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五行志》所载董仲舒说灾异八十三事考论

过去对董仲舒灾异思想的研究多集中于天人感应部分,对于他具体如何推演灾异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仔细考察《汉书?五行志》所载董仲舒说灾异八十三事,我们可以归纳出6条其推演灾异背后的原则:阴阳理论是董仲舒推演灾异的第一原则;分野说是董仲舒推演日食的重要理论基础;五行说不是董仲舒推演灾异的理论基础;罪在外者天灾外,罪在内者天灾内;罚“甚罪当重,简罪当轻”;不时不灾     

西汉宣元时期萧望之、匡衡诗学研究

《齐诗》以解说阴阳在西汉《诗》学传统中独树一帜,萧望之和匡衡两位解诗学者将阴阳灾异说配合《诗经》探论君臣之道,迎合政治需要,将《诗经》解说附予匡扶国政的经学意味。二人因才华、政见得到皇帝赏识而官居重位,从侧面对宣帝和元帝知识结构和文化政策有一定影响,从疏奏、诏书中频引《诗》表述天人关系中可见。以时代政治为背景考察萧望之、匡衡诗学,能够深层了解《诗经》在西汉中后期的实用价值,展现儒士在政治变迁中被利用、牺牲的命运。     

天人感应思想与汉代出宫人制度

汉代社会的一切文化与制度都受到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与制约,尤其是在国家应对灾害的过程中,天人感应思想更是被奉为重要的理论依据.阴阳灾异说是天人感应思想中的重要组成因素,面对"灾害",众多儒生将其发生的原因与阴阳灾异说相附会,"燮调阴阳"随之成为国家的紧要任务.出宫人制度便是在这种思想理论指导下实行的一种救灾措施.     

论西汉三家诗的正变说

序汉代人对上天抱有强烈的疑念，关于灾异说，除了具有和变雅诗中描写周代人对天的意识、怨嗟、怀疑的共同点之外，汉代人的怨嗟、怀疑并非是对天的不信任和批判，相反却表达了对天的一种深深的信赖。本文将围绕《诗》的正变说和灾异说之间的关连性问题，做进一步的考察。灾异说和诗说西汉后期是儒教理论对政界发生影响的时代，其中灾异说是最有影响的理论。灾异说一方面做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而使用，另一方面又成为攻击政要等特定掌权人物的武器，因而灾异说的起因是具有二重性的。若从当然的角度来看，对灾异说是不能全面肯定的。若从灾异说…     

董仲舒对《春秋》“灾异”的诠释

天命灾异是董仲舒之天的哲学的重要内容。董仲舒诠释《春秋》、《公羊传》,大谈灾异与人事的天人感应。灾异是天之所命,是天意的表现。人君的行为失道,天以灾异谴告、警惧,人君见灾异,＂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灾异自会消失;如果人君不能反省改过,则伤败乃至。因此,天命灾异表现了天的道德理性,肯定了人君的主体性,加强了人君无可逃避的责任感。董仲舒著《灾异之记》,以阴阳之道解释《春秋》灾异。董仲舒的天命灾异思想,虽无知识的意义,但有道德的价值。     

董仲舒对《春秋》"灾异"的诠释

天命灾异是董仲舒之天的哲学的重要内容.董仲舒诠释<春秋>、<公羊传>,大谈灾异与人事的天人感应.灾异是天之所命,是天意的表现.人君的行为失道,天以灾异谴告、警惧,人君见灾异,"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灾异自会消失;如果人君不能反省改过,则伤败乃至.因此,天命灾异表现了天的道德理性,肯定了人君的主体性,加强了人君无可逃避的责任感.董仲舒著<灾异之记>,以阴阳之道解释<春秋>灾异.董仲舒的天命灾异思想,虽无知识的意义,但有道德的价值.     

宋代蝗灾应对和灾异观之变化

“灾异说”认为,灾异乃是社会政治问题所致,当局应以改革社会政治应对。主流社会长期以此应对灾异,故对蝗灾也不采取捕杀措施。在唐代姚崇以下以捕杀应对蝗灾的基础上,宋人以全面捕杀为主要手段应对蝗灾,在实践上突破了“灾异说”。与此相应,对“灾异说”,宋代的思想精英们从前人的笃信发展为质疑,乃至彻底抛弃,客观、理性地应对蝗灾等灾异。     

表出一位长期遭冷遇的思想家——《何休评传》前三章读后

黄朴民先生撰写的《何休评传》 ,是匡亚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的一种。从选题说 ,是对遭受了千余年冷遇的东汉末经学家何休及其所治“春秋公羊学”的重新正确地定位 ,使其人其学说的价值被表而出之 ;从内容看 ,《评传》本身也是一部高品位的学术著作 ,突破了写这一类书“述而不作”的传统研究方法 ,不但将艰深的经学著作深入浅出地用当代语言表述出来 ,而且从何休著作中挖掘出甚多新意 ,“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 ,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 ,丰富其内容 ,促进其发展 ,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     

论京房“作易以垂教”的教化思想

京房是汉代著名的易学家,京氏易学是一种政治哲学.在京房看来,"作易所以垂教"即为了教化人民.他认为,易所以断天下之理,定之以人伦而明王道.八卦建,五气立,五常法象乾坤,顺于阴阳,以正君臣父子之道.京房的一生正是封建社会中士大夫阶层中人一生的一个典型,充满着悲剧性成分.他借卦占论人事、言阴阳灾异只是一种手段,匡正时弊、教化民众、清明政治才是最终目的.     

