的“名片”

现代人初见兴送名片。书和人初见也有“名片”,我指的是书封面封底的介绍语。这“名片”用于介绍作者、书的内容、评论者和出版人对书的评语等等。它不是简单地把过去的“内容简介”移出印到封面来,它带有鲜明的广告意图。名片这东西是有个性的。读不同人的名片,感觉有时会有很大差异,读不同的书的“名片”也是一样。     

编辑观书“一二三”

提出编辑要“观书”，而不能只“读书”，是出于提倡一种实事求是的职业态度。因为务实，所以才向天天活跃在图书市场经济中的职业编辑们，提出“观书”的建议，而不是“读书”的要求。     

所谓读书生活

“再没什么比书更沉重的了,除了砖头。”当提着一摞新书,在街头步履蹒跚,东张西望而竞找不到一辆空出租车时,格雷厄姆·格林的这句话就再次跳上心头。是一种疲惫恼怒而又暗怀满足的感觉,如果硬要打个比方,情状约类同于刚从一个精力旺盛又喜怒无常的情人家里走出。或初为人母者,抱着她那大哭大闹的胖娃。     

奇人奇书

从供人“阅读”的书到供人“写作”的书 本世纪80年代,法国作家和批评家罗兰·巴特(R.Barthes)宣称,自己的书只供人写作而不供人阅读,从而为后现代主义批评理论树立了一块里程碑。巴特一生写出大量著作,如《巴特论巴特》(1977)、《S/Z》(1970)、《本文的快感》(1973)、《形式的责任》(1982)、《语言的沙沙声》(1984)等,均属此类。这种供写作的书与以往的书究竟有什么不同?巴特认为,以往的书多数来自于那种“为了写某种东西而写作的”写作,而自己的书则是“为了写作自身而写作”的写作。他认为,当一个作家不再是为写某种东西而写作的人,而是一个专注于写作自身的人时,在他身上便会发生一种巨大的精神的和心理的转变,使他写出的书呈现出一种奇特的风貌。这种“写作”甚至不再追     

情系百姓“鼓与呼”——读杨明洲先生作品集《赤子情》

“赤子情深”系百姓 打开明洲先生的作品集《赤子情》，农民工、环卫工、“抓贼个体户”、“鸡会长”、“西瓜王”……却扑面而来。这本书，正如编者在封面所“广告”的：“百姓记者，写给百姓的书。”读罢此书，感觉诚如斯言。     

阅读《阅读史》

第一眼看到这本以黑、红为主调的封面设计的书就有一种非常宁静的感觉:封面上,一袭红衣的乌发少女正凝神阅读;中英文的“阅读史”几个字分别在少女手中的书卷下面和头顶上;再下面,商务印书馆的标志也和少女手中的书呈对称分布。那衣服艳艳的红和少女脸部柔柔的光如烛照黑暗的火     

京丰归来

又是一年,这次上会第一感觉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仔细看时却是“溪柳自摇沙水清”。从整体格局来说,某些低折扣图书继续冲击普通社科书市场。这些低折扣图书主要来自特价装备书公司、大套系生活书和一些十元本图书。特价装备书从收库存书开始,到现在已经发展为自己定制低折扣图书,品类也多为适合学校图书馆的人文社科类,而且他们的客户也从最早的特价书店、地摊过渡到现在的各级图书馆,并且开始渗透到图书批发市场。此次特价装备书的摊点大约有几十家,这不能不说是普通社科书的威胁。原来经营礼品书后转做社科书的公司因为规模大、资金雄厚、经营理念不同,他们的一些大套系生活类图书也呈现低折扣的趋势。而十元本图书多为传统文化或名著缩略,基本上也都是大规模低折扣。虽说与一年十万种社科书相比,这些图书所占的比例不大,但是因为下一个火的是理财图书?浔言     

