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性与国民性——“五四”启蒙文学的话语类型

1920年代的＂五四＂启蒙文学有着自身的独特的知识谱系和话语类型,对＂五四＂启蒙文学的知识谱系和话语类型进行探寻,提纯出＂五四＂启蒙文学从＂人＂的觉醒与确立到＂人性＂的审美实践再到＂国民性＂的批判与反思的三种话语类型和发展逻辑线索,为更加历史、客观的评价＂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提供了＂体系内部＂的批评资源。     

一种古典的理性启蒙观——对柏拉图"洞喻"和"线喻"的一种现代解读

在西方哲学的路径里,＂启蒙＂似乎仅仅特指中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或＂启蒙思潮＂。然而,如果打破这种特定的＂启蒙＂话语而拓展启蒙的视野,回溯柏拉图的＂洞喻＂和＂线喻＂并进行认真探究,则这两个比喻所相互映现的正是一种古典的＂理性启蒙＂观。那么,在柏拉图的视阈里,为何启蒙？如何可能启蒙？启蒙具有何种特性？启蒙之人性究竟发生何种变化？以上诸类问题,都需要进行梳理和阐释。     

论教育启蒙思维：内涵、表征及实践转化

教育思维是关于＂教育＂的观念综合体,是对教育实践的观念化概括和升华。教育启蒙思维是在教育的＂启蒙＂意识基础上,所形成的以＂启蒙＂为精神向度、实践目的论和方法论支撑的观念形态,其实践指向即是＂使人成为人＂的启蒙教化,体现着超越性、整体性和生成性的特点。在当代,推动教育启蒙思维的实践转化,需要坚持＂人的启蒙＂的使命,使其突破＂奴化教育＂、＂物化教育＂的束缚,并积极转向＂人化教育＂。     

思想体系的转型与晚清文学启蒙运动

在儒家伦理思想体系中,＂仁＂的思想占据着核心地位。但是到了晚清,觉醒的知识分子开始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传统思想体系的合法性。在西方现代启蒙思想的冲击下,以＂仁＂为核心的传统伦理思想体系开始瓦解,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启蒙思想体系迅速建立。由于在对＂人＂的理解上存在差异,以梁启超和鲁迅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分别选择从＂立群＂和＂立人＂两条不同的路径出发,去承担文学启蒙的历史重任。     

论朦胧诗启蒙的形而上意义

朦胧诗作为一种新的诗歌潮流,在中国＂文革＂结束后的历史转折时代,为文学的＂解放＂注入了活力,开启了一种新的启蒙。它广泛吸收了西方现代派表现技法,充分发挥了汉语言的魅力,使诗的艺术技巧得到更完善的发挥。作为一种思想启蒙,朦胧诗雄辩、诘问、宣告的浪漫模式,展示了它不可复制的形而上意义：以怀疑求证个体的生命价值;以反思张扬时代的英雄主义;以意象成就审美意识的升华。     

徘徊在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萧红的人生困境与文学成就再讨论

本文结合萧红短暂一生的人生经历和当时的历史经验,对她几个时期的作品重作细读,发现作家的文学轨迹在注重个体尊严的人文主义（humanism）和关注社会不平等的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关切之间频繁移动,因而提出不仅她的悲惨经历是一个被困的＂新女性＂和激进时代变革的缩影,她总是导致悲剧后果的选择和她的文学创作的困境也显示了五四＂新文学＂与＂后新文学＂的分野,以及＂新文化启蒙＂和40年代＂新启蒙＂之间的张力。     

尴尬和矛盾的写作——新时期之初“归来”作家创作问题分析

＂归来＂作家在新时期之初的人道主义立场和历史反思态度促进了当时启蒙思潮的生成和发展,促进了新时期之初＂人的觉醒＂。但他们的精神立场和创作也表现出内在的矛盾和困惑,在作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和话语认同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归来＂作家的创作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合法＂身份的＂老干部＂形象,许多作品不断表述着＂忠诚＂的主题,这与＂归来＂群体的批判姿态和启蒙立场形成了矛盾。这些矛盾表明了新时期之初文学创作仍然受到意识形态合法性要求的强势钳制,也暴露出＂归来＂群体思想立场的局限。     

晚清民初尚武思潮的缘起与五四激进主义发生

五四激进主义与晚清民初的尚武思潮有着难以割舍的血缘联系。在西方进化史观尤其是日本尚武精神的引领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弃＂医＂从＂文＂、从科学转向人文,轻＂文＂崇＂武＂、从诗人变身战士;对传统纲常伦理进行＂价值重估＂,由此拉开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序幕。但因缺乏对西方人文历史的深刻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很快退潮,思想启蒙让位于更加崇尚暴力、更加表现激进的政治启蒙。这也从一个侧面真实地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张扬西化而又游离西学的双重困境：对现代性认知问题上的思想茫然性和中西方文化与文学融会过程中的历史复杂性。如果忽略尚武思潮这一内驱动力,我们就会失去对五四激进主义基本性质的科学描述与整体把握。     

超越启蒙心态——杜维明"启蒙反思"论域述论

本文梳理了杜维明＂启蒙反思＂论域形成的思想脉络,揭示了杜维明在充分肯定启蒙运动对于世界现代化进程所起的积极作用的同时,着眼其固有的排斥性人文主义心态给当今人类社会和自然宇宙造成的巨大弊害而产生的批判意识,展现了杜维明基于人类福祉的关切而从东西方的历史和现实中广泛发掘对治和超越启蒙心态的思想资源的努力;特别突出了作为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杜维明关于儒家思想的当下意义的论说及其期望以具有包容性人文主义精神并且经过了创造性转化的儒家传统矫正启蒙心态的用心;还阐述了杜维明重视印度文明并主张以之作为启蒙反思的参照系的观点。     

