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擅长的四种辟谣方式

有谣言就需要辟谣,幸运的是自媒体也是双刃剑,研究发现,微博辟谣往往走在传统媒体的前面,这一点更值得引起职业传媒人重视.新技术快证真相微博是新技术,与其他在线新技术结合,快速查证与传播真相有特殊优势.     

谣言传播的路径分析——以“泰坦尼克号”被删戏的假新闻为例

谣言,即所谓广泛流传的、未经证实的事实或诠释,人们对此通常的理解是谣言“起于无知”并且“止于公开”,认为真相一出谣言就会崩溃,而本文称为“以假为真”的新式谣言与传统的“信以为真”的谣言有很大的差异,它是“起于智者”、“传于智者”的,并且不会随着真相的出现而失去其传播效力。     

大众视线:

<正>这次,真相跑在了谣言前面据新华社报道,国家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8.0级地震。此次地震发生后不到10分钟,国家地震局就迅速通过新华社向社会发布消息,使公众很快知道了真相,避免了恐慌发生。各地地震局也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向公众发出了权威信息。     

新闻媒体应对网络谣言的角色分析

谣言自古有之,社会危害巨大。新闻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在新形势下如何应对谣言,引导舆论？基于谣言止于智者、谣言止于真相、谣言止于责任的社会认知,本文提出了新闻媒体要为党和人民扮演好“信息检测器”“谣言粉碎机”“舆论导航仪”三大角色。     

九寨沟地震,谣言没跑赢真相

在新媒体环境下,灾难性突发事件常常会引发谣言的传播,这在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雅安地震后的信息传播中可见一斑.今年8月8日,九寨沟发生7.0级地震.地震给当地群众带来了难以挽回的损失,但是令人稍感欣慰的是,这次真相跑在了谣言的前面:晚上九点半地震消息传出,短暂的恐慌过后,夜里十一点左右,笔者朋友圈就被转发的辟谣信息刷屏.     

智能媒体环境下谣言的识别、控制与更正 ——基于算法与用户心理的考察

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演进,事实核查的门槛在逐渐提高,谣言识别的难度日益加大,从“有图有真相”发展为“有视频有真相”,到如今,AI技术的介入使得“视频换脸”技术门槛降低,视频造假也变得轻而易举,传播形式已无法成为辨识信息真伪的关键性证据,如何对谣言进行有效识别和控制,成为智媒体时代网络舆论治理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新媒体环境下的谣言传播与预防——从“抢盐”风波谈起

自古以来,谣言和真相是一对相互纠葛的矛盾统一体,真相一旦露面谣言就会退却,真相迟迟不露面,谣言就会见风蔓延。在当今这个信息传播渠道极为丰富的时代,谣言仍如幽灵般时时闪现,频频影响着人们的行为,给以传播真实、科学的新闻媒体工作者提出了严厉的拷问。发生在今年三月间的＂抢盐＂风潮清晰地为我们演示了谣言从兴起到消失的完整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善信息传播体制的警示范例,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新媒体环境下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的新思路,为社会大众营造一个清明而和谐的舆论空间。     

疫情背景下的网络谣言特征及治理

近两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伴随着疫情蔓延的还有各类网络谣言。网络谣言具有造谣成本低、传播范围大、传播速度快以及监管难度大等特征。疫情中的网络谣言,又具有“事发突然性”“影响重大性”“利益关切性”“传播隐蔽性”等特殊性。针对网络谣言的种种特征,本文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完善法律法规,通过政务新媒体平台、媒体等及时公布真相;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做好“把关人”;网民也应加强媒介素养,共同打造清朗网络空间。     

让政府插上微博的翅膀

事实证明,凡是政府反应滞后、应变迟缓的地区或领域,就会发生谣言比真相跑得还快的"杯具"。唯一有效遏制谣言的手段,就是及时、透明地把真相告知百姓。而政务微博的发布,就为这"及时"二字插上了最快的翅膀     

新时期主流媒体发展事实核查新闻与网络谣言治理

新媒体时代网络谣言泛滥,网络社会面临着虚假信息的困扰。在网络信息化背景下,主流媒体通过推进事实核查新闻,扮演打击网络谣言传播的重要角色。主流媒体的事实核查新闻,具体包含“编辑事实核查”“新闻真相调查”“事实核查新闻”三类实践模式。网络化社会和网络社交媒体是网络谣言传播的温床,当前主流媒体应对网络谣言逐渐陷于困境,发力阻碍及实效存在不足,建议大力发展事实核查新闻,开发高效的应对机制或平台,构筑事实核查新闻的信任基础,以网民路线为制胜法宝。     

“谣言时代”会否否极泰来

在人们不求真实只图新鲜的“后真相”时代,如何治理网络谣言是个大问题. 岁末年初,“年度汉字”“年度热词”盘点如约而至,“刷”“规”“套路”“洪荒之力”“小目标”纷纷上榜,形象地概括了旧年生活的常态,让人一笑而过.而《牛津词典》一改201 5年“emoji表情”的诙谐范儿,恢复了严肃面孔,将2016年度热词颁给了“post-truth(后真相)”,有点见之忘俗、发人深省的意味.     

