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赣闽粤边区的客家社会与文化——以毛泽东中央苏区时期农村调查为中心的探讨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伴随着中央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为了更好地得到赣闽粤边区民众的认可和支持,就需要很好地了解当地社会和文化.为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做了大量的农村调查,特别是对赣南、闽西的集中调查.从空间区域上来看中央苏区与赣闽粤边区这个客家大本营地区大致吻合,换句话说就是,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做的农村调查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客家社会的调查,因而这些调查对研究20世纪初期赣闽粤边区的客家社会与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论赣南在客家民系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

客家民系经历了一个从酝酿到形成再到发展壮大的动态历史过程。而这一历史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显示出地域性的特点。赣南闽西边区是唐末五代接受北来客家先民的第一站 ;客家民系于北宋时期酝酿、发育成长于赣闽边区 ,而于南宋时期成熟于更为广袤的赣闽粤三角区。随着明末清初闽粤客家的倒迁入赣 ,赣南又成为客家民系的发展壮大地。因此 ,赣南在客家民系形成和发展壮大的全过程中 ,均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明代赣闽粤边的人口流动与社会重建——以赣南为中心的分析

有明一代,在赣南、闽西和粤东北这一毗邻区域,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人口流动现象。伴随着日趋频繁的人口流动,赣闽粤边的社会动乱也日甚一日。南赣巡抚的设置,特别是王守仁在南赣巡抚任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则是赣闽粤边移民社会“土著化”进程中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客家方言群在赣闽粤边的基本分布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伴随着赣闽粤边移民社会的“土著化”进程而奠定起来的。     

赣南客家纵论

<正> 当今海内外客家学研究界,一般都视今广东梅州地区为客家人的聚居区与集散地,并以梅县语音为客家话的代表。这无疑是不无道理的。但笔者以为,这反映的只是近现代客家的实际,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代表的是明清以后的情况;设若追根溯源,在客家史上,客家人的最早聚居区与集散地不在粤北,也不在闽西,而是在赣南,是由赣南而闽西,而粤东北,最后稳定于赣、闽、粤边三角地区的。     

从聚落中探寻客家文化之踪

走进客家地区,人们便会对客家人的民居和聚落产生浓厚的兴趣：那高大坚固而方正的赣南围屋,圆似碟盘的闽西土楼,外圆内方的粤东围龙屋,还有众多保存完好的府第式建筑“九厅十八井”,以及散布于赣闽粤广大乡村的古村落,为什么竞如此具有个性特色？它们又承载着怎样的人文内涵呢？     

赣闽粤边客家乡村旅游开发之现状与对策探析

中国旅游业的发展与客家乡村旅游自身的独特条件给客家乡村旅游的发展带来了机会。开发客家乡村旅游资源对赣闽粤边客家地区来说意义重大,但是,客家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限制性因素,这势必限制其自身可持续旅游发展的进程。本文尝试在可持续旅游发展原则的指导下,对赣闽粤客家乡村旅游开发中的一些不利因素及其解决对策进行分析和总结。     

温床与中枢:南宋与明中叶赣南在客家民系中的地位

在客家民系形成发展过程中,有两个历史时期赣南起了关键作用。一是南宋时期,这一时期湘赣闽粤边区的百姓和蛮獠多次联合进行反抗封建官府的斗争,其中心舞台在赣、汀二州,所以起事者通常被称为"赣寇"、"汀寇"或"汀赣贼"。这时的汀赣两州之地,犹如一座大温床,积极孕育着汉族的一个新的民系———客家民系的诞生。二是明中叶,湘赣闽粤边区再次爆发大规模的畲汉人民大起义,王阳明出任南赣巡抚,剿抚并用,平定了起义,并采取措施,促成大量畲民转化为客家人。在这一过程中,赣南是湘赣闽粤边区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对客家民系迅速发展起到了中枢作用。     

天择认知、基因调整与演变操控——新海上丝路视域下的客家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针对台湾与赣闽粤客家产业生态系统探讨,先以台湾苗栗客庄茶与陶客家文化的产业为研例,对未来的新海上丝路的客家产业生态策略发展提出论述。为了使其能够永续发展,进以提升台湾与赣闽粤之间客家文化产业生态系统对于未来利基者策略的制定,彼此呈现客家文化跨海大长廊(赣闽粤三省)的结构,与台湾客家文化产业亮点技术与创意产业呼应,对于台湾与赣闽粤客家文化产业物竞天择的认知、基因的调整,以及预期未来演变与适当的操作与控制提出论点。     

客家山歌文化渊源分析

客家山歌被誉为天籁之音,是客家下层民众在山野间即兴唱出的原汁原味的民歌。对于其渊源,迄今为止仍未得到澄清。但是根据对大量材料的调查显示,客家山歌的渊源在赣闽粤客地,主要有两个,一是百越和武陵蛮等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一是春秋战国以来吴、楚文化的传统。     