再论非语义

《春秋》记灾不言故 ,《易上系》明天象示吉凶 ,《洪范》传阴阳五行 ,谶纬妄附。至汉儒言天象灾异 ,合易数、阴阳、五行以占应 ,宣言“灾变终不虚生”,假经说义 ,比事附会 ,以天人相应为旨归 ,皆详录于前后汉《五行志》,其中充斥着大量的非语义 ,是文化典籍中的糟粕。本文试加清理 ,要在剔除。     

论何休《春秋》王鲁说

《孟子》认为孔子作《春秋》欲当王之法,于是便产生《春秋》新王说。《春秋》以鲁为主,继而又产生《春秋》王鲁说。《春秋》新王说重在说明孔子作《春秋》的目的,而《春秋》王鲁说则突出了孔子作《春秋》的具体手段。董仲舒对《春秋》王鲁的观点作了较详尽的阐述,认为《春秋》是周之后的一新正统,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何休在《公羊解诂》中对《春秋》王鲁义理作了具体的阐释:褒贬诸侯,赞颂王化;褒内贬外,尊鲁拥王;王者当自正,恩信天下等。何休阐释《春秋》王鲁义理时有的是直承经传本意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则曲解了经传本意而随意发挥。     

论邹东廓的戒惧工夫思想

邹东廓以“戒惧于本体”来继承并发明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邹东廓是在经历了“戒惧于事为”、‘‘戒惧于念虑”等工夫进路后,才达到“戒惧于本体”的工夫境界的,并经常以这三个工夫次第开示学者。邹东廓批评了把警惕与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警惕是良知本体题中应有之义,戒惧工夫不妨碍本体自然流行。邹东廓的戒惧于本体的工夫进路与王龙溪的心体上立根的工夫思想是一致的,区别在于,龙溪认为在心体上用工夫只适合上根人,而东廓没有做如此区分。     

欧阳修喻苏洵文为荀子文问题

欧阳修喻苏洵文似荀子不见于欧阳修文章,这是否为“戏言”？欧阳修之喻乃就苏洵《六经论》的性恶倾向和峭硬文风而言;欧阳修不在文中说苏洵似荀子意涵很深——有四重原因。     

灾变历史情境下的现代性诉求——严复灾害观探析

近代中国灾害频仍、民生凋敝,对此,严复颇为焦虑杌陧。他以为天灾（包括疫灾）与人事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主张加强人事、发展科技、讲求卫生,积极预防和救治灾害,并在灾害救治中加强自救引导。严复的灾害观为其时乃至后世政府和社会,及时有效地建构灾害预防、应对机制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启示,折射了以他为代表的近代社会精英对其时中国国家和民众现代性的追求。     

欧阳修公文思想内容及其启示意义

在唐宋八大家之中,欧阳修的公文作品最多,对我国公文发展的贡献最大。但长期以来对欧阳修公文作品的研究极为薄弱,对其公文思想的发掘更是远远不够。欧阳修公文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农商、文化教育、军事外交等思想内容,体现了欧阳修对当时一系列重大政治社会问题的见解和主张,凸显了公文的社会功用与思想价值,对后世公文写作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墨经译释的困境与出路

墨经定性不到位、经文复位混乱、文字训诂难以触及经意、体系解释优势未得发挥、历史解释运用难度大、文本译释与思想研究界限混淆,墨经译释面临困境种种,导致学界"百家争鸣"而读者莫衷一是。对此逐一分析,并提出经与经说协调、墨经与墨论一致、墨经与墨家思想统一的释义原则,参照墨论,对墨经进行体系解释,寻求结束墨经译释众说纷纭局面的方法论出路。     

贺玚《礼记新义疏》探析

贺玚《礼记新义疏》是南朝时期影响较大的一部《礼记》注本。从今存佚文来看,该书涉及名物训诂、经文诠释、郑注申发、礼制解说等诸多方面。贺玚《礼记新义疏》以郑学为宗,多对郑注加以补充或发挥,但亦颇重创新,提出不少新说。因受玄学影响,该书颇重义理,常以性情来说礼。贺玚《礼记新义疏》对后世影响较为深远,自唐代以降,诸家《礼记》著述对其征引颇多。     

论灾异与万历新政

明朝时,“天人感应”思想影响至深,在统治者脑子里根深蒂固,导致灾异演变为政治资源,出现对灾异进行人为操作的现象。本文从明朝一个重大转折时期的政治改革——万历新政着眼,阐述灾异对当时政治斗争的介入。     

浅析孟子的天命观

孟子的天命思想中包涵着许多不为人知和难以为人所解释之处,孟子认为天命是一种冥冥中的规定事物发展进程及结局的决定性力量;孟子讲＂天赋予人以四端＂,＂天赋＂也是其天命思想内涵所指之一,天赋即天命。孟子的天是一位人格神,有意志,有善恶,有思想,有智慧,有力量。＂天命靡常＂,但天命的显现又是有规律的。孟子在谈天命的基础上谈＂人事＂,＂尽人事＂首先要＂知天命＂,从个人角度要＂尽心知性＂,但＂人事＂才是孟子强调的重点。     

论程千帆先生的新诗创作

程千帆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了不少新诗,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他的诗着眼于身边事物以及梦境幻觉的表现,但他并没有流于滥情与感伤,他以冷静的态度处理诗的对象,把主观事物客观化,从而继承了古典诗歌艺术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