对八十年代文学思潮命名问题的考察

文学思潮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受到普遍关注。对八十年代以往各历史分期文学思潮命名形成了相对稳定而统一的概说,而对八十年代文学思潮命名却难以达成共识。出现有：＂新启蒙主义思潮＂说、＂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说、＂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说、＂人道主义思潮＂说等。这些命名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商榷余地。这足见八十年代文学思潮命名的复杂性。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加深对八十年代文学思潮的理解。     

赵树理:一个启蒙主义者的角色改塑

赵树理是一个被政治化改塑了的启蒙主义,他的启蒙思想深受五四学作品的影响,并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后来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他对自己的启蒙角色不断地进行了政治改塑。“问题小说”是他的启蒙立场经由政治化改塑后在学创作上的产物。他对启蒙立场的坚守和对政治需要的迁就,最终造成了他创作上乃至人生上的悲剧。     

启蒙的反思——以西方启蒙运动为背景

启蒙始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启蒙不可一蹴而就,也不可一劳永逸,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只能是表面的隔鞋搔痒和形式上的诱惑,在实质上却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启蒙也非几次运动就可以获得解决,运动只能是洗礼,只能是引起人们对于启蒙问题的注意,"运动"之后便会停下来,而对于启蒙而言,它在本质上需要一直"运动"下去,也就是说启蒙是一个不断的过程,人自身的完善和祛魅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当代法国哲学与"新启蒙运动"

当代法国哲学掀起了一场"新启蒙运动".这场运动举起"去主体化"和"去中心化"的理论武器,猛烈攻击理性至上和人类中心主义等现代哲学思想,极力宣讲以社会正义为取向的多元文化观念.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再到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当代法国哲学极力追求的是"启蒙的再启蒙",其目标就是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纲领"进行反省和批判.它讨论了"哲学的终结"、"主体的消亡"、"现代性批判"、"他者伦理学"和"身体政治"等主题,也讨论了与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思想相关联的问题.这场"新启蒙运动"展开的文化反省及其引发的理论争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学术价值.     

“启蒙”概念东渐之失及其方法论批判

中国“启蒙”概念自近代以来增添了西方文化内涵,而问题在于,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不自觉地将西方“启蒙”作了实用解读。通过对中西“启蒙”概念的语义分析,在比较视域下呈现中西“启蒙”概念的差异及其在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运用过程中走入的误区,强调当代中国应对传统文化中启蒙资源的向善内涵、当代启蒙主体的把握以及启蒙思维方式的转换问题上予以重视。     

学习引导中教师的启发策略分析——以数学学科为例

启发是教师教学的基本功。从内容的角度来看,启发应由易到难,以符合认知规律;从思维的角度来看,启发应由远及近,以提高思维强度。在教学过程中,启发应适度,不能过于直白,也不能过于含蓄。启发要适时,即当启处启,当发处发,“启”在关键处,“发”在要害处,防止超前启发和滞后启发。     

论知识的启蒙作用

知识启蒙作用是知识所具有一种重要伦理精神，从元伦理学出发对知识启蒙的可能性作出逻辑的，发生学的和修辞哲学的分析，可以揭示知识启蒙的逻辑－修辞模式，古希腊自然哲学和近代启蒙运动展示了知识启蒙的历史化模式，现代知识社会中知识启蒙作用之萎缩的原因，决定了知识伦理学的转向。     

马克思主义启蒙观的内涵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反思18世纪启蒙运动的过程中构建了其启蒙观,认为"启蒙思潮"虽带有一定的唯物主义色彩,但在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是历史的、暂时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观有助于我们正确评价20世纪80年代"启蒙思潮"的历史地位:一方面有助于我们科学评价20世纪80年代"启蒙思潮"在"肃清封建主义遗毒"运动中的客观价值,另一方面要指出"启蒙思潮"的根本缺陷在于其对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设想与中国历史本身的发展规律并不相符。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正确道路,在新时代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马克思对启蒙理性的批判与重建

马克思主义作为对现代性的一种解决和重建方案,是建立在对启蒙理性批判基础之上的。这种批判基于他们所创立"实践的唯物主义"已经实现了对启蒙理性两种哲学基础——近代先验论和经验论——的超越。他们在这一全新的哲学引导下,完成了对启蒙理性先验理性维度的国家理性和经验理性维度的单子理性双重批判。在这个批判过程中,重建了具有实践性、辩证性和社会历史性的后启蒙理性。它既不同于启蒙那种抽象的、永恒的理性,也不同于当时浪漫主义、后来尼采和当今后现代主义在内的非理性主义方案。     

非统治性逻辑的生成：《启蒙辩证法》与现实主义的批判性对话

《启蒙辩证法》通过对神话与启蒙之间的相互辩证法关系的论述,向我们展现了现代性启蒙的悖论,并且揭示了这一悖论背后所隐藏的统治逻辑。通过与现实主义的批判性对话,我们认识到如果不消除这种逻辑,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解将是不可能,现实主义理论构建所不可解决的矛盾就是对此的见证。在此情形中,《启蒙辩证法》所勾勒的非统治性逻辑,对中国的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的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四启蒙的悖论

五四启蒙时代是一个充满矛盾和纷争的时代,五四启蒙的意义时至今日也依然影响深远。本文试从五四启蒙的动机、启蒙的理论的不成熟以及启蒙主体的局限性这三个方面来论述五四启蒙中存在的悖论,以反映出现代启蒙的利弊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