鲜血凝成的档案——《革命烈士遗文大典》问世记

一部重点献礼书 2001年三四月间,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在全国出版系统精选了100种书,作为向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献礼书,其申上海有15种,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革命烈士遗文大典》便是献礼书之一。 面对这部大书——《革命烈士遗文大典》,作为一名炎黄子孙,只要良知末泯,没有人不会从它的字里行间感受到含蕴于其间的强烈冲击波和巨大震憾力。可以说,面对这样一部大书,我们心里会油然生出一种厚实沉重的感觉。 从某种意义上说,《革命烈士遗文大典》其实更像是一部田文字和照片档案汇编而成的“大典”。翻阅着这本沉甸甸的“大典”,我们不但可以阅读到书写者本人留下的手迹（有的甚至是血书）,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本大书还力读者提供了书写者本人的照片。于是,我们不但从中读到了那些或掷地有声、或荡气回肠、或振聋发聩、或满含挚情的文字,更通过其中的一幅幅珍贵     

港报称台版书刊价高

最近,香港报纸连续刊登文章,指出台湾版书刊价格昂贵,“贵到令人反感”。作者为香港一书商。他写道:其实,作为一个书商,我是巴不得书贵的,起码因银码大而收入多;然而作为一个读者,每次拿起一本台版书,都有被“抢钱”的感觉。真要为台版书的市场担心。书籍的定价,大抵是以书的印量和页数作为衡量标准的。书籍印量的多寡,一般读者不会注意,他们只觉得,书的厚薄,才是花钱多少的标准。若以这个标准去看,一本二三百页的港版书,大概平均为20港元;一本同样的大陆书,则仅在12港元左右;至于一本同样厚薄的台版书,则往往是25至30港元之间。     

“速读”香港——赴港采访追记

这是一部耐读的书,厚重而玄妙,匆略浏览一遍,回头又想翻翻。——香港之行,我忽然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在庆祝香港回归的日子里,谨以此文与大家共同再度“速读”香港。 去年6月,我有幸参加浙江日报赴香港采访团的采访。8天的采访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因此,尽管时间不算短,但仍令人感到来去匆匆,只能说是对她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有了一些粗略     

谁是剽窃者?

近来研读老子,沉迷于卷帙之中。在读到《无为自化——重读老子》(杨鸿儒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以下简称“杨著”)一书时,我总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后来竟然发现该书与陈鼓应先生的《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5月第1版,以下简称“陈著”)一书有许多的“不谋而合”。     

让生命燃烧起来——台北林郁工作室总编林郁访谈录

与台湾出版界的“独行侠”、林郁工作室的当家人林郁(本名翁天培)接触时,给人最强烈的感觉是——与众不同! 林郁自1987年成立自己的工作室以来,短短的几年,在强手如林的台湾出版界迅速崛起,拼杀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新潮社、小畅书房、林郁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国际村文库书店等八家出版社相继成立,传记文学之旅、新译名家名著、当代作家精品、人间智慧文库等十几个系列产品接踵推出,年出新书200余种,再版书达300种……透过这些令人钦服称羡的成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为出好书而“让生命充分燃烧起来”的出版人的喜悅与烦恼,以及他走过的心路历程。     

中国的古籍丛书及其纂辑工作

一.丛书的兴起丛书,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指“以数人之书合为一编,而别题以总名者”。叶德辉《书林清话》说丛书的性质是“统群书为一书”。《中国丛书综录》的编者(上海图书馆)前言称:“丛书是汇集许多种重要著作,依一定的原则、体例编辑的书。”《辞源》则称:“凡汇刻各种书籍於一编,或集一人各类著作为一集的,都叫丛书”。以上这些表述,认为丛书是属于汇编性质的书;它们包括的书应是多种,而且是重     

回归乡野的语言

“有人说，人活着就是为了寻找，也许找得到，也许找不到。不管结果如何，最后都是分离。这一过程，似乎就叫旅行。”这种关于“旅行”的定义其实是一种感觉，以这种感觉去旅行必定是别样滋味，而感觉这种旅行同样也会非同一般。     

电子档案的重要问题——完整与安全

电子档案的完整与安全是电子档案提供利用的基础和保障，也是电子档案工作的重点与难点。在工作中我们遇到过这种情况，某位设计人员急需某张图纸，满怀希望地在我们电子档案库里查找，结果找了半天才发觉这张图纸没有归档，满怀希望而来，悻悻而去，大有一种“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觉。所以“保证电子档案归全率”不只是一句口号，更是提供利用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