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史记·项羽本纪》立纪的合理性

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可谓两汉史学的＂双子星＂,也是中国史学史的两座高峰。一直以来,＂马班异同＂都是史学界的＂永恒课题＂之一,而《项羽本纪》更是史学界争议的焦点：有学者认为项羽只是一介＂僭盗＂,不足以立纪,只能列传,而有学者则提出了相悖的观点。这一争议在史学界已存在多年,却仍未有定论。本文从本纪体例、作者写作意图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阐释,并对前人的研究作相应的补充论证,以证明司马迁为项羽立纪的合理性。     

战国史学简论

战国时期出现了各种题材，体裁、体例及语言风格不同的史学作品和半史学作品。本文对属于“瞽史之纪”的《左传》、《国语》，属于“巫史文化”的《楚辞》、《山海经》、《穆天子传》等著作进行了独到的分析，由于史官性质的转变，记注制度的废迟、诸侯史记的焚毁，权变及演说术故事的编辑，战国史学最终走向衰落，而代之以诸子之学。     

拨正史学研究的误向——评印鸾章《清鉴》

从孔子《春秋》到印鸾章《清鉴》史学思想乃陈陈相因，一直停留在“忠君”、“鉴戒”、“神命”、“资治”水平上，没有长进。中国史重词藻轻理论的传统就是史学研究误向的表征。按中国传统的史学标准衡量，《清鉴》乃不失为成功之作，可是，从科学角度考量，是书除了保存史料之外，并无创见，积淀着中国史学研究的沉渣。《清鉴》存在着重彩轻理论、袭旧习疏创新、崇康熙时代潮流、重史料轻论理、详战争略其它等史学研究的误向。这种史学研究误向于过去，具有普遍性，于当前，仍有影响。史学研究的误向需要拨正，传统的史识需要更新与提高。只有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提高史识、活跃思维，中国的史学研究才作为，这就是《清鉴》给我们的一点启示。     

《史记》纪年的“我”

在非对话的语境中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我”字记载历史,是中国史学传统的一种特殊笔法。《史记》和《春秋》都有不少这样的“我”字。对《史记》这类“我”字作穷尽性检查,并与《春秋》的“我”字比较,可以了解《史记》这类“我”字的特点以及与《春秋》的“我”字用法的分别。     

李则纲《史学通论》的史学方法论思想

李则纲的《史学通论》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研究高潮中出版的一本史学理论研究著作,新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该作中都有所体现。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两种史学形态并存的时代背景下,李则纲“纂述群言”,在一定程度上为两种史学的学术谱系整合做出了贡献,也总结了不少历史研究的具体方法。     

《伊里亚特》的艺术魅力

“荷马史诗”是古希腊在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这一历史时期唯一的文字史料。由《伊利亚特》（又译作《伊利昂纪》）和《奥德赛》（又译作《奥德修纪》）两部作品组成。《伊里亚特》虽为史诗,却在人物形象塑造、结构剪裁以及比喻等方面为后世战争题材的小说提供了艺术上的借鉴,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     

陈寿《益部耆旧传》探微

陈寿《益部耆旧传》,是在东汉以来形成的“清议”之风的历史时代背景下撰写而成的.陈寿不满意前人所作,故有这部“经远”之作.他出身士族,又职居中正,虽厌恶“清议”弊俗,却不可能完全否定“清议”本身的作用.此书大约亡于唐代,但影响颇大,其佚文散见于唐宋类书及注书征引,有待搜辑.由于陈寿是一个优秀的史学家,故《益部耆旧传》之作,既含有他的爱憎理想,也体现了他的史德和文学才能,如果结合《华阳国志》、《三国志》、《后汉书》等书进行研究,《益部耆旧传》在我国史学尤其是方志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则更清楚了.     

《通志》的体例和断限

《通志》二百卷,是南宋史学家郑樵编著的史学名著,习惯上人们把《通志》与《通典》、《文献通考》并举,称为“三通”。究其实,《通志》是纪传体的通史;《通典》和《文献通考》是典制体的专史。“三通”并举的原因,固然是三书书名近似,都带“通”字;但主要是《通志》一书虽然包括“纪”、     

论《后汉纪》的史学价值

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园林之中,有两株相互辉映的东汉史著作的奇葩。那就是《后汉纪》与《后汉书》。《后汉书》是一部优秀的纪传体史书;《后汉纪》则是一部早于《后汉书》的优秀的编年体史书。《后汉书》由于被列入纪传体的二十四史之中,因此大受人们的重视而《后汉纪》的史学价值却往往受到忽视。我们应深入对《后汉纪》的研究,以使其史学价值得以正确的认识和利用。     

论五经的历史思想

五经是指《周易》、《尚书》、《诗经》、《三礼》和《春秋》等上古三代文献。也是后世诸子百家的共同源头。五经并非一时之作，却是与孔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中华民族的“元典”，它内蕴着丰富的史学思想。主要包括《周易》的历史变通思想；《尚书》的历史借鉴思想；《诗经》的天命王权学说；《三礼》的因革损益史观和《春秋》的史义史法论。这些史学思想对于后世中国文学和文学思想的发展。对于中国文学和史学思想之民族特性的形成都产生巨大的影响。     

