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形心理与语义超常搭配的接受

语义的超常搭配是使得言语的能指和所指关系变得异常活跃的组合形式，在表达中具有积极的修辞效果。同时，解码者的完形心理决定了语义超常搭配的被接受，决定了这一言语形式表达功能的顺利实现。质言之，完形心理之于语义超常搭配的主要影响，一是“纠偏”，二是“补足”     

能指和所指的概念与理论在修辞学中的应用

我们认为，索绪尔提出的能指和所指的概念与理论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移用到修辞学上来。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言语的能指和所指的概念与理论的新说，用之以阐明转义修辞现象的形成过程、形式建构、内在规律和使用效应，并对转义修辞现象在言语义向语言义即词义转化的过程中所起的桥梁作用作了专门论述。把本来就密不可分的语言和言语结合起来观察和研究，是既有益于语言学本体，也有益于修辞学的，可以同时促进语言学和修辞学的发展。     

管窥贾平凹作品中空位修辞的运用

空位是一种采取缺略文字形式或模糊言语指代的方式，在语言表达的线性言语链上造成一定的空位或不确定性表达，以此来表达特定的思想感情和言语目的，追求特殊而理想的表达效果。我们姑且称之为“空位修辞法”。     

“先锋小说”的修辞原则－－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语用策略表现

产生于特定语境中的中国“先锋小说”以其对现代西方文学的“大模仿”和在内容上对中国形象的“大创新”为特征，与中国以往的小说语体形成了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表现为发话人在小说语体形成的语用策略中，运用异质性的开放性的思维方式所形成的系列修辞原则，分别从交际目的、交际信息和交际形式以及和交际者的关系四个方面，以不同的强弱组合方式，对小说语体的整体使用效果进行控制。     

鲁迅作品语言的变异艺术

语言变异是作家在运用语言时,出于表达的需要,故意在一定限度上突破语言、词汇、语法等种种常规而采取的一种变通用法。文学语言的变异,实质上是能指与所指、语符与语义,在具体使用时的分离和偏转,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的破裂,从而产生语言的“偏离效应”。鲁迅是语言艺术大师。他笔下的语言,常常打破常规,运用语言变异艺术,创造一种别具一格的语言,给读者不平常的感觉,获得艺术享受。语言变异内容丰富,它是建立在修辞技巧的基础上的。他认为:“作文的人,因为不能修辞,于是也就不能达意。”修辞技巧促进语言变异,语言变异丰富修辞技巧。下面…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意象派诗

从符号学角度读解意象派诗歌，需要读以横组合与纵聚合、外延与内涵、能指与所指三个层面为切入点读解诗中呈现的意象符号，进而达到对诗歌内涵的整体把握。     

语言的句法变异探微

一个语言符号一般是由能指和所指两部分组成的。这样的语言符号按照特定的语法规则在语言的组合轴和聚合轴上运转，其中每一个语言符号的改变都有可能对语言的意义和所表达的效果发生重大的影响。本文就是研究如何突破现有的句法规则对语法形式进行变异，从而取得最佳表达效果的。     

漫谈古典诗词中重彩的修辞方式

古代诗人每每采用不同的修辞方式以创造诗的意象。为了使诗的意象具有强烈的美感,很讲究以色彩词来烘染事物、环境、气氛,借以表达诗人的特定情绪和感受。因此,重彩的修辞方式乃是古典诗词中一种独特的表现手法。在古典诗词中,重彩的修辞方式,大约有下列几种:有“野径云俱     

浅谈语言的所指和能指

现代语言学认为，语言的能指是语音，所指是语义。从语用学的角度对语言的所指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语言符号的所指是语言的言语义，一般表现为三种情况：言语义与语言义基本一致，言语义小于语言义，言语义有别于语言义。     

论定心结构的修辞组合

在具体的言语活动中,汉语结构成分的组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般组合和修辞组合。 二般组合是符合逻辑事理、符合语言习惯的组合,每一个以汉语为交际工具的社会成员都能准确理解一般组合的含义,都能够透过组合的表层言语形式直接把握其语义内容,无须进行“转换”工作,因为一般组合的表层形式和语义之间的关系或是直接对应的,或是约定俗成的。这是言语中使用范围最广、频率最高的组合。修辞组合是相对一般组合而言的。在言语交际中,人们为了提高语言表达的效果,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有时有意对一般组合的规律进行突破,创造出一种表面上违背逻辑事理或违反语言习惯,而实际上具有内在的深邃的逻辑基础的超常规的组合,这种组合在表达中具有鲜明的修辞效果,所以我们把它称为“修     

