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感性世界”观念看马克思与费希特的理论关联

马克思关于“感性世界”的实践论诠释,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内涵具有十分重要、十分独特的意义.而在马克思之前,康德和费希特分别对感性世界作出了各具特色的理论阐释.费希特从纯粹自我的纯粹活动出发,把感性世界理解为由“自我”设定的“非我”的世界,由此确认人的存在的二重性,并认为人的存在必然面遇世界的二重化,即作为经验世界的感性世界和作为道德秩序而存在的“超感性世界”.但他认为,人作为理性的能动的“自我”是可以把这两个世界结合起来的,即通过自我的实践活动,可以把作为超感性世界的道德秩序建构到感性世界中.马克思则从人的能动的感性活动出发,以人的存在和人的活动的对象性为依据,对费希特哲学作出了深刻的批判和改造,把感性世界理解为以人的感性活动为基础的世界.     

马克思对辩证法的新贡献

马克思对辩证法的新贡献，必须从他批判地改造 黑格尔惟心辩证法入手得到理解。但是，决不能简单地认为马克思的工作，仅仅在于把黑格尔绝对精神之象化和扬弃对象化的活动，转换成自然界、物质自在的运动,而在于他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活动，转换成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生产、劳动），这种活动构成自然之向人生成或自然之“人化”的基础。在马克思的辩证法中，辩证运动的主体既不是“绝对精神”，也不是同人无关的自然，而是向人生成的自然或通过自身感性活动由自然出生的人。只有这样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才能真正找到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结合点，才能真正超出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同时实现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结合。     

马克思的实践理性视角的形成

马克思哲学视角的形成经历了理性理想主义、理性现实主义、人本学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四个阶段,最终形成了以实践作为出发点,以理性范围作为其包容范围的实践理性视角。     

马克思的感性概念及其对形而上学之谜的解答

以抽象性、超感性和神秘主义为本质的形而上学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哲学之谜。马克思把感性理解为感性活动或实践,看到了感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但是人在发展物质生产从而发展自己的社会性本质的同时,又由于自发的分工和私有制而沦为非社会的存在,沦为非存在。所以人又要否定感性,到超感性领域去寻求想象的实在性。这就是形而上学的根源。只有消除自发的分工和私有制,重建社会化的个人,重建感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才能真正克服形而上学和类似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清算

马克思在早期思想的发展中曾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有信仰费尔巴哈的阶段,但他不是被动的追随者,而是超过了费尔巴哈,从而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随着马克思思想的不断成熟,他与费尔巴哈分歧日益明显和突出,终于形成唯物史观和唯心史现的原则对立,从而使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进行了彻底的清算。     

马克思的感性自然观对环境伦理学的本体论意义

当代环境伦理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它没有摆脱合法性困境;它在人学和自然问题上存在双重误读。马克思的感性自然观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出发,能够为环境伦理学摆脱合法性困境寻求一条可能的逻辑通道。     

论马克思的“历史科学”

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马克思是以研究客体的方式来研究主体的,或者说其现象科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同时就是他的本质科学,二者乃是一门科学——历史科学。这种主客统一、本质科学和现象科学统一的思路是对黑格尔科学观的继承,但其间又有着微妙的差别:在马克思那里,存在论、现象学、历史科学是合一的。本文通过与黑格尔科学观的比较来考察马克思的历史科学,这将对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产生重要意义。     

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及其方法论意义

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进行新的考察和审视,可以看出：东方社会的土地公有制或国有制、农村公社的占有制和政治关系上的专制制度并不矛盾,三相辅相成,而土地公有制构成了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东方的国家起源于组织社会公共工程的需要;东方社会停滞性的直接原因是自然经济长期存在,根本原因是其不同的共同体之间缺乏“外部交换”;国家组织公共工程和农村公社的弧立性形成一种对立统一关系,从两个方面促使东方社会处于停滞７     

感性生命的恢复——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本性

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关于人自我诞生的辩证法,也就是对人迄今为止的异化存在现实的描述,所以,它必然是批判性的,但不止于观念的批判,它试图恢复人的已经被异化的感性存在,恢复人与世界的感性关联。马克思的辩证法与人的具体生存经验和历史具有一种批判性的关联,这种关联是来自生活本身的超越性指向,并且这种超越性是要返回到现实存在中去,批判地澄清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感性生命的异化与颠倒,并通过革命性的实践活动来改造这种现实,也就是恢复人的感性生命自我实现的要求,这就是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本性。     

论马克思实践论的感性特征

感性是社会实践的本质特征,重视社会实践必须重视人的感性特征,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把理性与感性相割裂,贬低感性的现象普遍存在。本文力求从马克思原著对于感性和理性的深层理解出发,重新阐释二者之间的关系,意在揭示感性直观和感性实践的本质差别,强调蕴含了理性的丰富感性是社会实践的本质特征。     

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认识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是马克思研究东方落后国家发展规律的学说,是研究不发达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把研究重点转向东方社会,对东方社会的特殊性质有了初步认识。东方社会理论是晚年马克思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从马克思考察东方社会的历史轨迹出发,分析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形成过程、基本内容及其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东方社会思想及其方法论探究

马克思东方社会思想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侧面,重新审视和界定马克思东方社会思想的内涵实有必要。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剖析是其东方社会思想的经典之作,在剖析俄国农村公社的过程中显露出来的方法论意义,值得深度探讨和研究。     

从人的二重性看法治的弊端

法治是一种民主性、他律性和程序性的治理方式.这种治理方式基于感性人易于滥用权利的人性假设,主张以体现"绝对理性"或"人类理性"的法律来约束感性人的任意.人并不是在时间和空间上截然二分,此时此地是感性的存在,彼时彼地是理性的存在,任何时候都人都是感性和理性的对立统一体.因而单纯的法治必然存在一定的弊端.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基本特征及其当代性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具有以下几点基本特征 :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为宏观背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为主线、立足于“历史环境”的唯物史观分析、立足于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辩证统一来分析东方社会。本文分析了这些特征并进一步阐释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当代性。     

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大大丰富了他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作为其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把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正确理解马克思东方理论,总结当前社会主义发展经验,有助于我们把握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邓小平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本文通过对马克思东方理论的分析 ,系统阐述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和现实意义 ,澄清了各种错误认识 ,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认识和理解     

从《论犹太人问题》看马克思的国家发展观

《论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专门批判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檄文,马克思认为国家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即从政教合一、政教分离再到民主国家的过程,国家是人和人的自由之间的中介者,国家发展与人的解放密切相关。这里从国家发展与宗教解放以及人的解放的关系来探讨马克思的国家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