马班史学思想之异

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这两部历史巨著,前者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冲破儒学思想的束缚,抨击暴君酷吏的丑恶;后者则力求“纵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封建统治阶级提供治安良策,巩固维护专制统治。虽然二书均为纪传体,且《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但就它们的史学思想而言,马班之异是十分明显的。从现代的角度而言．我们不得不说．班固的思想水平比不上那位先他一百多年的前辈。     

刘知几的史汉比较研究

刘知几最早最系统地将《史记》与《汉书》作了比较研究，内容涉及到史学目的、史学价值、历史编纂学、语言、缘辞等许多方面。比较中既有肯定《史记》的，又有肯定《汉书》的，但是扬班抑马的倾向是很明显的。这一研究具有创造性，值得研究与借鉴。     

略论汉惠帝的缺位与复位

西汉孝惠帝缺位于司马迁《史记》,而班固在《汉书》中专门为其增立《惠帝纪》,对于这个问题很多学者已经进行了探讨。本文通过《史记》、《汉书》中涉及汉惠帝相关篇目的细读,在史学视角与文学视角进行对比之后,窥见出《史记》发展到《汉书》,史学性增强而文学性减弱。     

《金瓶梅》用字通假二则

《金瓶梅》中“讲欢”是动词,意思是男女欢会,“讲（请）”通“媾”;“绰耀”作动词用,意思是照耀,作形容词,意思是光彩闪烁、光明显赫的样子,“绰”通“焯”。白维国主编的《金瓶梅词典》没有辨明二词中的用字通假现象,因此对上述二词的释义均有不妥之处。     

王通《春秋》学考述

王通是隋唐儒学变革的先行者,他的《春秋》学思想是其整个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一环.通过钩稽《中说》里王通对《春秋》和其接续《春秋》所作的《元经》的论述,我们可以整理出王通的《春秋》观,也可以管窥到已经亡佚的《元经》的大致轮廓（作意、起止、取舍、笔法、义例等）.在对王通的《春秋》学复原后,通过历史比较,我们发现,王通的《春秋》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一则它是唐宋“义法史学”的先驱,二则它是中唐以后《春秋》学研究中“舍传求经”学派的前导.     

从《新史学》到《三十自述》:1902年梁启超的器与道

《新史学》与《三十自述》传递出梁启超在1902年关于学术、政治与天职的思考。作为一位从旧史学阵营中走出来的新史家,梁启超具备了从内部攻击旧史学的动机与能力。《新史学》随处可见对旧史家、旧史书与旧史学的指责,表现出誓与旧史决裂的心意。但《新史学》的撰写意图不是单一的,或者说梁启超凭借此文不止要在史学上有一番大作为。《新史学》还是一篇“谤书”,梁启超口诛笔伐的是包括清廷在内的历代专制君王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旧的政治文化观念。1902年,梁启超激烈批判旧史学,非议帝王政治,其中有理想、有行动,但相较而言,这些都是形而下之“器”。驱使他发出这些言论并不断付诸实践的,是他心中无法抹去的国民责任,或曰天职,这才是他平生所怀抱的“道”。1902年之后,梁启超的大部分时光都在“笔舌生涯”中踽踽独行。尽管梁启超手中之器屡变,心中之道却始终不改。这是梁启超留给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和政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     

《马氏文通》“滋静”字评述

《马氏通》(以F简称《通》)出版于1898年，它是我国最早的，也是最系统的一部语法作，它的出版突破了古法研究只围绕字的音、形、义进行的旧框框，结束丁汉语“有规律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拟而揭示之”的局面(《通·后序》)；它以“字类”、“句读”为重点，以“正名”为总纲，     

《增定二十一史韵》的作者考评及其价值探析

《增定二十一史韵》是清人仲弘道在明人赵南星《史韵》二卷的基础上,补《帝王世纪》、《春秋世纪》、《东西周纪》、《列国世纪》和《秦世纪》在西汉之前,作《明世纪》续于元之后,还补晋时十六国、五代十一国及宋时辽、金、夏,遍及二十一史,并集诗、注、评于一体,文史结合,在文学及史学方面都有较高的价值。本文在点校此书的基础之上考证该书作者赵南星、仲弘道的生平事迹,简单介绍《史韵》一书的版本体例并以具体例证叙述其文学及史学价值。     

《论撰史》与《史通》之比较

《论撰史》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篇史学批评的专文,《史通》则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卢奇安与刘知幾生活在相差5个世纪的不同国度,但是他们二人在历史真实、史书编纂以及史家素养等基本史学理念上却有着诸多相通之处,并且都对西方与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将《论撰史》与《史通》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中西方史学史上诸多理念的异同,有助于深化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     

《三国志·谯周传》“研精六经，尤善书札”辨误

《三国志·谯周传》记载：谯周“研精六经,尤善书札”。“书札”应是“《书》《礼》”之误,依据是：《通志》的《谯周传》“书札”作“《书》《礼》”;从谯周作品及谯周的经学承传来看,作“尤善书札”不舍理,而作“尤善《书》《礼》”则合理;《三国志》中“礼”字多讹为“札”字;“植”字很早就已写作“礼”,而“礼”字与“札”字形近,易致二者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