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兼雅怨”的内涵与曹植诗的“集大成”地位

钟嵘《诗品》对曹植评价最崇高,其中"情兼雅怨"一句,诸家有歧解。作者认为:"情兼雅怨"之"雅",是指《小雅》及其所代表的风格,"怨"是指《楚辞》及其所代表的风格。钟嵘认为五言诗有《国风》《小雅》和《楚辞》三源,曹植诗源出于《国风》,同时兼备《小雅》和《楚辞》的特点,故而最高。这一看法实质上初步确立了曹植诗的"集大成"地位,并得到后世批评家的认可和完善。只是到宋代以后,曹植的诗名和地位骤降,"集大成"的桂冠被杜甫专有。但曹植对于诗歌,从题材到技法、从风格到体式都能集众家之长而又有多方面开拓,从而成为中国诗史上第一位集先秦汉魏诗之大成的诗人,他和杜甫是中国诗史上仅有的两位具有"集大成"地位的诗人。     

《文心雕龙》情采篇简析

《文心雕龙》是南北朝时的一部文论巨著,至今仍有着深刻的影响。本文所论述的"情采"是《文心雕龙》中最重要的美学范畴之一。"情采"一词,一是情,一是采,情在采先。笔者分别从"情""采"及其互相关系这些方面简析刘勰的文艺思想。     

曹植文艺思想及其成因

曹植的文艺思想主要表现在:关于文学价值、文学的社会功用的认识,认识的形成导源于人的自觉所带来的对自身生命价值实现的渴望;关于文质关系的认识,强调作品写情,犹重慷慨悲怨之情,同时须有文采,这与当时社会思想解放,人们普遍重"情"有关,而词采的要求则更多是受赋的影响;关于民间文学的认识,是尚通脱思想影响的结果.     

曹植前后期诗歌比较

曹植是建安时代杰出的作家,他的文学天才为古今学者文人公认,其诗更“粲溢今古,卓尔不群。”然而人们对曹植诗歌的评价并不完全一致,仪以风格特色论,有的称其豪逸,有的称其悲惋,而钟嵘在其《诗品》里则称其“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前人的评价自然有其精妙处,然多极简括,如对曹植诗何处悲怨,何时豪逸,如何“情兼雅怨”等问题,尚乏具体深入的审美分析。本篇试通过曹植前后期诗的比较对此作一探讨。     

曹植前后期弃妇诗赋比较研究

曹植的弃妇诗,其前后期既有共同特点,如善于将抒情与叙事、写景相结合显得词采华茂;同时不同点也是很明显的,如所站的立场不同,前期的曹植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而后期则自拟身份展现其"臣妾意识",还有曹植前后诗风也呈现出相异的风貌。     

一曲壮歌满腔豪情--谈曹植《白马篇》的思想意蕴

曹植，字子建，曹操第三子，曾封陈王。其在文学上的成就，以诗为主，散文也颇为出色。曹植诗以五言为主，从思想内容到艺术风格都代表了建安诗歌的最高成就。钟嵘在《诗品》中对曹植的评价为：“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益今古，卓尔不群。”极尽溢美之词。在建安和曹魏前期诗人中，钟嵘对曹植的评价可谓高矣。     

曹植犯禁出司马门时间地点新证

曹植于何时何地犯禁出司马门,众説纷纭。关于时间,主要有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之说,但却忽略了《魏书·曹植传》＂二十二年,增置邑五千＂的记载,因为以法治国是曹操任魏王后于该年确立的基本国策,如果曹植犯禁出司马门发生在这一年,犯了法还增加封户,则连桓、灵之世也不如,故曹植犯禁出司马门不可能发生在217年,而应在216年5月献帝封曹操为魏王之后的当年之内。关于地点,郦道元在《水经·谷氺注》上所説曹植犯禁出司马门时的景物,如宣阳门、铜驼街等建筑物并不存在,此为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时地名。而从“王者有兵卫,亦卫司马门”上看,曹植犯禁所出司马门,应为邺城魏王宫的西门,《三国志通俗演义》为此提供了佐证。     

曹植文学批评三题——以“缘情”为中心

曹植作为建安之杰,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上都取得了卓绝的成绩。曹植的诗赋取效风骚,情兼雅怨。基于其自身创作经验,以及建安文学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时代风貌,曹植尤其重视文学的情感因素。他所标举的“辞赋小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儒家诗教对文学抒情的束缚；其“愤而成篇”的创作主张,接续并壮大了诗骚以来的抒情传统；他所提出的“大笑吐辞”,体现了建安时期文章娱情的新风尚,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缘情的内涵。曹植的文学批评既出之于他天才的识见,也是汉魏之际思想解放和文学自觉的产物。曹植对文学与情感问题的探讨,为陆机“诗缘情”的提出做了多方面准备。     

《管锥编·杜预序》“尽而不汙”及“五情”说辨析

钱钟书先生《管锥编》考释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所述"五情"(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之说。其再释"尽而不汙"意在修正杜预注,然于"汙"字之训诂,却移甲就乙,误采"夸大"之义,有乖"汙"之本意。其于"五情"逻辑关联之理解亦似过单一;而其将"尽而不汙"与英文表达the whole truth,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相等同,并称"‘五例’者实为‘史家之悬鹄’,非《春秋》所树范",则忽略中国经史交叉的传统与西方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不同史观间之差异,颇有架空东西方思想史脉络之嫌。从钱先生此则考证或可得出以下三点启示:其一,为文小题大做以炫博,而所提问题未必是真;其二,广列群书而失精审,所引之文似未详核原书;其三,中西对比宽泛而欠确切,驰想象而缺反思。     