能指的狂欢──诗语言符号阐释

艺术与语言一样，都是由能指与所指构成的符号实体。艺术作为一种具有形式性与结构性的感性具体存在，由于所指具有非固定性与生成性，其能指便有着相对独立的本体地位。而语言只是一种纯粹的符号存在，能指仅具有传达固定所指的作用。诗歌要把语言符号转化为艺术符号，就必须充分利用语言潜在的诗化基因，使抽象的符号存在成为具有形式性与结构性的感性具体存在。因此，突出能指、塑造能指、追求能指与所指的相互转化性，就理应成为诗语言追求的目标。     

“否定的精髓”——诗歌用语的语义分析

美国诗人兼文学评论家坡(Poe)说诗体的言语是“否定的精髓”显然是有道理的。诗的修辞乃系对语言常规的一种系统的否定。对于广义的散文的语言来说,说明是要合逻辑的,配合是要守语法的,思想的表达     

“活法”与汉语修辞方法论的原则

唐宋时代兴起的“活法”，不仅涉及到学创作的问题，而且还触及到汉语修辞的问题。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活法”是汉语修辞所特有的语言的语法与言语的修辞、固定性修辞规则与临时性修辞策略的辩证统一。它反映了中国人善于在言语与语境的普遍联系中感受和认识修辞意义的修辞传统，是中国古代修辞方法阴阳并用、正反对待的基本模式的体现。     

从诗歌语言看新生代对朦胧诗的反叛

新生代诗歌以反叛朦胧诗的姿态登上中国诗坛。在不同的生命体验和诗歌观念下,新生代诗人采用能指回归、口语化、叙事化三种诗歌语言策略,来反叛朦胧诗所指扩大化、抒情化、技巧化、贵族气十足的诗歌语言。新生代诗人的反叛,客观上推动了新诗的发展,并在新诗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地位。     

谈语言表达中几种常见修辞手法的运用

修辞是指人们在特定的言语环境中进行交际时,运用语言手段增强言语表达效果的言语现象。修辞是指在说话和写作中适应题旨情境,积极调整语言以增强表达效果的方法或规律。就是说,修辞的目的是追求理想的语言表达效果。     

新课标下要多途径培养学生语感

语文老前辈夏丐尊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见了‘新绿’二字,就会见到希望、自然的化身、少年的气概等等,说不尽的旨趣;见了‘落叶’二字,就会想到无靠、寂寞等说不尽的意味”——这就是语感。语感是对言语的一种直觉的把握,是在视听说写下“不假思索”地对言语形式和所依附的言语内容的一种敏感。它一般以直觉感受言语形式为心理起讫点,是对语言“所指”背后的“能指”和“剩余所指”的直     

屈赋隐喻的生成方式

屈赋借助三种不同性质的喻象构筑其隐喻世界：（1）同质喻象,喻象的能指和所指一致“,投射”是这类喻象建构隐喻的生成机制;（2）异质喻象,喻象的能指和所指正好相反,这类喻象借助较大的语段、通过“顿跌”完成隐喻的表达;（3）悖谬喻象,喻象与对喻象的描述构成悖谬关系,这类喻象是借助“嫁接”机制生成隐喻。     

言语中"隐形信息"的传递与修辞

言语的“隐形信息”是言语表达的一个重要方面。既可以表达说话人的“言外之意”、“声外之意”、“意外之意”，也可以表达断续、重复、省略词语的完整、深层、不尽的“隐形”义，以多种形式表现言语的“隐形信息”，准确表达和丰富了言语的思想情感。言语的“隐形信息”和修辞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对言语的“隐形信息”的训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言语训练，而是一种由浅入深的，难度较高的修辞训练。     

《山民》的寓言化解读

《山民》的作者韩东是20世纪80年代“先锋诗派”的代表人物。所谓“先锋诗派”也被人称为“后朦胧诗派”,是我国当代诗坛上继“朦胧诗”与“寻根诗”之后出现的一种诗歌现象。如果说“朦胧诗”更多地表达诗人的主观情绪.“寻根诗”更多地关注诗歌的民族文化内蕴,那么“先锋派”诗人则一反常态,把诗歌拉回到当代人的生活实际与个体存在中。     

《锦瑟》的符号学解读

《锦瑟》的朦胧性在于诗人用历史语义网中互相反映、互相参照的四个典故,形成了意象的迭加,增加了诗中多重象征的可能性,在使诗人复杂的情感、思绪得以对象化、具体化的同时,诗歌语言沿着聚合轴不断伸展,远远地拉开了能指与所指的距离,造成无限衍义,使人们摸不透诗人所表达的真实意义,从而产生了一种无限接近却又难以真正到达的朦胧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