从历史普及到地区认同——从历史学研究角度评罗勇《客家赣州》

在赣南、闽西和粤东这三个客家人主要聚居地之中，赣南尽管以其众多的客家人口及保留完整的客家文化，被誉为了解客家、体验客家的最理想的基地，但在社会范围之内，它显然受到了一定的冷落，以至于在一般公众心目中，但凡言及客家，必称闽粤。这就使得赣南客家人在相当程度上“失语”，从而造成赣州这一目前国内最大的客家聚居地“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尴尬局面。     

明代北方心学家王以悟哲学思想论略

王以悟为明代北方重要的心学家,对阳明心学多有继承,但由于生长于理学名区,其思想中也有传统理学的因素。他以阳明心学的精神影响了北方长期株守程朱理学的僵化局面,同时又以传统理学的躬行诚敬补救王学末流之虚妄,在北方王学学者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思想史上也有着一定的意义与影响。     

王阳明与《大学》的“亲民”——兼论与程朱的“新民”之争

亲民说是王阳明学说的三大内容之一,但学术界的研究相对薄弱.王阳明亲民说的提出是最对朱熹改《大学》古本的“亲民”为“新民”而发,主要观点有二,一是亲民与明德一体的天地万物一体说,二是为政在亲民之说,体现王阳明在政治上切实关爱人民的精神.     

王阳明、王船山《大学》诠释的比较研究——以新民和格物致知诠释为中心

王阳明“亲民”说和对朱子“格物穷理”说的批评,成为王船山反对、批判王学的最显著的靶标.两位学者在《大学》新民（亲民）和格物致知问题上的分歧和差异,由此展现船山对阳明心学的批判和指斥.     

王学在新安地区的遭遇与挫折—以王守仁与汪循关系为例

江西具有朱学与陆学发源地的双重身份,故而王学在与朱学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中。在江西遇到的抵制与挫折要大大超过浙江。而王学在江西的遭遇。又主要集中在皖浙赣交界的新安地区。明正德中后期王学在新安地区首先遇到了以汪循、程瞳等为代表的新安理学集团的阻击。尤其是汪循。早在王学进入新安之初,他就已归乡讲学。培植势力,致使盛极一时的王学思潮在进入该地区后,几乎颗粒无收,遂使新安地区成了王学传播过程中的一个“孤岛”,这与王学在南方其他地区畅行无阻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照。尽管汪循等人的阻击与抵制可能只是王学难以顺利传入新安地区的原因之一,但把汪循为代表的新安理学集团的存在与活跃,视为王学在该地区传播的最大障碍之一,则是能够成立的。     

略论阳明心学与陆九渊、杨简思想之关系

学界普遍认为,王阳明为心学发皇者。而阳明之所以将心学发挥到极致,与陆九渊、杨简心学思想的启拨有密切关联。阳明继承了陆九渊对经典的态度、对“心”的理解、对“格物致知”的认知、对“知行”关系的解释等四个方面思想,同时也吸收了杨简关于“心”、“意”、“道”以及六经等四个层面的观点。     

贺麟“新心学”思想理论基础探讨

新心学的文化哲学理论基础,即心物平行论、直觉体验论和自然的知行合一论。贺麟的理论体系既是儒家思想内在理论的现代性发展,又是兼采中西,特别是融会陆王心学与新黑格尔主义而自成一家之言的结果。     

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易》学因素

在王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发展过程中,“龙场悟道”是一个重要的转机,而处于下锦衣狱、谪龙场驿的忧患中,王阳明曾精心研读《周易》,并有不少抒论之作。本文对此展开论析,以探明王阳明“龙场悟道”中的《易》学因素。     

薛蕙文学交游考论

薛蕙是明代中期著名诗人,其文学交游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与前七子派的文学交游,二是与六朝派的文学交游,三是罢职后无意为文时期的文学交游。其中,薛蕙与王廷相、何景明、杨慎交往最深。可以说,王廷相是薛蕙在文学和学术方面的启蒙人．何景明是薛蕙的文学知己,而杨慎则是薛蕙的文学和政治同道。因此,薛蕙是明代中期主流文坛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论陈法对陆王心学的批评

“朱陆之辩”肇启于南宋,至明末清初仍有回声余绪。陈法著《明辩录》一书,从本体论、道德修养论等方面对陆王心学提出了严厉批评,即属于回声余绪的重要组成部分。陈法对陆王心学的批评,是站在程朱理学立场上开展的,即以程朱理学为正学、为圣学、为道统,而以陆王心学为异端、为冀道。文章的意义在于透过陈法的批评,可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理学和心学之异同。     

薛侃生平事功与治学述论

薛侃是明代潮汕著名的儒士儒官。他事亲至孝,事君至忠,事师至敬,治学至专,待人至诚。因上疏请稽旧典,择亲藩贤者居京师,慎选正人辅导,触帝讳而下狱,遭到迫害。但他刚正立朝,操守高尚。他师崇王阳明,治心性之学,卓有成就,为阳明最得力之入室弟子之一,也为传播王学之岭表大宗。他居乡则思益其乡,为乡梓筑堤开溪、修路造桥,做了很多造福乡梓的实际贡献,实践了其经世致用的思想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