在战“疫”中提升主流媒体网上传播能力

疫情防控阻击战,也是一场舆论战、信心战、信息战。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流媒体如何扛起责任与担当考验着媒体人。特别是作为主流媒体的党报、党台、党网,怎样适应公众获取信息渠道的变化,加快提升主流媒体网上传播能力,本文结合抗疫报道中媒体的成功案例进行了一些探索。就"主流媒体怎样主动作为,影响新媒体?主流媒体中的新媒体怎样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影响自媒体?媒体怎样正视存在问题,回应群众关切,让真相走在谣言前面?"等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社交媒体媒介暴力的类型、成因与应对

2016年7月23日,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的东北虎园区内,发生了一起老虎伤人事件,该事件中两名游客因为中途下车遭到园内老虎攻击,导致一死一伤。这一事件经新闻媒体报道后引起网友们广泛的关注,在未明真相的情况下,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出现各种版本的老虎伤人“真相”,有说是因为夫妻吵架误下车受老虎攻击的、有说以为到达安全区域下车遭到老虎攻击等。事件当事人被人肉搜索,个人隐私被泄露,同一时间还放出“伤人老虎可能被处决”等谣言,充分暴露了社交媒体媒介暴力的负面影响。     

公共事件传播中的真相缺失问题探析—以“李刚事件”为例

当下中国公共事件的信息传播往往会出现真相缺失的问题.在公共事件发生以后,由于正常的信息机制不透明,不仅会出现谣言盛行、真相缺失的情况,甚至会出现在真相出现的情况下,仍然会被舆论所忽视.本文分别从受众、新的传播技术和主流媒体三方面对该现象进行分析,以期从中找出在当下公共事件的传播中真相缺失的原因所在,为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     

当谣言邂逅微博,是自净还是泛滥——自媒体环境下微博谣言的传播学分析及辟谣方略

自媒体环境下谣言借助微博传播,用谣言倒逼真相的说法甚嚣尘上,微博对谣言是自净还是泛滥,莫衷一是。本文从传播学专业视角分析微博谣言的传播机制,理性看待微博的工具性作用,即能传谣也能辟谣。同时对谣言产生后微博如何进行消解谣言、舆论引导、净化传播环境提出意见和建议。     

关于社交媒体中媒介伦理问题的反思——以“重庆时代天街杀人案”为例

当今时代,越来越多的信息获取让传播的方式发生了变革,也开始进入“后真相时代”。本文通过对“重庆时代天街杀人案”的回顾与剖析发现,目前在新闻信息的传播中,社交媒体更在意新闻的时效性而不加求证,忽视了新闻的真实性,同时,虚假的信息也带来越来越多的谣言。本文试图从新闻伦理的特点以及新闻专业主义出发来建构现行社交媒体的健康伦理。     

危机事件中网络谣言的理性追责问题

危机事件中脱离真相或事实的网络谣言因为强烈归因心理支配而难以避免,该类谣言区别于其他类型谣言,其承载着特殊价值,即它是基于公众利益诉求的知情权的直接反映。基于合理、合法利益的诉求或保护而产生的知情权,应该属于宪法性权利,在法益衡量中理应处优先地位。危机事件中的谣言应以行政处罚为主,且充分考量官方渠道信息公开是否及时、透明的因素,谣言处罚应以信息封锁行为的处罚为要件。对于确由保守秘密的实际工作需要而不公开信息,政府应承担举证责任以证明拒绝告知的合理性。对谣言的刑事惩治只宜作为谣言治理的补充手段,刑事责任的追究应该设置苛刻条件,谣言后果足以明显威胁危机处置措施的有效性,或者谣言已经演变为典型政治意识形态属性的反国家利益、主权利益舆论,而言论后果性质的判断应依据“多数人标准”。     

辟谣之辟谣二则

谣言其实是个中性词,指不根无稽的消息;辟谣就是说明真相,驳斥谣言。然而,真实是不易认知的,错误人人都难免,所以需要对辟谣进行辟谣,好比医家的以毒攻毒。当然,别有用心者的谣言或辟谣自当作别论。1吴德铎是傅雷的老朋友,傅雷说他“对谁都是太厚道”(见傅敏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傅雷文集·书信卷》152页,参看151、171页)。1992     

“意见领袖”对谣言传播的影响及其应对措施

谣言是传播学中的重要概念,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谣言信息层出不穷,逐渐形成了规模空前的“信息疫情”。而在谣言传播过程中,往往存在着一个主导谣言传播的人物即“意见领袖”。“意见领袖”在谣言传播过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受众主要的信息源;他们对于信息的筛选、传播等行为,在一定层面上直接决定了信息接收者的生活方式以及心理状态。因此本文从疫情期间“意见领袖”在媒体平台主要以人际裙带关系的方式进行谣言散布和传播为例,分析其影响并且提出整治措施,以期为今后社会突发性事件的谣言传播治理提供参考。     

从网络谣言的发展看网络舆论的演变——以“艾滋女”事件为例

通过对一起恶意网络谣言的分析发现,在网络谣言阶段中,网民舆论由于受到负面情绪影响而表现出“讽刺受害人”倾向;在谣言澄清阶段网民舆论开始向“同情受害者”转变,而网络印刻效应可以作为解释网络论坛舆论发生、转变的一种理论依据。