《曹植新探》若干问题之商榷

《曹植新探》(黄山书社1984年12月第一版。以下简称《新探》)是到目前为止,为数甚少的研究曹植的专著之一.著者对于曹植的为人为文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做了比较全面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已故著名学者余嘉锡先生在其《疑年录稽疑·自序》中云:“书之美恶,不过三四分与八九分之别耳。若曰每着一语,必检群书,沈思博考而后下笔,务令毫发无憾,一字莫能增损,必不可得之数也。故读前人之书,不可惟其说之从。虽眼前经史,亦必覆检愿书,审其是否.又当知其所引据     

中学语文教材中拟声词的修辞功能

<正>拟声饲丰富是汉语的特点之一，古代作家十分重视拟声词的锤炼。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就对运用拟声词作过精辟阐述：“诗人感物，联类无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婉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在优秀作家笔下，拟声词除了本     

文章曹植波澜阔——曹植散文初探

<正> 曹植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钟蝾说:“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①钟氏所论为历代曹集研究者重视,具有一定代表性。惜乎其眼光偏重于曹诗,于曹文则少有论及,论中所谓“文章”亦专指诗歌而言,如后来韩愈《调张籍》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然。历来对曹植诗赋的赞扬不绝于书,但对其文章的称赞则较少,甚而有贬之者。不少选文注家在选录魏晋六朝文时,更有摒曹植之作而不予入选的。曹植诗赋与散文在过去被人们如此抑扬轩轾,无疑是曹集研究中的一件憾事。徐伯     

试论曹植的辞赋

在“俊才云蒸”、“五言腾踊”的建安文学极盛时代,曹植是一位备受推崇,极负盛名的重要作家.刘勰说他“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文心雕龙·才略》).钟嵘说他“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把他比作“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称之为“建安之杰”(《诗品》).此后历代评价,大多本此.但是,人们对曹植的评价、推崇,几乎都是着眼于他的五言和乐府诗歌.至于其他文体,则鲜为人所论及.特别是对他的辞赋,不是语焉不详,约略提及;     

《文心雕龙·情采》辨疑

刘勰《情采》篇论述“情”与“采”的关系,它们属于今人所说的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这一范畴。《情采》篇中的“情”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感性层面的情感因素,一是理性层面的思想因素,这两层含义彼此之间并不排斥,而是相互融合成一个整体。《情采》篇中的“采”指“文采”,其具体内涵有三点：有韵之文的对偶、声律、辞藻;经书等散行文的文采;作品中作家思想感情的色彩。《体性》篇提出“因内而符外”的观点,《情采》篇又提出“言与志反”的看法,这里看似相互抵牾,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刘勰又认为由文辞窥测作者的性情,只能得其大端而已。     

《文心雕龙》“情采”范畴释论

"情采"论是《文心雕龙》文学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之一,它集中体现于《情采》篇的论述之中,但全书的论文思想都以其为贯穿。学界有观点认为"情采"关系等于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关系,这种理解与《情采》篇内容有一定偏离。按《情采》篇本文,刘勰依"情采"论文,是以阐明作家创作的真诚为文、以情驭辞为主旨。刘勰提出作家应怀有真诚的情感,反对竞逐新奇地夸饰文辞,这是"原道"和"宗经"思想在创作论中的具体体现。"情采"在《文心雕龙》中是贯通全书的一条主线,具有创作原则和批评标准的双重意义,刘勰通过"情采"关系的论述,意在矫正文坛上浮艳的风气,建立朴实刚健的文风。     

迭音词的修辞功能

关于迭音词,《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曾有具体切要的评论:“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之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皎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刘勰所举说明《诗经》时代,迭音词已被广泛运用。以后的诗词曲赋,杂剧小说中更是俯拾即是,迭音词深得作家、诗人的注重。下面,从几个方面来谈谈迭音词的修辞作用。     

曹植文艺思想及其成因

曹植的文艺思想主要表现在：关于文学价值、文学的社会功用的认识,认识的形成导源于人的自觉所带来的对自身生命价值实现的渴望;关于文质关系的认识,强调作品写情,犹重慷慨悲怨之情,同时须有文采,这与当时社会思想解放,人们普遍重“情”有关,而词采的要求则更多是受赋的影响;关于民间文学的认识,是尚通脱思想影响的结果。     

论《洛神赋》的创作目的

曹植作品《洛神赋》的创作目的不是古人认为的为思君恋主而作,也非今人主张的不为任何目的而作,而是曹植借用了中国古诗中传统的比兴手法,为表达他当时的忧伤哀痛之情而作。     

浅论曹植的诗歌创作特色

“才高八斗”的曹植因其诗歌而“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钟荣《诗品》)的斐然成就挺立于建安文坛,雄视百代,使千古之下,无数文人为之仰慕。他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而能兼其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阳刚与阴柔的完美结合,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一曹植前朝的诗歌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有一种雄奇之美,也就是所谓的“骨气奇高”,充满阳刚之美。在曹植的笔下,屡屡出现传奇式的英雄———少侠形象。英俊潇洒、武艺高强、济贫扶弱、保国安邦,充满了少壮刚烈之气。《白马篇》中的幽并游侠儿…     

论曹植诗歌的抒情艺术特色

钟嵘《诗品》序说:“陈思为建安之杰。”曹植的诗歌在其文学创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从这个意义上讲,曹植就是以他的诗歌而著称于世的。曹植的诗歌创作,交织着慷慨之情和悲愤之情。他的大部分诗歌叙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他以深沉浓重、浑厚委婉的抒情歌喉加入了建安时代“慷慨悲凉”的文学大合唱,赢得了当时及后世人的敬仰和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